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古文，大家讀高中時都學過，叫《五人墓碑記》，明代文學家張溥寫的。它歌頌的是明代天啟年間的五名義士，他們因支持被捕的東林黨人而慘遭殺害。陪葬在五人墓旁的是葛成墓，墓主是萬歷年間蘇州工商業者集體抵制太監收稅的代表人物。

不過，從今天的財政眼光來看，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收稅的一方就必然地不正義，而反對收稅的一方就天然地正義。

事實上，至少從明代中期起，工商業經濟就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可其中的經濟剩余并未成為國家的可稅資源。因此太監收稅事件，恐怕錯的不是收稅，而是收稅的方式；值得關注的也不是皇帝的昏庸與大臣的貪婪，而是明代政治無法從正道解決財政問題，正路不通必然要走歪路。

太監收稅也瘋狂

到了明代中后期，工商業經濟已相當發達。南方的絲綢、瓷器、棉布，北方的棉花、羊毛絨線，貨通全國；借助于與歐洲、日本的外貿，大量白銀流入。在白銀貨幣的幫助下，工商業城鎮不斷興起，專業商人出現，民間尤其東部地區普遍富裕。

可明代初期一開始在財政上就將重心落在對土地征收田賦上，而對工商業實行輕稅政策。朱元璋強調說，“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他將洪武十八年所收商稅數字作為以后的定額，還懷疑那些號稱善于征收商稅的官員剝削商民。于是，自明初開始工商稅幾乎都是定額征收，難以增加。

到了那位著名的不批奏章、不上朝的萬歷皇帝后期，他遇到了突發的財用匱乏問題：一是接連發生戰爭，即有名的萬歷三大征，朝廷分別在寧夏、朝鮮和播州用兵；二是紫禁城中的宮殿接連受災，需要營建。可皇帝要增稅尤其是增加工商稅的想法，受到官僚們的堅決反對，反對的理由也很高大上，那就是祖制不可改、稅重民生苦。其實，明代中期工商業的發展，受益最大的群體就是官僚商人。他們竊取自己所主持的鹽茶馬國家專賣貿易的利潤，運用自己的權力經營商業或給商家提供庇護，分享商業利潤和商業輕稅的好處，甚至有人不惜勾結東南沿海走私集團及倭寇來獲取海貿利潤。前面提到的東林黨人，也有一些正是這樣的官僚商人。

在不可能通過正道對日益發展的工商業征稅的前提下，萬歷皇帝只好派出自己的私臣即太監，到各地去開礦、收工商稅，或者監督地方官員去收工商稅。承擔這些工作的太監，被稱為礦監和稅監。

對于工商稅，帝制時期官僚們不愿意收也收不好，太監們雖然有意愿但也不可能收得好。這些派去收稅的太監，大量使用地方上的惡棍，盡一切可能去敲詐勒索。他們常常“礦不必穴”、“稅不必商”，就是說開礦時并不針對礦穴而威脅要在人家的房屋和祖墳下采礦，以索要好處；收稅時也不管有沒有商業活動，到處設點，盡力搜刮。這些肆無忌憚的收稅行為，在許多地方激起民變，葛成就是其中的代表。可是，用如此高的征稅成本和極大的信譽損失所獲得的收益，太監及其手下占有九成，入公庫者不及一成。

皇室財政的功與過

那么，太監收稅是否具有帝制時期政治中的合法性呢？答案是確實有。在封建帝制時期的財政理念中，天子擁有一切財產，有權對任何財富征稅；而皇室征工商稅，也是有傳統的。這一傳統來自春秋戰國時期，君主將山海池澤等非耕地劃為“禁地”，不再讓民眾免費使用；若要使用，就要繳稅。對于從禁地獲得的出產物或者加工物征稅，最初可能有兩個環節：一是在交通要地設關卡收取“過稅”，二是在市場上收取“住稅”，相當于今天的銷售稅或財產稅。對于鹽、酒、茶等特殊商品，除了征稅外，還可能采用國營或許可的方式來獲得財政收入。

過稅或住稅等構成的工商稅，在形式上與今天的商品稅相似，但在性質上其實是不同的。現代商品稅，實質上是利用公權力對私經濟行為進行征收，具有公共性；過稅或住稅，則是對產權屬于君主的商品進行財政征收，源于私權而非公權，其公共性甚至弱于同時期來自耕地的田賦。因此過稅或住稅在早期屬于皇（王）室財政，而不像田賦那樣屬于國家財政。

對國家財政與皇（王）室財政的區分，至少在戰國時即已出現，在秦代制度上已經明確。漢代繼承了這一做法，國家財政“賦于民”，收入主要為田賦與算賦，由大司農主管，“供軍國之用”；皇室財政主要來自皇室土地收入以及各種工商稅，由少府主管，以作為“私奉養”的“天子之費”。

國家財政與皇室財政分立，在帝制時期有積極的意義，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一方面，它約束君主不去侵蝕國家財政，其支出行為受到皇室財政收入的限制。另一方面，國家財政的運行比較正規，有較為嚴格的制度要求和會計核查，而皇室財政的運行比較靈活，可以利用向國庫撥入內帑、恩賞有功之臣、賑濟特定地區等形式，彌補國家財政制度因剛性而造成的不足。在實踐中，雖然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的區分有時被君主違反，但該原則并沒有動搖。

在后來的發展中，原屬皇室財政的工商稅，有不少慢慢歸于國家財政。比如在明代，有三種屬于過稅的工商稅歸國家財政，即鈔關稅（由戶部對大運河上過關卡的船主征收）、商稅（由各地方官員對經水陸運輸的商品征稅）、竹木抽分（由工部對造船原料征稅）。但是，在北京對進城人員（主要是攜帶農產品入城的農民）征收的過稅，則由太監征收，收入歸皇室財政。由于工商稅傳統上屬于皇室財政，因此萬歷皇帝才可以派出太監去收稅。可是，帝制時期制度設計上本來是用皇室財政的靈活性來彌補國家財政的剛性，但太監收稅事件表明，皇室財政的靈活性帶來了專制性，它嚴重破壞了民眾的財產與人身安全。曾經有助于中華共同體生存與發展的皇室財政制度，日益展現出它猙獰的一面。

因成熟而僵化的帝制時期財政制度

明代財政的根本問題，并不是太監收稅，也不是當時的文人或后人批評的“稅重民窮”。正如黃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正式的平均稅負只有10%左右，而同時期的日本，稅負達到50%。從萬歷年間太監收稅來看，根本問題在于國家的機構與正常的財政不能對日益發展的工商業經濟實現有效的征稅，不能充分動員起帝制時期的財政資源。在國家對稅收有緊急需要時，沒有正路就只能走歪路，而歪路讓所有的人都受損。

明代之所以設計如此的工商稅，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稅收教訓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制國家進入成熟期有關。因為成熟，國家職能轉向內向，不以進取為能，不以擴張為目的，對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為成熟，國家試圖消除一切不確定，采用定額措施去管理財政活動。對屬于自由流動資源的工商業經濟，則采取輕視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沒有必要的保護措施，沒有正規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稅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馬虎和腐敗出名。

那么，沒有國家保護的工商業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一方面，可能是因國家管制的羅網疏松而在數量上有積累，即司馬遷曾經強調的“網疏而民富”； 另一方面，是由官僚自己經營商業或由他們提供庇護而取得發展。由此產生的經濟剩余，大多流入官僚手中，不能成為可推動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有效資本，也不能成為國家的可稅資源。

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斯曾經觀察到，17世紀之后的英國，由于將財政收入基礎建立在工商業經濟基礎上，國家可憑借工商稅收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于是工商業發展與財政收入“同呼吸、共命運”。也因如此，國家頒布了一系列針對商人的產權保護措施與法律體系。這些產權保護措施又進一步推動了英國工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國家的稅收，最終讓英國走向現代國家。

小結

可見，明代萬歷皇帝派太監去收稅，在相當程度上是想分享已經發展起來的工商業經濟剩余。由于明初財政設下的限制以及那些受益于工商業發展的官僚的抵制，萬歷皇帝不能通過國家正式制度征收更多的工商稅，也就沒有機會形成國家財政與民間工商業共同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這是封建帝制時期財政正路不通走歪路帶來的歷史教訓。

（作者劉守剛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財政史、西方財政思想史。著有《財政中國三千年》《中國古代治國理財經典闡釋》《西方財政思想史十六講》《中國財政史十六講》《家財帝國及其現代轉型》《國家成長的財政邏輯》等，主編“財政政治學譯叢”和“財政政治學文叢”兩套叢書，并在得到App上開設音頻課程“中華帝國財政30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