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自稱1894年“深入武漢”一事，學界存在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孫中山的自述可信，另一種則認為純屬虛構。筆者認為不能排除孫中山1894年“深入武漢”的可能性，吸引孫中山赴漢的人物之一應該是張之洞的電報主管梁敦彥。

漢口廣東會館戲院

黃春華的質疑

在1917-1919年寫成的《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寫道：“及予卒業之后，懸壺于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孫中山全集》第6冊第229頁）“北游京津”，顯然是指他與陸皓東一起，前往天津求見李鴻章一事，或曾一度入京。但“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一語，此前從未提及，受到學界質疑也情有可原。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副館長黃春華認為，從句法上看，“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一句似乎是出于語句對仗工整的需要，并不表明他當年確曾到過武漢。黃春華又根據孫中山需要申領出國護照等事宜斷定時間不夠：

自6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這段日子里，他正在為設法取得護照全力以赴，根本沒有心思，也不可能去武漢游歷。……再則孫中山要去武漢必須要途徑上海，從上海至武漢往返所需時間上計算，在如此匆忙的時間里要往返武漢考察似乎不太可能。……自上海至武漢僅在路途上的往返時間即需6天左右，如果孫中山是抱著“以觀長江之形勢”的目的一路考察去武漢的話，他沿途還必須作適當的停留來考察，而且深入武漢后還須作更長時間的停留，而這一切工作在除去了必要的休養時間、去國前必要的準備時間、關注甲午戰爭進展所費時間之后似乎是無法完成的，因為畢竟從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僅有一個月的時間。（黃春華：《對1894年孫中山“深入武漢”一事的質疑》，《江漢論壇》1996年第12期）

“深入武漢”一事，孫中山在1897年《倫敦蒙難記·革命緣起》、1912年《我的回憶》中不著一詞，到1917-1919年突兀地出現，確實讓人起疑，但黃春華認為純粹為了對仗工整而寫，則有些牽強。漢語是一種非常靈活的語言，為了對仗工整，孫中山有很多處理方式，不必虛構“深入武漢”。有證據表明，孫中山這次北上，除上海、天津外，曾在煙臺、海州（連云港）停留。如果只是為了對仗，完全可以用上海、煙臺、海州來湊數，憑空捏造“深入武漢”毫無必要。

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說得很明白，求見李鴻章是要面談考察西方先進農業技術、回國發展農墾事業的計劃。孫中山可能打算請李鴻章幫忙申請總理衙門頒發的護照，應該是因為總理衙門規格高、面子大，他可以用來在檀香山向華僑籌集更多資金。他未能見到李鴻章，最終通過鄭觀應在江海關弄到護照。當時的出國護照發放，主要在各口岸海關辦理，并非一定要向總理衙門申請。此次上書李鴻章，鄭觀應可謂竭力協助，以鄭觀應在上海的官商人脈，幫孫中山向江海關申請護照絕非難事，不必如黃春華所說的那樣需要孫中山“全力以赴”。

黃春華認為，孫中山領得護照的確切時間在9月17日黃海大戰前夕，10月中旬離開上海赴檀香山，大概有一個月，孫中山要考察長江沿岸形勢，沿途必須作適當的逗留，到武漢后更需要停留較長時間，既要做出國前準備、關注甲午戰爭進展，還要留出休息時間，一個月似乎不夠。

1872年《申報》指出，上海到漢口乘坐輪船“為期不過三日”，往返加上候船時間也就10天左右，他足有20天時間自由活動。黃春華說為了“觀長江之形勢”沿途還必須作適當逗留，不免求之過深。觀察長江沿岸形勢，盡可在白天航行時進行，不必每個口岸都上岸；至于休息時間完全不成問題，輪船客艙就是最好的休息場所。一個月時間往返上海、武漢之間，拜會同鄉、考察長江沿岸形勢、隨時留意中日戰爭進展，時間完全足夠。

青年孫中山

梁啟超的記述

從目前史料看，孫中山跟康有為似乎沒有見過面，但康、孫兩派人物曾有過密切交往，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是康門弟子何樹齡。1897年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到省港澳打聽孫中山行蹤時，首先是從康門弟子張玉濤那里得到何樹齡的住址，持陳少白介紹信到廣州找到何樹齡，按何樹齡提供的線索到香港道濟會堂找到孫中山的老師區鳳墀，得以打聽到孫中山的行蹤。1895年，何樹齡致信康有為，將“大清國”叫做“大濁國”，反清之心昭然若揭，正是出于這種立場，他也跟孫派人物有緊密交往。1897-1898年間，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筆談，宮崎問何樹齡有無參加1895年的廣州起義，孫中山回答：“未與。彼無此等膽略，但甚有心耳。”孫中山又說：“弟近欲發信上海，請梁啟超或其親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來與否，弟尚不能料。”當宮崎說寄信可能泄密時，孫中山回答：“吾輩另有密語，非局外人所能知。”（《孫中山全集》第一冊第180頁）孫派已與康派約定了用隱語通信的辦法，相當于一套簡易密碼。康、孫關系很重要的一幕，發生在光緒二十一年二月的上海。孫中山最重要助手陳少白有如下回憶：

乙未年正月，孫先生叫我到上海來，召集同志，回廣東起事。當時我在上海住在洋涇浜全安客棧內。其時適康有為與梁啟超師徒二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也住在全安棧內。住在全安棧的，多半是同去會試的廣東舉人，也有做過康有為的學生的。當時有人對我說：“康圣人到了！”……當時，我住在全安客棧的十九號房，康有為就住在二十一號，相隔只有幾步，所以我就跑過去。……不過我同他談話，到也沒有什么令人不快。寒暄之后，他問我來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談革命。我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后他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也點頭稱是。（《興中會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冊，第44-45頁）

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1895年3月10日）他與梁啟超、梁慶桂一起從廣州出發入京會試。3月14日，梁啟超給汪康年復信稱：“孫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之商于南洋、亞美及出洋之學生，他省甚少。聞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訪之，然弟度其人無能為也。”（《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662頁）這封信，從輪船航行時間推算，應該是他們剛剛入住上海全安客棧的時候，汪康年此時在武漢張之洞幕府中。寫信之時，梁啟超是否已見過陳少白，難以斷定，但康門弟子與孫中山及其同志早有緊密接觸，雙方在1895年前都以廣州為活動中心，所知悉的內幕也比外界為多。分析梁啟超此信，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孫中山不是“哥老會”成員。孫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動，主要是跟廣東洪門（三合會）合作，與長江流域的“哥老會”缺乏淵源；但既然梁啟超把他跟有反清色彩的哥老會相提并論，證明梁啟超很早就知道孫中山的反清傾向。

第二，孫中山的交往圈子，多是在東南亞、美洲經商的廣東人，還有一些留學生，外省人甚少。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云，原籍福建，其父曾參與天地會反清行動失敗而流亡南洋；興中會另一重要成員謝纘泰，廣東開平人，其父是洪門頭目之一，起事失敗后流亡澳洲；興中會臨時主席黃詠商，留美學生黃勝之子；在幕后支持孫中山的香港大律師何啟，同樣是英國留學生。梁啟超的情報可以說十分準確。

第三，張之洞幕府里面有一個姓梁的，也是孫中山圈子中人。此前，學界對此未曾予以重視。據黎仁凱等《張之洞幕府》一書人物表以及筆者的研究，張之洞幕友里面真正的出洋學生極少，到1894年只有辜鴻銘、梁敦彥兩人，洋務方面的首席幕僚蔡錫勇是在廣州同文館、北京同文館學習英文，不算出洋學生。由此看來，梁啟超所說“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幾乎可以肯定就是梁敦彥。孫中山要求見或上書張之洞，梁敦彥是最合適的中介人。

梁敦彥（1858-1924），字朝暲，號崧生，廣東順德人，自幼隨祖父在香港生活，曾入香港中央書院（1894年改稱皇仁書院）讀書，打下很好英文基礎。1872年參加游美官學生考試，獲一班第一名，即隨陳蘭彬、容閎赴美，住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入讀小學、中學，1878年考入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1881年被迫提前回國，只差一年未能畢業。奉召回國后，梁敦彥被分配在天津北洋電報學堂當英文教習。孫中山曾在香港中央書院讀書前后三年（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梁敦彥是孫中山的學長，比孫中山大8歲。

1884年梁敦彥回籍守父喪，在廣州街頭遇見一個天津電報學堂學生，正在兩廣總督張之洞督署當差，遂將他介紹到督署任電報翻譯。梁敦彥因翻譯電報的關系，漸得張之洞重用。1886年，因籌辦兩廣官商各局海陸電線出力，梁敦彥獲授“府經歷”（正八品）。

梁敦彥

1889年底張之洞移督湖廣，將蔡錫勇、趙鳳昌、辜鴻銘、梁敦彥等幾個最得力幕僚一起帶往武漢。梁敦彥既無科名，官銜又低，剛到武漢時只能與電報學生同列。每月初一、十五，文案委員跟電報學生分成兩班行禮。張之洞看到梁敦彥站在學生隊伍里，親自上前拉著梁敦彥的手，讓他排到文案委員隊伍，大聲說：“汝在此班內行禮。”（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事》）從此，文案委員對梁氏刮目相看。

梁敦彥負責電報，職位不高，卻非常關鍵，翻譯、傳遞電報等于參與督府機要。他幾乎每天都會見到張之洞，甚至一天之內不止一次見到。孫中山1886-1887年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前后約一年。當時國內的出洋學生很少，飽受科舉官僚集團的排擠，不得不抱團取暖，形成緊密的交往圈。梁敦彥是孫中山在香港中央書院的學長，都曾出洋留學，這一年都同在廣州，幾乎可以肯定兩人有過交往。

從1884年督粵開始，張之洞極其重視電報的功用，由此直到1909年去世，幾乎無日不是在處理電報中度過。1900年，張之洞寫信給姐夫鹿傳霖說：“洞不能常作書，茲因差便，手布數紙。惟有電語，尚可時相聞問。凡電報皆鄙人親筆屬稿，與手書無異也。無論致何處之電皆然，電奏千百言，更不待言。”（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65頁）張之洞不樂意寫信，是因為正式書信格式繁瑣，寫作費時，但電報文體簡潔扼要，他樂意親自起草。作為電報房負責人，梁敦彥不僅要每天定期收發報文，遇有緊急電報恐怕還需要專送，可以肯定他幾乎每天都能見到張之洞。

既然時間充裕，孫中山到武漢找學長梁敦彥敘舊并打探戰爭動態（電報房就是情報中心），拜訪在漢口經商的廣東同鄉，十分自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是談改革計劃，那么，到武漢后，不排除通過梁敦彥求見或上書張之洞。1896年孫中山被困駐英公使館，他跟使館翻譯鄧廷鏗的談話有文字記錄，收錄于使館隨員吳宗濂《隨軺筆記》一書中。孫中山對鄧廷鏗說：“況我曾上稟請設內河輪船公司，已蒙張香帥批準，不遇此事，我早往上海開辦矣。”（《隨軺筆記》第223頁）此處孫中山的陳述可能只是虛晃一槍，所謂稟請開設內河輪船公司一事，若有的話，應該發生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但仍可由此看出他曾（考慮）向張之洞上書的蛛絲馬跡。孫中山要上書張之洞，最快捷穩當的途徑是通過梁敦彥呈遞。

孫中山與口岸粵商

迄今為止，學界對近代上海粵商有不少研究，但對上海以外口岸粵商的研究尚不夠深入。1894年孫中山北上京津經停各商埠，都活躍著大量粵商、粵人，其中不少更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香山人。孫中山此行目的，不僅僅是求見洋務大吏，筆者認為也有著結交各口岸粵商、粵人的想法。孫中山“深入武漢”，首先是武漢有張之洞每日必見的幕僚梁敦彥，同時應該也打算探訪漢口粵商，為他所設想的宏大事業爭取更多資源。

他乘船到上海，首先找的是小同鄉鄭觀應，又通過鄭觀應結識了宋耀如、陳廷威等粵人。他從天津返程時在煙臺上岸，找到同鄉同學譚虛谷。譚虛谷為香山縣崖口村人，崖口村與翠亨村毗鄰。1935年，孫中山姐姐孫妙茜的孫子楊連合在上海拜見譚虛谷，譚虛谷回憶道：“我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時，孫中山先生從檀香山歸來。初在拔萃書院讀了一年，后來轉到皇仁書院。彼此曾在翠享村學塾同師念過三年紅皮等書，今又一起在皇仁書院同級共學，越加親善。”后來，楊連合又根據他跟譚虛谷談話的內容，對來訪學者說：“譚虛谷，崖口村人，在煙臺做生意，是孫中山的朋友，有經濟能力。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往天津又折返上海出國時，有些活動經費是譚虛谷接濟的。”（李伯新《孫中山史跡憶訪錄》第129頁、第80頁）譚虛谷不僅是孫中山的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同學，也是翠亨村私塾同學。譚虛谷畢業后不久即到煙臺經商，利用在香港學到的西學知識、英文能力，漸入佳境，到1912年擔任煙臺商會總商總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民眾運動》第677頁）譚虛谷以一個廣東人而出任“煙臺商會總商總理”，意味著清末民初粵商在煙臺商會擁有一定勢力。

從1861年漢口開埠開始，粵商跟隨英國商人“搶灘”漢口，晚清時期漢口主要洋行買辦大多由粵人充任。1858年6月26日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中國在“五口”之外開放更多通商口岸，1858年11月8日英國駐華專使額爾金( James Bruce Elgin)為打探長江中下游情況，從上海乘坐輪船溯江而上。12月10日，額爾金赴武昌拜會湖廣總督官文，商談通商事宜。額爾金于1859年元旦返回上海后，確定漢口、九江、鎮江作為長江流域對英通商的三個口岸。1860年10月，中英簽訂《北京條約》，互換《天津條約》，漢口被正式作為通商口岸對列強開放。

對漢口開埠一直虎視眈眈的英商寶順洋行（Dent & Co.）反應迅速，在所有洋行當中最早派出團隊到漢口接洽開埠事宜，在漢口租妥房屋開設了第一家分行。學界有關漢口開埠的論述，都談到1861年3月上旬，寶順洋行行主韋伯（Edward Webb）、英國中校威司利（Garnet J. Wolseley）從上海抵達漢口，進行漢口開埠的首次交涉。

參與這次“破冰行動”的英國中校威司利以日記為基礎寫成在華回憶錄，于1862年出版，具體描述了他與寶順洋行行主韋伯謁見湖廣總督官文的過程。這支船隊從上海出發，于1861年3月6日下午4點抵達漢口，受到都司李大桂的熱烈歡迎。3月7日上午10點，他們乘坐官文派來的官船渡江來到武昌。

官文對韋伯一行訪問武漢表示十分歡迎，但認為目前階段漢口并不具備接待外國人的條件，或許幾個月后再來情形會更好；韋伯答道，各項設施的建設還是需要洋行人員在場進行才合適。實際上，寶順洋行已通過李大桂為洋行初步租定了漢口黃金地段的棧房。（威司利對華回憶錄，第391-395頁）

湖廣總督官文畫像

寶順洋行上海總行的買辦班子以香山人為核心組成，這個時候的總買辦是徐潤伯父徐鈺亭，副總買辦香山人曾寄圃，曾寄圃去世后由徐潤繼任。寶順洋行率先登陸漢口，使得香山人占盡先機，它派到漢口分行的買辦是香山人盛世豐、唐亦坪。1861年冬天，曾國藩幕僚趙烈文造訪漢口時寫道：“到寶順洋行訪廣友黃君恒山、唐君亦坪（九江司馬唐蘊泉之侄）。……洋行來此已十馀家，俱造屋市中，又于市北買地數十頃，將大興工作。每畝地五、六百金價目。”（廖承良整理《能靜居日記》第一冊第456頁）日記所述“九江司馬唐蘊泉”，指江西九江同知唐廷銓，香山縣唐家灣人，寶順洋行漢口分行買辦唐亦坪是他侄兒。漢口開埠后，最早定居漢口的洋行買辦是香山人盛恒山與唐亦坪。

盛恒山即盛世豐（1824-1895），曾用名黃恒山，（《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28冊第185頁）廣東香山南大涌（今珠海市前山鎮南溪村）人，幼時在澳門求學，諳熟英語，曾在福州任茶葉買辦，這時受寶順洋行之聘，到漢口分行負責開拓業務，“以茶業驟獲奇贏，名大著”。（張建軍：《廣東香山盛氏家族考略》）1868年，漢口成立茶葉公所，以香山盛恒山、番禺張寅賓為主要負責人。（《徐愚齋自敘年譜》同治七年條）漢口商務以茶葉為大宗，茶業公所由兩個廣東人領銜，表明粵商已在漢口商界占據突出地位。

1895年，留美幼童、容閎族侄容星橋在香港加入興中會，隨后赴漢口擔任順豐洋行買辦，從事茶葉買辦工作，1900年受命與黃興在武漢組織舉事，事泄被圍，偽裝成搬運工肩扛茶葉箱，騙過清兵逃上輪船，幸免于難。1912年4月，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身份視察武漢，前后僅5天，卻兩次在漢口河街熙泰昌茶棧休息。熙泰昌茶棧主人為香山商人韋紫封、韋應南父子。從1861年開始，漢口就聚集著大批廣東香山商人。1894年孫中山在天津鎩羽后，經上海上溯長江訪問漢口，與同鄉商人暢敘鄉情，深加結納，也是為日后大舉做準備的合理行動。武昌起義爆發時，有不少漢口粵人站出來支持革命，也可以說與孫中山1894年的武漢之行有一定的關系。

孫中山在漢口熙泰昌茶棧

結語

孫中山為了革命斗爭的需要，在他的文章、演講中，有意塑造革命先行者的高大形象，淡化一些對形象塑造不利的史實，屬于人之常情。這次武漢之行，孫中山有可能嘗試通過梁敦彥求見張之洞。

他跟宮崎筆談時，鼓勵宮崎“往見兩湖張督”，可見在戊戌政變前孫中山對張之洞仍有所期待。從反清革命角度看，張之洞后來變成革命黨死敵；在1912年把求見張之洞一事說出來，對革命領袖形象不利。孫中山在1912年4月，不愿對武漢人士談論1894年訪問武漢一事，或許是不想被人追問所為何事。到1917-1919年間寫作《建國大綱》時，純粹文字表述，用“深入武漢”四字一筆帶過，對形象并無傷害。

盡管直接證據不足，尚不能排除孫中山1894年去過武漢的可能性。孫中山對地理學深有研究，一有閑暇即研究地圖。武漢處天下之中，在軍事上有著特別重要價值，還有大量的香山同鄉在此經商。那么，1894年孫中山從天津鎩羽而歸后，從上海乘坐輪船到武漢，沿途考察長江兩岸地形地貌，拜訪旅漢粵人，尋機向張之洞進言，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