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3日早上，張釗貽兄發來一條微信，告知：“驚悉黎志剛于昨晚(22號)因肺癌去世，澳洲又失去一中國研究學者。”得知這一噩耗，簡直不敢相信！我在月初才與他通過電話，當時他說話確實顯得比較微弱，也伴有咳嗽，我僅囑他要多注意保養，沒有想得太多，因為這種現象此前也曾有過，以為是因季節變換而起，并未在意。驟然間聽得這個消息，太出乎意料了！

我是在1990年代上半期通過釗貽兄而與志剛兄相識。1990年，我到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讀博，因查找資料而常去悉尼大學圖書館。在此與正在圖書館兼職同時也正在該大學讀博的釗貽兄相識，得其指點和協助而查找到許多研究資料。1992年，我轉到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思大學繼續讀博，直到1995年底完成博士論文。好像在此之前一兩年，釗貽兄獲得昆士蘭大學中文系教職，來到布里斯班；而我則在1996年也去到南昆士蘭大學做博士后。大約就在這段時間里，在某個場合經釗貽兄介紹得與志剛兄相識，他也是跟釗貽兄差不多的時候來到昆士蘭大學歷史系任職。畢竟都是念歷史出身，我們也就有了共同話題。

但當時我們之間并沒有就學術問題有較多的溝通，原因是我結束南昆大的工作后，并未能在澳洲拿到一份教職或研究工作，為生存計，便在1990年代末開始自謀職業。事實上，我也就不得不離開了學術研究。

此后的幾年時間里，我除了做小生意外，還參與當地華人社區活動。原因在于此前我在國內讀研時專業為東南亞歷史，自然也兼及華僑史，對海外華人的問題算得上有一些了解，現在自己也成了海外華人，遂自覺和不自覺地參與到成立以當時來自大陸的新移民社團及組織推廣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活動中。2005年我在華人社區組織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活動，也請志剛兄參加作為講者。之后因在查檔過程中，我了解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有一批中國戰俘被日軍強行運送到南太平洋海島做苦工，于是花幾年時間將相關檔案收集整理，并在2011年出版《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始末》。在收集上述檔案過程中，我也碰到了大量民國時期從中國來到澳洲的留學生檔案，遂著手對其整理分類和研究，準備出版。由是，盡管是作為獨立研究人員，也就與國內從事澳大利亞研究的學者多所聯絡，算是業余時間回歸于學術研究。

也是在上述這段時間里，志剛兄了解到我做戰俘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并在該書出版后，推薦給他的學生閱讀，大力宣傳。不僅如此，他還盡可能地將我吸納進入他的研究群里，共同參與相關學術研究，并把我推薦給他的學術界朋友和同仁，總是設法為我回歸學術研究創造條件。下面是這方面的幾個例子。

志剛兄知道我的博士論文是與抗戰有關，涉及抗戰前桂系從地方主義到國家主義的嬗變，而他知識淵博，涉及面廣，對戰爭方面的研究極感興趣。于是，大約在2012年下半年，他幾次跟我談起，想在昆士蘭大學組織一次與戰爭相關的國際研討會，希望我參與并為此提供意見。因我剛剛做完戰俘的研究，覺得戰爭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巨大，建議從這方面著手?？赡苓@與他提倡的重視生活史的研究方向吻合，他便在次年主持召開了“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研討會，邀請了加拿大、日本和中國臺灣、香港的學者前來與澳大利亞學者一起出席。我也得以利用這個機會參會，學習和提高自己。

志剛兄對華商研究有很高造詣。知道我在做民國時期赴澳留學生研究后，也鼓勵我進入這一領域。而我在整理分類和研究這些留學生時，也盡可能地將其父輩所從事和經營的生意和企業情況予以梳理。志剛兄認為，此中梳理和介紹會對研究澳大利亞華商感興趣的學者極有用處，將會為其對華商及其網絡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極力鼓勵我在這方面多做一些。他還說，你就是華商，人家以后也會研究你。因為我當時經營一家旅館，自然是小商人。他說，若干年后甚至就是現在，人們研究二十世紀末在澳新移民的經商情況時，顯然就跟我現在關注民國時期的在澳華商經營情況一樣。確實如此，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澳大利亞華商社會，就是由遍布城鄉的來自中國之大大小小的生意人組成。他的鼓勵，對我做好民國赴澳留學生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2016年，我計劃在布里斯班華人社區舉辦一個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座談會，請志剛兄作為主講嘉賓。對于當地華人社區的相關活動，他總是積極參與，這次也不例外。而且，他還與我策劃，將日期妥善安排，利用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教授和肖如平教授來訪澳洲之便，也將他們一起請來作為主講嘉賓，使這次座談會兼具學術性，活動非常成功。不僅如此，他還協助將此次活動進一步深化。我們再通過悉尼僑領的組織和安排，在布里斯班活動結束兩日后，再到悉尼華人社區舉辦一場同樣性質的紀念座談會，由他和陳紅民兄及肖如平兄一起主講，來自悉尼華人社區各社團機構的500多精英人士參會，非常成功。沒有志剛兄的策劃與協調，能把一次社區組織的紀念座談會做得如此專業和成功，是無法想象的。

2018年3月，前昆士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葉富強(左二)從香港返回布里斯班，本文作者(左一)和董遵圻博士夫婦(后排)、侯玉梅(中間，葉教授老友之女兒)和黎志剛教授夫婦一起小聚合影

志剛兄在學術界朋友眾多，總是誠懇待人，樂于助人。即便是像我這樣的已經逸出學術研究的獨立人士，也總是給予鼓勵，助力于我回歸學術領域。我每做出一點點成績，他就極力贊賞，并設法把我推薦給他的學術界朋友。我們同住在一個城市，以前也總是有很多機會見面，除了學術，自然也談天說地，他會披露自己的研究計劃和對某個領域問題的認識，也會談及他學術界朋友的新作及趣聞軼事。尤其是在前幾年，我經營的那間旅館就在昆士蘭大學附近，他經常在下班路過時，與夫人佩貞一起進來小坐閑聊。此情此景，恍如昨日。但因2020年初非典病毒全球蔓延，導致澳洲幾次封城，民眾聚會受到極大限制，我們就失去了見面相聚的機會，只能依靠電話和微信聯絡。本月初與他通電話時，他還問起我的民國粵人赴澳留學檔案研究系列是否已經出版；得知書已經出廠，他表示希望能盡快獲得一套，我答應說一定會給他的。當然，這需要一些時間，就跟去年出版的27卷本《新西蘭華僑抗戰史料：中國大事周刊》一樣，他到現在也沒有收到。

我想，最近澳洲疫情緩解，也已經開始給年長人士注射疫苗，想來我們又可以見面相聚了。但沒成想，志剛兄卻在這個時候突然離去，怎不痛心！正如釗貽兄所言，澳洲由此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中國研究學者！于我而言，則是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再無法與他相聚聊天，討教解惑！

愿在天國的志剛兄，繼續遨游環宇，也仍然關注著他深愛的學術和書籍！

2021.04.25

布里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