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于教師們而言，人們期望他們熱愛自己的職業、愛他們的學生、同事、大學以及所傳授的一切知識。但是，這種熱愛必須是脫離物質條件的，當教師們試圖提高自己的工作條件時，領導層就會用“我們都是家人”、“批評工作場所、建立組織來改善工作條件的員工是自私的、忘恩負義的人，他們并不真正熱愛自己的工作”等話語來遏制教育工作者爭取權利的勢頭。這種問題并不僅僅局限在教育行業中，諸如藝術與護理行業中也充斥著此類情況。本文通過摘錄莎拉·賈菲（Sarah Jaffe）的新書《工作不會回報你愛：對工作的投入如何讓我們感到被剝削、疲憊和孤獨》，來提醒工作者去思考這一重要的問題：我對工作的熱愛能否與不公平的工作環境分開？本文原載于《洛杉磯書評》；作者Maggie Levantovskaya是舊金山灣區的作家、編輯和教授。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愛是我工作的必要條件。人們期望我愛我的學生、我的同事、我的大學和我的職業。這種愛必須是純潔的，絕不能以我的工作條件為基礎。然而，偶然性一直是我在學術界經歷的“決定性特征”，自從近10年前獲得博士學位以來，我在學術界的工作一直不穩定。事實上，我的處境越不穩定，我就越感到壓力，要去表白我的愛，來證明我配得上這份偶然的工作。為了改善我們的工作條件，我和同事們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組織了一個工會。在我作為組織者組織的第一次活動中，我聽到一位高層管理人員說，我們不需要工會，因為“我們是一個家庭”。在理想情況下，這種關系是由愛來定義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是一家人”是一種如此虛偽的說法，以至于那些尋求團結的人會拿“施虐的”和“不正常的”家庭來開這個說法的玩笑。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雇主用愛的語言來扼殺員工為爭取勞動正義而作出的斗爭，那么這個雇主真的愛他的員工嗎？

莎拉·賈菲（Sarah Jaffe）的新書《工作不會回報你愛：對工作的投入如何讓我們感到被剝削、疲憊和孤獨》對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這是所有工人都需要聽到的、發人深省的答案。滲透在我們工作文化中的，充滿愛、激情和關懷的語言，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覺；認為如果我們足夠努力，就會得到晉升、找到歸屬感、建立親密感并且找到自我價值。賈菲的書旨在表明，這種語言不僅有助于“建立和加強”我們對工作場所、職業或雇主的情感依戀，而且也是在為帶有壓迫性的工作環境辯護。“工作是愛”的修辭是經濟剝削的有力武器，被管理階層和缺乏階級意識的工人所使用。

賈菲曾是《In These Times》雜志的特約撰稿人，長期撰寫有關勞工、抗議運動和草根組織的文章。她的上一本書《必要的麻煩：反抗的美國人（2016）》探討了占領運動和茶黨等分裂主義運動的出現，并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分析這些問題。在《工作不會回報你愛》一書中，賈菲將她的目光聚焦在各個經濟部門的工人身上，他們都被迫與自己的勞動疏遠，但卻被期望在勞動的同時愛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在這個過程中，她定義了一種風氣，對于任何聽過“愛的勞動”、“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使命”、“熱愛你所做的事，你這輩子都不會工作一天”等陳詞濫調的人來說，他們已經很熟悉這種風氣了。

賈菲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背景下，“工作是愛”的理念通過推廣以下這些，或與之相似的概念來阻礙階級斗爭：社會上所有成員都有義務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未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是極少數的，是個人的問題；一些形式的勞動，包括護理工作，不需要專業訓練，而是從包括愛在內的、所謂天生的能力延伸出來的；那些在愛和犧牲的框架下工作的人，一定不是出于經濟動機而工作，即使他們的真正動機是為了養家糊口；那些批評工作場所、建立組織來改善工作條件的員工是自私的、忘恩負義的人，他們并不真正熱愛自己的工作。

“工作是愛”的言論是無孔不入的，也是隱蔽的。正如賈菲在她的結論中所說，在為這本書進行研究時，她與不同職業的工作者做了交談：“演員、理發師、調酒師、治療師、社會工作者、博物館職員、律師、護士、政治組織者、民選官員和記者。”由于無法涵蓋所有行業，她選擇把重點放在已經被認為是“愛的勞動”的職業上，比如教學、藝術和護理，以及不太需要建立聯系的工作，如科技和零售。重要的是，她從傳統上屬于“女性化且無報酬的工作”開始研究：照顧孩子。長期以來，照看孩子和做家務一直被認為是勞動力市場之外的義務，以及愛的表達，盡管它們造成了性別工資差距和失業。賈菲的分析是基于對英國一位收入不穩定的藝術家和單身母親的采訪，以及對由民主黨總統簽署的、成為了法律，并被兩黨支持的“福利改革”的討論。她認為，正是那些旨在履行“維護工作和家庭倫理的雙重責任”的法律和制度，使單親父母和家庭的保障變得脆弱不堪，并使“在家里的勞動實際上不是勞動”的觀念得以延續。

即使是關于有償護理的工作，愛和勞動的界限也很模糊。在與紐約的一名女性托兒工作者交談時，賈菲了解到：雇主們“并不把她當作有專業育兒經驗的技術工人。”大多數育兒工作，無論是有償的還是無償的，都是由女性完成的，所以難怪人們普遍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工作，沒有權威性也不值得尊重。這就是“親密勞動”的問題，賈菲提醒道：即使得到補償，“它也觸及了我們認為應該‘為愛而做的事情’和‘為錢而做的事情’之間的邊界。”此外，作為在雇主家中工作的雇員，護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通常是非法移民）很難了解自己的權利、建立組織和為自己談判出一份公平的合同（如果雇主同意與他們簽署合同的話）。但是困難并不意味著不可能。許多為他們所在的州工作的家庭護工都加入了工會，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IU）代表了“約70萬人”。賈菲所追蹤的兒童保育工作者并不為所在州工作，但她也通過與全國家庭傭工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合作，找到了實際的支持、社區、同時被賦予了權力。新冠只是澄清了家務勞動的價值。正如賈菲的采訪對象所說，“如果家庭傭工不去上班，那么大多數勞動力就不能去上班。我熱愛我的工作，因為我的工作是將社會連在一起的絲線，使所有其他的工作成為可能。”不幸的是，除了感謝，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回報這些工作者的愛。

《工作不會回報你愛》的一大優勢是它致力于追溯它所審查的職業的相關勞動歷史。例如，一些讀者可能會驚訝地發現，非營利部門是另一個經濟分配不公和工會破碎的地方。賈菲指出，在美國，制度化的非營利性工作是從獨立富人組織的慈善工作演變而來的。根據賈菲的資料，現在非營利部門是1230萬美國人謀生的地方，我們發現，公司讓員工與他們服務的社區對立。當非營利組織的員工“要求更高的工資或組織罷工或威脅罷工時，他們被指責不夠關心（工作），且忽視自己的工作，這并不罕見。”書中最令人震驚的例子也許是“工作是愛”的武器化和意識形態的虛偽，賈菲追蹤了PPRM（洛基山脈計劃生育組織）工人的勞動斗爭，他們面對了來自一個以服務社區、賦予個人生殖選擇和以關懷為榮的組織的“咄咄逼人的反工會運動”。即使在工人們贏得了選舉之后，洛基山脈計劃生育組織還向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NLRB）提出了上訴，不過最終還是通過與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IU）的協議撤回了上訴。盡管取得了這場勝利，或者說因為這場勝利來之不易，賈菲追蹤的健康助理和組織者最終還是辭去了工作，她無法繼續與那些“不相信她應該得到生活費”的人一起工作。換句話說，她的工作，并沒有回愛她。

但是，賈菲在她的書中強調了慈善組織的另一個問題——“他們的資金來自那些非營利組織可能正在努力打擊的剝削。”我目睹了對那些“對剝削工人和環境產生的資本捐贈說不的人”的強烈反應。我的大學收到了科赫基金會（Koch Foundation）的一筆巨額捐贈，社區游說他們收回這筆捐款，結果卻被人說我們不關心那些可能會錯過創業機會的學生，也被人說我們不關心學校的社會正義使命，據稱學校可以用這筆資金進一步推進“社會正義使命”。而對于基金會試圖為自己的名聲洗白的自私、缺乏關懷和貪婪，卻只字未提。

雖然“工作是愛”的修辭通常是針對工人的，但它也可以被戰略性地用于組織目的，這可以在賈菲對公立學校教師的案例研究中看到。正如賈菲解釋的那樣，他們是“愛的終極勞動者”。他們也不太可能為了更好的報酬而轉行，這只會助長這樣一種說法：即犧牲是教學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物質需求的討論只會玷污這個職業。當涉及到關于教學和薪酬的公眾討論時，在教師“為了錢”或“為了對學生的愛”的倡導下，非此即彼的謬論非常強烈。這種風氣被充分地體現在一個現在臭名昭著的迷因（memes）中：“教師教書不是為了收入（income），老師教書是為了結果（outcome）。”賈菲關注斗爭，并發現斗爭總是與困難和抵抗有關，她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證明這一點。從2012年芝加哥教師罷工開始，工會通過訴諸教師與當地社區的關系，以及他們作為監護人的角色來翻轉敘事。當工會在全美各地的罷工中使用“我們的工作條件就是我們學生的學習條件”的口號時；他們提出，要教育和關愛學生，離不開對教師的物質關懷。當2019年，洛杉磯教師罷工達成新合同， 他們讓學區不僅給他們加了6%的薪水，還“降低班級規模，在每所學校安排一名護士，減少50%的標準化測試，雇傭更多的輔導員，投資更多的校園綠地，（以及）減少隨機搜查”。如果沒有集體談判的力量和教師作為“愛的勞動者的形象”的影響，很難想象他們可以取得這樣的勝利。

在我自己組織的工作中，我經常呼吁“工作是愛”的精神。我在演講和發言中都以 "我愛我的工作 "開頭。對于說這句話，我一直覺得很矛盾。不管我對我的工作是否真的有感情，我知道我說出這些話，是為了讓我的同事、學生和管理者相信，我不是一個貪婪和自以為是的人，我不是一個“異教徒”。賈菲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講述與我處境相似甚至更差的大學教師。她提醒我們，教授曾經是“美國最后一份好工作”。對于一個不斷萎縮的學者階層（主要是白人和男性）來說，這仍然是事實。然而，這種特權是建立在學術零工（占學術勞動力75%以上的兼職教授）的基礎上的。沒有簡單或快速的方法來扭轉這種趨勢，但不去嘗試是不能接受的。所有行業的工人，包括護理工作、零售、醫療保健和技術部門的工人，必須繼續團結起來，建立團結，反對新自由主義剝削。這是賈菲書中隱含的戰斗號召。讀到這里，很可能會有人疑惑：難道我就不能熱愛我的工作嗎？但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更好的問題是：我對工作的熱愛能否與不公平的工作環境分開？現在正是我們開始改變這些狀況的時候，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在其他地方尋找愛，無論是在公共藝術空間閑逛，花時間與我們真正的家人，或在糾察線上跳舞。但在工作中尋找愛，就是在錯誤的地方尋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