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是黨的誕生地和初心始發地。

百年以來，上海不斷地改革探索、創新實踐，成為全世界看中國的一個窗口、一面旗幟。

2021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追溯百年時光，探訪革命舊址，巡禮紅色場館，尋蹤秘密電臺，鉤沉革命刊物，解密紅色特工，重讀左聯人物……即日起，重磅推出“紅色上海·初心之路”系列報道。

2021年2月22日，上海福寧路99弄。  本文圖均為 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鄒佳雯 圖（除署名外）

“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壓迫著在做工……”發表于85年前的《包身工》，至今讀來仍令人發指。

上海福寧路99弄正是作者夏衍取材的地方，當時這里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宿舍，現在則是居民社區。

“阿拉媽，十二三歲從蘇北過來，那時候就是前面紗廠的‘包身工’。”小區小賣部的張先生在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他指了一下99弄的大門，“紗廠的大門正對著我們小區門，就隔條馬路。后來這邊就變成國棉十五廠十六廠的員工宿舍了。”

1936年，《包身工》發表后引起社會震動，并被夏衍看作“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視，且或許能夠傳得下去的作品”。夏衍的作品遠不止于此，他不僅是一位作家，還是譯者、劇作家、報人……而且是一個革命者。

夏衍與蔡叔厚在上海。右為夏衍，左為蔡叔厚（攝于1930年代）夏衍舊居 供圖

翻譯高爾基《母親》

在上海，余杭路是一條不起眼的小馬路。

2021年2月21日，上海東余杭路。據附近居民說，當年余杭路轉角處的房屋樣式與如今的如出一轍，是1925年建造的。

近百年前，這條小馬路的一端開著一家雙開間門面，規模不大的紹敦電機公司。面上，這家店做點電料和電機維修的生意；底下，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交通聯絡機關。

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大批共產黨人被屠殺。這個當口，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的夏衍被驅逐回國。

27歲的他來到上海，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在浙江甲種工業學校時高他兩班的同學蔡叔厚，也就是這家紹敦電機公司的老板。

當夏衍帶著行李風塵仆仆地來到這里時，他的老同學正滿手油污，修理一架燒壞了的電動機，抬頭看到夏衍，徑自上前緊緊握住夏衍的手，毫不遲疑地歡迎他入住。

在夏衍的回憶中，他在紹敦電機公司二樓一間臨窗的小房間里，度過了“一個悶熱而無所事事的初夏時節”。蔡叔厚還半開玩笑地問他：“請你當本公司的工程師，怎么樣？”夏衍心不在焉，報之以苦笑，他想做些什么，但除了一日日地讀報，不知道自己還能如何。

直到同住的鄭漢先啟發他：“怕死的要退（黨），要革命的就該進。”于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夏衍加入中國共產黨。

夏衍忙了起來。革命文學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尚處于萌芽階段，誠如魯迅所言“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后，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很多。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并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在文藝朋友們的“鼓動”下，掌握多國語言的夏衍主動擔負起了譯書以宣傳革命思想的任務。

夏衍舊居展示的《母親》譯本 夏衍舊居 供圖

早在日本求學時期，夏衍就為高爾基《母親》中的革命精神打動，匆忙離開日本時，他也沒忘記在行囊中塞進日譯本《母親》。夏衍翻譯《母親》，用了兩種日譯本，間或參考英譯。當時，住在他樓下的作家蔣光慈會俄語，他每譯一章，蔣光慈就根據俄文原版校對一遍。

那段日子里，每天天剛蒙蒙亮，夏衍就起床，稍稍洗漱，坐到窗前桌子邊，專心致志投入翻譯。他規定自己每天必須譯完2000字，再去做其他革命工作。

中譯本《母親》承載了外界諸多期待，翻譯還沒結束，其版權就已為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獲得。

1929年10月和1930年11月，《母親》中譯本上下兩冊先后出版，受歡迎程度遠超夏衍的預期，魯迅稱這本書是“對革命者最合時的書”。此后，這本書雖遭反動派一禁再禁，夏衍也隨著“東躲西藏”的《母親》幾更筆名，但書在群眾中依然廣泛流傳。十多年后，夏衍撰文談及《母親》的流行，“要從這十五年間的中國青年人心里除掉這本書的影響，已經是絕對不可能了。”

開啟電影生涯

到了三十歲上下，夏衍已是一身藏青嗶嘰西裝的行頭，頭發梳得整齊，玳瑁眼鏡，斯斯文文的大學教授模樣。

靠著譯書，他從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小子變為文藝界“窮朋友”中的“富戶”，也從蔡叔厚處輾轉搬到了塘山路業廣里、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

2021年2月21日，上海塘山路業廣里的門頭已被水泥封死。  

地下黨組織根據夏衍的特長和能力，開始讓他更多地進入文化教育界展開工作，他辦報紙、籌左聯、辦劇團，甚至還成了電影編劇。

1932年初夏，夏衍等三位新文藝工作者接下了明星電影公司的邀約。當時，電影界被當作是資本家的領域，復雜而腐敗，充滿了神怪武俠的“庸脂俗粉”。對于要不要讓夏衍三人涉足這樣的“渾水”，左翼文藝工作者們意見并不統一，最后，夏衍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瞿秋白主持的黨的會議上，他聽到了瞿秋白這樣的回復：“我們真應該有自己的電影”。

瞿秋白告訴夏衍他們，在文化藝術領域中，電影是最富群眾性的藝術，要去“取得天下”。

夏衍開啟了自己的電影生涯。要打進電影界內部，沒點手藝怎么行？

于是，在那個時段的上海戲院里，人們經常可以看見一個分外忙碌的“觀眾”——夾著手電筒，一手秒表，一手在小本子上寫寫劃劃——這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這個鏡頭為什么這么用？一個鏡頭用了幾秒或者幾分鐘？“拉片”以外，這位熱情觀眾還利用職務之便鉆進剪接室、跑去導演的拍攝現場，費盡一切心思速成電影學。

1933年的二三月間，電影新人夏衍的首部編劇作品《狂流》完成攝制。這部作品以“九一八”事變長江流域十六省遭空前大水災的真實事件為背景，在銀幕上破天荒反映了中國農村農民群眾的階級斗爭，轟動了當時的影壇。

電影《春蠶》報紙廣告，茅盾原著，夏衍改編。  夏衍舊居 供圖

其后，《春蠶》《女性的吶喊》《脂粉市場》……1930年代的社會現實被搬上大銀幕，使中國電影走出了迷信神怪武俠的風潮。

混入包身工住宿收集資料

1936年6月，《包身工》發表于《光明》雜志。這期雜志的社評直言：“《包身工》可稱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紀錄。”

這篇不足七千字的文稿寫就于1935年秋。是時，上海黨組織遭到了又一次大破壞。夏衍在工廠隱蔽時，想起了最初搞工人運動時遇到的那些慘遭剝削的工人，他重新開始收集包身工的資料。

《包身工》 夏衍舊居 供圖

夏衍換上工裝，先后兩次設法混入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又從3月到5月連做兩個月的“夜工”——他在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從普益里的居所步行十幾里路，趕到福臨路東洋紗廠工房附近，收集女工們上下班的情況。

于是，手腳瘦得像蘆柴棒一樣的小女工，遭拿莫溫毆打又被“東洋婆”面壁罰站的小福子，殘忍冷血的拿摩溫等人，連同他們背后的社會本質問題，化為《包身工》，驚醒社會大眾，掀起又一波浪潮。

1937年12月，上海淪陷后一個寒風刺面的日子，夏衍一早起來收拾行李，在熟睡的孩子額上落下一吻，直奔碼頭去往香港，在那里繼續自己的革命事業。看著渾濁的江面、掛著太陽旗的兵艦，他想著：“中國人民最苦難的時候，我在這里（指上海）耽了十年零七個月。”

夏衍與上海的緣分未盡。1949年，他又回到上海，搬進烏魯木齊路178號，著手新的工作……

（本文資料來源：《夏衍自傳》、《夏衍的生活和文學道路》、《夏衍在虹口的革命生涯地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