“做足校這些年，我看見很多孩子家庭條件不好但很有天賦，能吃苦，這種情況很普遍，碰到這樣的我就只能不收錢唄。我這個足校碰到的最大困難，是家長或者說整個社會對足球認識的問題，這可以說是目前整個中國足球想要更上一層樓面臨的關鍵問題。”       

和很多人將“假賭黑”視為中國足球的“頭號毒瘤”相比，馬明宇有著自己不同的觀點，“假球、黑哨、賭球，可以說有足球的地方這些東西就會存在，我們可以通過司法介入的手段來打擊這些現象，但職業化初期這十年左右時間，足球的根基——青少年培養體系一下子消失了。”

        成都火車南站附近的一家五星級酒店，44歲的馬明宇一身休閑裝扮走進大堂吧，20年前還是這座城市寵兒的他，現在看上去就像一個普通人，馬兒點了一杯檸檬水，和澎湃記者聊了起來。采訪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有人恰巧路過認出他打了一個招呼，“現在經常能碰上喜歡你的球迷嗎？”對于這個問題，馬兒擺了擺手，“哪兒喲，職業聯賽剛開始那會兒，在成都走到哪兒都有球迷包圍著。”

　　全興隊球星、國家隊隊長、甲A聯賽、世界杯……時間帶走了馬明宇身上的光環，現在的他回到了幕布后，就像他所從事的事業——培養青少年球員一樣。從舞臺最中間的“演員”到幕后工作者，不知不覺馬明宇已經當了12年馬校長。一個輪回，他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著自己與足球的緣分。

杜絕“假賭黑”，不代表中國足球能提高

       4月中旬電話澎湃記者約馬明宇采訪的時候，電話那頭的聲音有些嘈雜，“我正在廬山參加一個校園足球的活動，等回到成都再約一個時間吧。”大家都說，馬兒是個低調的人。在當初的四川全興隊，“大俠”魏群和姚夏的擁躉數量超過馬兒，蜀中諺語“嫁人要嫁魏大俠,生娃當如小姚夏”中就沒有馬明宇的段子。

　　但馬明宇卻又是中國足球當仁不讓的代表人物。2002年6月4日，韓國光州體育場，佩戴隊長袖標的馬明宇和他的隊友們完成了與世界杯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這一年之于馬明宇同樣有些特殊——年初他投資入股的影樓在成都開幕，馬明宇球員外多了一個商人的身份；世界杯結束后，馬明宇創辦了自己的足球學校，足校校長，這是屬于馬明宇的第三重身份。

       很多人對馬明宇過去12年時間蟄伏足球學校和娃娃們打交道頗為惋惜，“你的很多隊友們都做教練了，你卻選擇辦足校，這是為什么？”馬兒告訴記者很多人問過他這樣的問題，他說自己也曾認真考慮過個中原因，最后的答案是，“我的性格不適合當教練。”馬兒認為這和他踢球時的位置有關，“你看我打中場，就是承上啟下，做一下協調工作嘛！我更加適合的是做管理工作，比方說管理足球學校，時不時和小球員說說話、談談心。”

　   馬兒讓服務員往他的杯子中加了一些熱水，他咽了一大口水潤了一下嗓子，努力讓自己的思緒回到那艱難的12年前，“大家都覺得世界杯后中國足球開始走下坡路了，實際上2002年之前中國足球已經有了很多不好的現象，只是沒有得到糾正，以至于我們在世界杯后開始慢慢還債。”

　　和很多人將“假賭黑”視為中國足球的“頭號毒瘤”相比，馬明宇有著自己不同的觀點，“假球、黑哨、賭球，可以說有足球的地方這些東西就會存在，我們可以通過司法介入的手段來打擊這些現象，事實上2009年我們也這樣做了，問題是‘假賭黑’基本杜絕，并不意味足球水平就可以提高。職業化初期這十年左右時間，足球的根基——青少年培養體系一下子消失了，從某種程度上說，改革（足球職業化）有好的地方，但也會付出代價。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說到這里馬兒嘆了一口氣。

　　對于馬明宇這一代經歷過從少體校到體工隊最后進入職業隊整個過程的球員來說，他們最容易發現金字塔最底層的問題，“青少年培養推向市場，可能是職業化初期俱樂部經營者也不明白，他們肯定更關注一線隊忽略了青少年，我還記得我們那個年代體校、體工隊踢球的人有很多，到了職業聯賽開始后這個培養模式沒了，人才就越來越少。”

　　他印象很深的一個細節是，“以前全興隊從外地買了一些球員希望可以新老接替，但后來發現還是魏群、姚夏、鄒侑根和我幾個打，大家都說我們壓了下面的球員，但其實問題在于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實力頂掉老球員。國外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因為踢球的人多啊。所以我想辦一個足球學校好好培養青少年，正好我的一個親戚以前在上海也辦過足校，我們就在2002年把這件事情給做起來了。”

搞足校就是要賠本的，但賠錢也要收好苗子

　　12年，一個輪回，2008年地震后馬明宇的足球學校經歷過一次遷址，如今坐落在距離成都市30多公里的溫江，這座足校占地兩百多畝，有4塊足球場地，最多時有170多名學生。

       當澎湃記者到達溫江，看見學校大門停著一輛寫著“明宇足球俱樂部”字樣的大巴，大巴看上去略顯破舊，一位工作人員介紹，這是足校剛成立時馬明宇自掏腰包買來用于接送學生的，當時馬兒買了兩輛大巴，負責接送孩子去上文化課以及外出比賽，最遠的一次馬兒把大巴直接開到了北海。后來一輛大巴已經報廢了，剩下的這輛還在為足校“服役”著。

　　總經理唐純的辦公室在辦公樓三樓，下午4點辦公室里面都沒有開燈，略顯昏暗；辦公桌上的電腦是臺式機，顯示屏只有10英寸多點兒，并不是現在普遍的液晶屏，從電腦新舊程度上看，至少用了5年以上；孩子們踢球的人工球場倒還算工整，只不過踢的足球有些斑斑點點，球門上的網線也已經基本脫落……

　　校門口墻上印著兩行大字——“四川省溫江區體教結合研究中心”“四川省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2009年馬明宇足校和四川省體育局聯手進行“四川足球未來十年培訓計劃”，這才讓足校擺脫了常年虧損的狀態。通過出戰全運會的方式與當地體育局進行合作，這似乎成為民辦足校得以生存的重要道路，在上海，相同的案例還有根寶足校和幸運星足球俱樂部。

　　“搞足球學校，肯定是虧本的，這是我當初就有過預想的，我做過一些調查，2002年的時候全國足校數量已經開始大規模減少了，我知道做足校肯定是不會有什么收益的。”

        等到足校真正運營起來，馬兒發現這條路的困難性遠超想象，剛開始的日子還好一些，馬兒拿起記者放在桌上的紙和筆算了一筆賬，“剛開始我記得有170個學生，每個學生一個月收費1100元，這包括學費和食宿費在內的一切費用，一年下來學校的進賬是224萬元，這勉強可以達到收支平衡。”沒過幾年足校就開始入不敷出了，因為足球不景氣，很多家長不愿送小孩來踢球，“我就開始降低學費，碰上真正好的苗子甚至不要錢。”

足校里最有特色的是一張明宇俱樂部企業文化的海報。澎湃記者 宋承良 圖

有人挖角我的球員，氣憤但無力改變

　　收入在減少，支出在增加，這是因為小球員到了15歲開始就要參加全國比賽，“一個隊一年要花60萬元左右，15歲和17歲兩個隊至少就是100萬元。”馬明宇回憶，在2005年至2007年這幾年時間，足校每年都處在嚴重虧損狀態，“我自己做生意賺的錢補貼一點，然后還有好幾個朋友再幫助一點，就這樣撐下來的。還好后來省體育局給了我們很大幫助，每年給我們一筆固定資金，足校的生存問題才算是解決了。”

　　“從長遠看，我覺得應該有辦法實現盈利，如果能夠培養出一個真正的球星，會獲得很大回報，但這是一個很長的周期。”馬明宇曾經設想過在這個產業中獲得一定收獲，但整個行業并不規范的現狀，對于他這樣一個小規模的足校來說影響很大，“我們比不了那些條件好的職業隊足校，有些地方說通家長把孩子帶走，我也知道孩子踢球不容易，總不見得硬不放人吧。”馬兒對于這樣的情況很是無奈，甚至有點氣憤，但他并無法改變。

　　這些年從足校中走出的球員有的已經打上了職業聯賽，如今綠城陣中的陳中流、謝鵬飛和羅競都是出自于足校，不過這三人離開足校早，馬明宇并沒有獲得類似培養費之類的收益。

家長的理解，是延續足球血脈的關鍵

　　在省體育局的幫助下，馬兒已經可以不為足校的生計問題發愁，“只要俱樂部過得去，就可以了，錢可以解決的事情，都不叫事情，我一直沒有把之前幾年的經濟困難看得多嚴重，我這個足校過去這些年碰到的最大困難，是家長或者說整個社會對足球認識的問題，這也可以說是目前整個中國足球想要更上一層樓面臨的關鍵問題。”

      馬兒講述了自己曾經遇到過的一些往事，“有小孩踢球還不錯，家長就問我送到你這兒來，以后你能不能給培養進國家隊？我說這個真沒法保證，成材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你必須得理解，但我能保證會盡最大努力讓你的孩子成材。”

　　類似這種急功近利的案例不是單獨存在，還有家長直到孩子12歲上了初中才送來踢球，一問原因才知道原來孩子讀書成績跟不上了，家長覺得既然孩子讀書不行，那不如去踢球吧，“沒有小時候的興趣養成和基礎培養，到了十幾歲踢球哪里還來得及，已經晚了，但家長根本不知道也不懂得這些。我也不好和家長說太多，否則不是打擊別人嘛！”

      馬明宇認為在孩子踢球的過程中家長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娃娃六七歲懂什么？肯定聽家長的，如果家長對足球的理解不能提高，那就很麻煩。”

　　“如果你有孩子，會讓他走踢球這條路嗎？”說到一半馬兒突然反問道，他說這個問題自己曾經在飯局上拋給過很多人，因為他自己曾被無數次問及“為什么中國足球上不去”這個問題，“愿意讓孩子踢球的家長寥寥，光抱怨不如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對吧。”

       采訪結束后，在把澎湃記者從學校送往長途汽車站的途中，在學校工作十幾年的司機感慨，“我當初沒有想到馬明宇做足校會有那么長時間，他堅持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