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鍋是農耕文明的成果，是實現定居火食的重要器具。在古代，鐵鍋這一耐用消費品在提升生活素質與社會穩定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和意義。廣鍋非始于明朝，然作為鑄鐵炊具的代表商品，廣鍋在明代始為天下所知。作為鄭和下西洋饋贈的重要禮品，廣鍋奠定了其在南海諸國王室及首領群體中的明朝國家品牌地位。

“走廣”與廣鍋生產

明代的“走廣”，就是各省商人到廣東販銷佛山鎮生產的廣貨和外洋進口的洋貨的大流通活動。明人小說《今古奇觀》卷四《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云：“話說：湖廣襄陽府東陽縣，有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父親蔣世澤，原隨丈人羅公，走廣東做買賣，因喪了妻室，遺下興哥，年方九歲，蔣世澤割愛不下，又不肯舍廣東這條路，無奈帶了興哥同行。一路上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原來羅家走廣東，已經三代。這些客店牙行，聞知羅家小官人，那個不喜。……”據梁嘉彬先生研究，“羅小官人走廣”之事發生在天順二年（1458），“廣東當時已有集天下商賈之勢”。嘉靖時人鄭若曾也說：“浙人多詐，竊買絲綿、水銀、生銅、藥材，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復易廣貨歸浙，本謂交通，而巧立名目曰‘走廣’。”由此可見，15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以“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復易廣貨”的各省商人均以“走廣”為金路。

廣鍋，是明代官方對廣東鐵鍋的稱謂。廣鍋出自廣東省佛山鎮民間冶鐵爐戶。佛山鎮在明代屬廣州府南海縣管轄，與省城廣州同屬廣州府轄區內，故佛山鎮產品銷往省外市場均冠以“廣”字，以別產地。如廣鍋、廣鐘、廣針、廣緞、廣紗、廣窯、廣扣等。其狹義指廣州府出品，廣義則指廣東省出品。廣鍋在廣東本地稱佛山鐵鑊或鐵鑊，粵語音WOK。佛山鐵鑊行，“向為本鄉特有工業，官準專利，制作精良，他處不及”。有明一代，內官監需要的御鍋、兵部需要的軍鍋和工部需要的官鍋，均長期在佛山采辦。此外，廣鍋還適用于草原放牧遷徙，馱在馬背上隨其顛簸而無損，因此深得北方少數民族喜愛。佛山鐵鑊行出品豐富，據《廣東新語》記載：“有耳廣鍋，大者曰糖圍、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有牛三、牛四、牛五，又有三口、五口。無耳廣鍋，曰牛魁、清古等。”最大的糖圍直鍋徑約四尺，深尺余，載汁約七百斤。最小的廣鍋直徑一尺七，明代市場上最暢銷的是二尺廣鍋和三尺廣鍋。

清寧宮明間北鍋灶臺廣鍋

大運河與廣鍋北運

明代永樂皇帝定都北京，同時修浚大運河，疏通了運河自臨清至濟寧北段的會通河，從此杭州至北京全線貫通，大運河成為商人南北販運大宗商品的首選通道。永樂二十一年（1423）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這為廣鍋的大流通提供了歷史機遇。

明代以廣鍋為代表的廣貨往國內市場的北行銷路，是從佛山出發，循北江而上，溯湞水至南雄起水，陸運大庾嶺（梅關）。此路從北宋起就是廣鐵北運的繁忙通衢，明萬歷佛山人霍與瑕說：“富國強兵之術以鹽鐵為首務。兩廣鐵貨所都，七省需焉。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顧炎武也指出當時在南雄梅嶺道上，“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類……日有數千（馱）”。鐵貨過嶺后至南安下贛水，經樟樹鎮到達九江，經安慶、蕪湖，順江到達南京，再從蘇州進入運河北上，經淮安到臨清。

明代淮安作為南船北馬的交通中樞，鼎盛一時。淮安河下是淮鹽和百貨的集散地。《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1500-1582），自幼居住在淮安河下，親眼目睹了廣鍋船運至淮安灣泊卸貨并繼續北上臨清囤聚的盛況，因此在《西游記》第75回留下了孫悟空挾帶廣鍋鉆入妖魔肚子，要把妖魔煮成雜碎的精彩對話。

臨清地處江北運河中段，又扼踞會通河與衛河交叉之處，成為“南北往來交匯咽喉之地”。明萬歷年間臨清鈔關所收船鈔商稅每年達八萬三千余兩，居全國八大鈔關之首。臨清古稱清源，萬歷時，松江布長途販售，“其沂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于九邊，以清源為綰轂”。江南布繒固然是明代南貨北輸的首要商品，然廣鍋也是南貨北輸的大宗商品。據許檀研究，臨清市場上有廣鍋、無錫鍋及潞鍋（西路鍋）等。廣鍋出自廣東，輾轉運銷而來；無錫鍋則由南船帶至；西路鐵鍋大約出自山西潞安的潞鍋。臨清本地的消費以廣鍋、無錫鍋為多；潞鍋大部分轉運外地，在臨清只報過稅。此外，宣府、大同、遼東互市所用的鐵釜及其他鐵器有不少系由臨清采買，或經由臨清轉運的。明代臨清鍋市街成為“最為繁盛”之區。明代臨清也是佛山鍋商馳騁的中心市場。萬歷年間，佛山冶鐵大族細巷李氏八世祖李白，曾代表家族販運廣鍋至臨清，“奉同野公（李壯，冶鐵富商）指授，往來樟江、清源，千里外如出一手”。李壯也親自出馬，“出入樟江，一時名輩咸樂與之游，海內莫不知有同野公”。廣鍋在臨清分為三途行銷：一途渡海銷往遼東開原，并在開原分流至女真的山林地區，路途遠達三千里；一途繼續循會通河、通州北上京師囤銷，同時分銷甘涼、西番等地，路途亦遠達三千里；一途向北，銷往大同鎮、宣府鎮、薊州鎮，嘉靖年間宣府鎮開有“廣鍋店”等以南方產地命名的商鋪。隆慶五年（1571），王崇古奏折提到：“及查得宣大沿邊山程險遠，鐵鍋鮮至，亦多用廣鍋。”可見廣鍋在偏遠北方市鎮頗受民眾喜愛。

明代廣鍋的用處

１．廣鍋是明朝宮廷御器

明朝由內官監負責采辦廣鍋，答應朝廷及各官膳房使用。舊例規定，凡“合用生鐵鍋灶、砂銚、罐盤等件”，“系該監（內官監）伺候各官及膳房答應用者。遇有缺乏，具提到部（工部），復行廣東鑄造，陸續解部，轉送該監。隆慶五年內，以廣東解進愆期，暫令本部召買送用，原非舊例”。

北京坤寧宮內灶臺與廣鍋

２．廣鍋是明朝山陵祭祀用器物

北京的宛平縣是明朝皇陵所在，明朝歷代皇帝均到此謁陵祭祀，凡“一年五祭”。據萬歷年間曾任順天府宛平知縣的沈榜《宛署雜記》所載，“山陵、金山等處造辦祭禮供膳內使人等湯飯，除工部搭蓋席殿外”，宛平縣也負責籌辦各種炊具、桌椅，有“本縣采買”，也有“本縣賃辦”，“每年合用各陵墳煮牲柴炭，各祭不等”。隆慶六年，穆宗敬皇帝大行禮，在宛平縣負責租賃的物件中，有“二尺廣鍋四口，銀三錢六分”和“二尺六寸鐵鍋四口，蒸籠灶全，價三錢六分”的記載。

３．廣鍋是明朝軍隊的軍鍋

明軍“結隊法，以五五二十五為一隊，立一隊長主之”。“每隊共置銅鍋或鐵廣鍋一口，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采辦由兵部。由上可見，明代佛山民間爐戶生產的廣鍋，通過多水系運道和多節點市場的分銷，完成了南北萬里空間內大宗商品的長途販賣和市場占有。廣鍋以其最優的性能質量和最高的價格，在明代鐵鍋高端消費群中完成了心智上的占有。從而確立了廣鍋在明代耐用消費品中鐵鍋第一品牌的地位，為其成為明朝國家撫賞品打下了堅實基礎。

御賜禮品：鄭和下西洋的必帶之物

明朝定鼎，洪武帝即遣使四出詔諭，諸番貢獻畢至，前所未有。當時東亞諸國，唯中國和朝鮮有成熟的鑄鐵技術，因此海外諸國對中國鐵器十分青睞。鄭若曾《籌海圖編》記載鐵鍋在日本“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為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琉球“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赍多用諸物”。明廷知道諸國貴鐵，賞赍海外諸國王室的禮品就多用鐵釜（鐵鍋），“自是賞赍多用諸物”就是指此。據《明史》記載，洪武七年（1374）冬，琉球國中山王察度之弟泰期入貢，洪武帝“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明談遷《國榷》對此亦有記載：洪武七年（1374）十二月，“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以文綺百、綺紗羅各五十、陶器六萬九千五百、鐵釜九百九十市馬”。應該指出，談遷的“鐵釜九百九十”的記載比張廷玉“鐵器千”的記載要更為準確。此外，明廷在弘治年間制定的《給賜番夷通例》，包括了17種給賜品的折還物價，其中就有“鐵鍋三尺闊面，每口一百五十貫”的折還物價規定。

明初琉球朝貢的貢道，是由廣東至京師。《明會典》規定：“占城國、琉球國、爪哇國、暹羅國，筵宴二次；使臣回還至廣東，布政司茶飯管待一次。”以此觀之，明朝使節李浩出使琉球所攜鐵釜，最有可能是地處貢道的廣東佛山所出產。

永樂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永樂皇帝“遣中官鄭和等赍敕往諭西洋諸國”的詔書，拉開了人類文明史上一次規模宏大的國家對話和貿易活動的序幕。之后的28年，從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鄭和率領龐大的武裝寶船隊七下西洋，縱橫亞非海域，與30多個國家、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雙向商品貿易。而在鄭和寶船所載數以千萬的貴重商品中，來自廣東佛山鎮的廣鍋，充當了國家禮品的角色，隨鄭和寶船，大部分饋贈給海外諸國王室和中亞貴族，小部分通過物物交換的方式進入當地市場，流入百姓人家。

鄭和是內官監太監，即內官監的長官。明代宦官組織設十二監、四司、八局，號稱“二十四衙門”，掌印者為太監，正四品銜，余次為少監、監丞等。明初洪武、永樂兩朝，內官監是內官衙門第一監，內官監太監鄭和乃明初內官之首，地位顯赫。內官監的職掌有三：一是宮廷禮儀之事，負責下西洋對外交往；二是內府升選差遣之事，負責決策和選派下西洋人員；最為重要的是第三項，掌宮廷承造與器用采辦諸事。根據《明史·職官志》的記載，內官監“掌木、石、瓦、土、搭材、東行、西行、油漆、婚禮、火藥十作，及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凡國家營造宮室、陵墓，并銅錫妝奩、器用暨冰窨諸事”。可見內官監掌管宮廷器用的職能非常明確，顯示出內官監在宮中器用方面的極大權限。因此內官監負責下西洋前采辦出國饋贈品和貿易品。下西洋的寶船，最大船載5000料，主體船載1500-2000料。第一次下西洋的海船共208艘。七次下西洋，每次船隊均為一二百艘。需要采辦大量精好華美、可供賞賜的物品，其中就有鐵鍋一項。明宣德皇帝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敕書提到“照數放支”的物品有：“一應正錢糧并賞賜番王頭目人等彩幣等物，及阿丹等六國進貢方物給賜價鈔買到纻絲等件，并原下西洋官員買到瓷器、鐵鍋人情物件，及隨船合用軍火器、紙扎、油燭、柴炭并內官、內使年例酒、油、燭等物。”明朝由“內官監”掌管內府“合用生鐵鍋灶、砂銚、罐盤等件”的供應。凡“生鐵鍋灶”等件，“系該監伺候各官及膳房答應用者”。明朝舊例：每逢宮廷內府需要鐵鍋時，是由內官監具提工部，由工部復行廣東鑄造上供。廣東上供的產品陸續解運工部后，再轉送內官監。隆慶五年（1571）后內官監所需廣東鐵鍋等件一時未能及時解送，朝廷暫令工部召買，轉送內官監使用。可見工部召買廣鍋只是臨時舉措，由內官監復行廣東鑄造上供才是常例。

由于宣德朝君臣對鄭和下西洋功績的否定，明朝沒能保存鄭和下西洋的豐富檔案記錄。但把各種資料聯系起來，鄭和下西洋關于廣鍋采辦的史實，仍然清晰可見。

廣東地處南海之濱，河海相連。明朝定籍，百姓樂業。尤以商品性手工業迅速發展，廣貨盈市。而明初也限定南海諸國貢道必須由廣東進出，史稱：“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諸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舶，設公館于廣州城南水濱。公館建于郡西仙湖。”又據《國榷》記載，永樂元年（1403）八月丁巳，設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提舉司，始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更為重要的是，據李慶新的研究，鄭和下西洋有兩次從廣東出發，即第二次和第六次是直接從廣東揚帆出海。明萬歷《廣東通志》記載：永樂五年（1407）九月“命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首從廣東往占城國起”。這次出使從廣東啟航，所經國家有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臘、南巫里、古里、柯枝、錫蘭等。既是主要貢路，又有內官駐此，鄭和寶船隊當把廣東作為大量挑選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民國《佛山忠義鄉志》是晚清進士冼寶干編纂，其書對佛山鄉情記述之多、考證之細在諸佛山志之上。冼寶干曾對佛山開鎮如此論述：“明永樂間，遣三保太監下西洋，島夷多受封爵，番舶始集，諸貨寶南北互輸，以佛山為樞紐，商務益盛。范蠡以陶居天下之中，改姓朱氏，三致千金，世號陶朱公。以佛地方之，殆無以異。”顯然，冼寶干把佛山興盛的原因直接與鄭和下西洋相聯系。

筆者認為，從上述內官監的掌管職能看，鄭和下西洋的采辦物品包括了廣東佛山生產的鐵鍋。理由有三：第一，鄭和出洋前需由內官監派出馬船來回采辦，采辦時間長達一年，然后集中運送寶船所在地。采辦地點主要在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南方手工業發達區域。第二，廣州市舶有內官齊喜掌管，可以提供當地商情和轉運之便。第三，佛山冶鐵業的崛起與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間相吻合。佛山在永樂年間出現了聞名全國的大鍋商冼灝通，又有“佛山商務以鍋業為最”的記載。明代佛山炒鑄七行以鍋行為首，產量巨大。炒鑄七行均負有答應上供的義務：“分別班行遵應公務。但鑄鍋爐戶答應鐵鍋，鑄造鐵灶答應鐵灶，炒煉熟鐵爐戶答應打造軍器熟鐵，打拔鐵線之家答應鐵線、御用扭絲灶鏈，打造鐵鎖胚爐戶答應御用灶鏈、擔頭圈、鉤罐身，打造籠較、農具、雜器之爐答應御用煎盆鑊、抽水鑊、小□□，賣鐵釘答應鐵釘。自古亙規，各依貨賣答應，毫無紊亂。”可見除“鐵鍋”之外，還有“軍器熟鐵”“御用扭絲灶鏈”“御用灶鏈”“御用煎盆鑊”等御用鐵器。這里說的“自古亙規”，當指明初，尤其是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時期形成的答應上供制度。

鄭和下西洋的賞賜物品極求精好華美，對這類賞賜用品，《明會典》規定：“該衙門成造，務要精好。如有不堪，聽禮部具實參奏重治。”因此各衙門不惜工本，力求精致，以達成“足稱御用”的標準。明代佛山承接了三代以來的鑄造技術，創造了獨特的“紅模鑄造法”。用這種工藝制造的薄型鑄件，金相組織十分細結均勻，表面光潔度極高，而成品率常達百分之百。輕薄堅韌，加熱快速，使佛山生產的鐵鍋獨具一格，品相極佳，“鬻于江楚間，人能辨之”。所有這些，均符合鄭和下西洋對賞賜品的高規格要求。

鄭和下西洋之后，海外諸國王室到廣東求購廣鍋的前后相續。據《明實錄》記載：

（宣德四年五月）爪哇國使臣亞烈麻抹等將還國，訴于行在禮部云：來時舟為海風所壞，乞令廣東都司布政司造舟與歸；又欲以所赍之物于廣東易鐵。禮部言：番臣朝貢，其職當然，舟壞應自出資以造，豈可上煩朝廷。鐵有禁例，皆不可從。上曰：易鐵勿聽，但遠人來朝，撫之宜厚，造舟小費不足校，宜從之。

明初嚴禁麻鐵與廢鐵出洋，爪哇國也無鑄造技術，因此“以所赍之物于廣東易鐵”，當指爪哇國使臣亞烈麻抹等以其特產交換佛山鐵鍋。雖然此次宣德帝未能準許在廣東易鐵，但爪哇國歷任使節并未放棄請求。景泰三年（1452）五月，爪哇國王巴剌武派遣陪臣亞烈麥尚耿率使團來朝貢，景泰帝賜宴款待，并賜爪哇國王及妃彩幣表里、纻絲、襲衣等物；又賜使臣等人冠帽、钑花、金銀帶有差。然使臣亞烈麥尚耿仍上奏言：“入貢時所駕船為風所蕩，損漏不堪，乞令廣東三司修造。及乞賜國王敕命、傘蓋、蟒龍衣服，以為小邦之榮。又乞以賜物于廣東地方貿易油麻釘、鐵鍋、碗、磁器之類。”景泰皇帝“俱從之”。弘治十四年（1501）三月，“江西信豐縣民李招貼與邑人李廷方、福建人周程等私往海外諸番買易，至爪哇。誘其國人哽亦宿等赍番物來廣東市之”。哽亦宿之父八褅烏信是“國中頭目”，李招貼令其騙得其父的“爪字三號勘合底薄”故紙一張藏之。舟經烏洲洋遭風，飄至電白縣境，偽稱爪哇國貢使。地方官府將這批109人的番漢人傳送至廣州。經禮部勘驗所持為假勘合，受到明朝重罰，“其所赍番物由廣東布政司收貯；并令廣東布政司移文爪哇國王重治八褅烏信及其子假冒貢使之罪”。從上述爪哇使臣和首領多次請求皇帝把明朝廷厚賜的彩幣、纻絲到廣東交換釘、鐵鍋等物，可見爪哇國對廣東鐵鍋情有獨鐘。另據《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所收集的各種史料記載，當時與中國交換鍋、釜等鐵器的南海諸國還有渤泥、蘇祿、吉里地悶、沙瑤、吶嗶啴、麻逸、三島、榜葛刺、天方等國。因為鄭和下西洋的饋贈和推廣，廣鍋在南海諸國王室中享有很高聲譽。

澳門口岸與廣鍋貿易

從嘉靖八年（1529）到清康熙開海（1685年），是澳門口岸貿易的繁榮時代。佛郎機人、中國海商（鄭芝龍等）、廣州藩商（沈上達等）輪番參與了澳門與東西洋的貿易，而佛山鐵鍋在貿易商品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澳洲金點博物館（Ballarat Sovereign Hill）保存的1858年的廣鍋

嘉靖八年（1529）十月，提督兩廣侍郎林富上疏言開放澳門貿易事，于是“下兵部議言：安南、滿剌加自昔內屬，例得通市，載在《祖訓》《會典》。佛郎機正德中始入，而亞三等以不法誅，故驅絕之，豈得以盡絕番舶？且廣東設市舶司，而漳州無之，是廣東不當阻而阻，漳州當禁而反不禁也。請令廣東番舶例，許通市者，毋得禁絕。漳州則驅之，毋得停舶。從之”。《國榷》亦載：明廷于“十月己巳（初七），許廣東仍通番舶，漳州私市禁之”。澳門貿易由始發展，吸引了南海諸國相繼前來澳門貿易。如滿剌加“其自販于中國者，則直達廣東香山澳，接跡不絕云”。百花國亦“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貿易商品中以鐵鍋利潤最厚，當時呂宋為爭奪鐵器之利曾大規模屠殺華人。《明實錄》記載：萬歷三十一年（1603），“呂宋國因厚市華人鐵器，器空，盡殺華人，凡二萬余。夷慮中國興兵問罪，入香山澳偵之。閩廣撫臣不敢盡言，草草聞上。詔無開事端，乃已”。澳門作為中西貿易的自由港市，成為明末清初刺激廣東走私發展的重要基地。據明人周元暐《涇林續記》記載：“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并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長例。而額外隱漏所得不貲，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又載：“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為主，中載重貨。余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所謂“中載重貨”，即多為鐵鍋。鄭芝龍早年在澳門學會經商，后僑居日本長崎平戶，購置商舶，往來臺灣、廈門和澳門，興販暹羅、交趾和三佛齊。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記》等資料記載，崇禎六年至十一年（1633-1638），鄭芝龍及其部屬船隊每年運送貨物至臺灣的船只多達200-300艘，主要商品為生絲、綢緞、砂糖和鐵鍋等產品。其中當有不少從澳門裝載的廣鍋。崇禎初年佛山冶鐵三大家族之首的細巷李氏的李崇問（戶部尚書李待問堂弟），就發起組織佛山的“廣韶會館”，專門從事廣鍋出口批發，被廣東官府認為是“窩頓接濟之藪”而被查辦。

（本文選摘自《帝國鐵都：1127-1900年的佛山》，羅一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