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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虹：急劇變遷的時代，是父母努力向子女學習的時代

2021-04-19 20:4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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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源：江蘇公共新聞

微信聊天、掃碼支付、網上預約……這些年輕人習以為常的操作，對于很多不習慣，或者不會用智能機的老人來說，反而可能帶來不便。最近，南京市民政局在全市500個社區開設了培訓課，幫助老人更好地融入智能時代。

據報道，這些培訓課堂內容既包括調節音量、字體大小等常用的基本設置，也有申請蘇康碼、網上預約掛號等實用的操作教學。

考慮到老人的實際接受能力，每次培訓課時長大約40分鐘，由志愿者手把手教學。同時，民政部門編制了老人學用智能手機百問百答手冊，專題介紹老人常用場景，方便課后查閱。每個培訓點都會建立一個微信群，便于老人互相交流。

年輕人教老人更好地使用智能手機，這樣的舉動不僅體現了互聯網時代的對“數字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也是急劇變遷時代代際關系特征的鮮明體現。

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社會學家周曉虹教授曾在他的著作《文化反哺》中提出，在急劇變革的時代，傳統的代際關系發生了顛覆，出現了由年輕一代將文化及其意義傳遞給年長一代的新的傳承方式，他將這種現象稱為“文化反哺”。文化反哺，意味著要想迎頭趕上這個急劇變遷的時代，父母更要始終保有虛心向孩子學習的勇氣和能力。

文化反哺：父母開始向子女學習

文 | 周曉虹

本文根據2017年在華東師范大學大夏講壇的講演整理

視頻來源

周曉虹在2016年第九屆新東方家庭教育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文化反哺”因何產生？

古往今來，文化的傳承尤其是物質文化的傳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傳至下代。不過，近幾十年來，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會變遷，這種常見的器物文明的傳承方式發生了改變，我們所稱的“文化反哺”，即那種由年輕一代將文化及其意義，傳遞給他們生活在世的年長一代的新的傳承方式，使得傳統的代際關系發生了斷裂。原先的教化者（父母）與被教化者（子女）關系的顛覆，成了我們這個特定時代最令人困惑的敘事議題之一。

我們知道，社會變遷在20世紀以后變得非常快，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變化的速率，丹尼爾·貝爾教授在《后工業時代社會的來臨》中說，“任何一個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與其父輩和祖輩同樣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規模，包括人口、經濟和知識的變化規模都在空前增長。

中國是規模很大的國家，我在《中國體驗》一書中曾說過：這個世界發生過1億人的現代化——日本，發生過2億人的現代化——美國，發生過3億人的現代化——歐洲，但是迄今為止，沒有發生過13億人的現代化，只有中國，中國的變遷真的是又大又寬。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GDP約2650億美元，今天的中國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相當于70億元人民幣。這個巨大變遷是在將近40年間完成的，物質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變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訪談的時候，一個師傅告訴我，他的工廠里面四五十個工友沒有一個讀過大學，但是他們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學。這說明就在短短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兩代人之間發生了天壤之別，沒有這樣的差異，文化反哺就無從談起，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來，我想從器物表現層面來具體談一下“文化反哺”，分別以食品、手機和電腦為例。

麥當勞：代際中心是怎樣傾斜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GDP的增長，中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錢占其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種類卻越來越豐富；而且，在越來越多涌入中國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選擇中，不僅出現了原先沒有的專供孩子們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食物選擇上從來都沒有發言權的孩子或年輕一代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代際中心”出現了傾斜：過去在家里決定消費的是父親或母親，現在孩子開始成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費的中心。

物質生活的豐裕，以及子女決策權的提高，使得這些孩子們在家庭內部消費上開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動，也使得上世紀90年代前后進入中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等快餐店，很快成為年輕一代尤其是孩子們的消費天堂。

我在廣州有一次訪談的時候，碰到一戶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學五年級，爺爺奶奶帶孩子來，爸爸媽媽在銀行工作，爺爺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農業大學的教授。他們說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經常是孩子說了算。

我就問，為什么是孩子說了算？他們說道理很簡單，孩子看得多。

我又問，怎么看得多了？他們說，第一，看電視，我們大人看電視一到放廣告的時候就是“尿點”，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電視，滿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個一個仔細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學校里交換著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來，回來后跟爺爺奶奶說，“爺爺奶奶，給你們吃一個東西”，爺爺奶奶一吃，說，“這個東西好吃，之前沒吃過”，“好吃吧，你給我買哦！”

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以及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國家庭的中心。這一變化不僅導致了各種專供兒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業幾乎成為兒童工業，而且導致了兒童或子女成為家庭消費的中心，飲食的決策權“從長輩轉向晚輩”。

與此同時，在代際之間，食品知識像其他知識一樣，傳承的方向開始發生逆轉：從晚輩轉向長輩。這種轉向的發生，是因為“父代、祖代對兒童食品的了解，特別是對消費主義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種意義的認知，時常是從孩子那里獲得的”。這樣一來，通過嘗試各種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輩們將他們的長輩拽入到地方社會和跨國主義交互作用的場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為年長一代接觸外來文化和現代性的常規途徑之一。

手機：去中心化或個人網絡的建立

最近一二十年間，各種電子產品和耐用消費品在中國的瞬間涌現，大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品質，也造就了一波又一波與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負載的文化的流行。

從代際關系的角度來看，上述家用電器或耐用消費品的出現和普及，在中國還直接締造了現代社會這個電子世界的迥然相異的兩極：一方面是與這個時代同生，因而能夠極其自然嫻熟地擺弄各種電器產品的年輕一代；另一方面是面臨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電子產品時相對“笨拙”的父輩或祖輩。幾乎每一種電子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和每一個家庭，都上演過各種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輕喜劇，這里我們只討論現在最為普通的溝通工具——手機。

為什么討論手機？一方面因為手機是除了計算機以外最能夠表現代際差異的電子產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手機的普及過程中實現的“去中心化”，充分體現了代際間溝通的主導權是如何從上一代“移動”到下一代手中的。

親代在手機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導致了他們對子女“控制”的失敗。我們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聽到父母們說：“給孩子買什么后悔什么”，電視如此，手機如此，電腦更是如此。

父母們的懊惱一方面來自于他們給孩子購買這些電子產品的初衷與后來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來自于他們面對電子產品時的“笨拙”使得他們對孩子的“離經叛道”無可奈何。

不止一戶家長告訴我，最初為孩子添置手機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監控”孩子，知道你什么時候在干什么，也能夠隨時隨地把你叫回來。孩子也是這樣說的，說沒有手機我沒有辦法和家里聯系啊。但是，真正有了手機以后，情況完全兩樣。你真的想找他的時候，他關了手機，你問他，他說沒電了。并且，因為有了手機，尤其是手機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們建構起了一個有效的不受長輩干擾的私人空間。不少父母最初的時候由于不太清楚手機的短信、微信功能，加上孩子的防范意識和由此創造的內部溝通語言，導致他們很難“窺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機中的秘密空間。

可以說，在中國，親代對子代生活的過度“關心”，確實也促進了后者的拇指文化的“繁榮”。

計算機、代際差異與信息鴻溝

我把電腦稱作是父母的“滑鐵盧”，換句話說像拿破侖一樣在這一場戰役中父母敗得一塌糊涂。這句話是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里面說的，只要你能夠做到心平氣和，父母們對自己的失敗都會心服口服，承認“人類掌握計算機的能力同年齡成反比”。

我在北京訪談的時候，認識了這樣一家人，母親當時在某醫院當護士長。該醫院當時普及電腦，用來掛號、診斷、開處方、取藥、安排值班、預約就診，她所在的病區共有一二十臺計算機，因為人多手雜加上使用不當，計算機軟硬件出故障是常有的事，要護士長來負責處理。

一開始是找外面電腦維修人員來修，但是來修的人往往聽不懂她的敘事，后來她發現找兒子最靠譜。她的兒子20歲，是大學化學系二年級的學生，同時在中關村的電腦公司當銷售經理，就是為客戶組裝電腦的員工。開始她兒子來修的時候，其他的護士都夸贊說她的兒子真聰明，就這一句兒子就很滿足了。

但是，時間長了，邊際效用遞減，兒子不想來修電腦了。母親沒辦法就哄著兒子，今天吃肯德基，明天吃披薩，后天是麥當勞……一直到有一天，媽媽走在路上心血來潮說要請兒子吃他喜歡的東西，兒子卻一臉緊張地反問媽媽：“你們電腦又壞了？！”訪談兒子的時候，這個兒子對我說：

“你不要以為媽媽請我吃必勝客我就去修電腦只是因為嘴饞，而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不幫助媽媽，沒有人能夠幫助她。你想她15歲初中沒畢業就去參軍，一直當護士，在她成長的那個年代沒有其他的書可以看，你讓她快50歲還去學計算機語言，真的太難為她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p>

這個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說明在計算機的使用過程中，在年輕一代和年長一代之間確實存在著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所言的“數字鴻溝”；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因為代際間的綿延性，親子間的血緣紐帶或其他社會關系常常能夠促使溝通順暢的兩代人或數代人之間彼此借力，在理解對方的同時，憑借我們所說的“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數字鴻溝。

知識的來源和判斷對錯的標準從上一代轉到下一代，即文化傳承的方向發生了逆轉或顛覆。從我們的研究來看，這種逆轉或顛覆出現在包括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領域最為鮮明。

不過，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傳承方面出現的這種“代際顛覆”現象，也許并不能簡單地歸結于年長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輕一代心靈手巧，它也和急速的社會變遷帶來的家庭結構、溝通方式和知識來源的改變有關。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代際顛覆？

代際傾斜：孩子是怎樣成為家庭中心的？

代際傾斜是普遍現象，孩子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而年輕一代也成了社會的中心。中國的城市化，帶來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加，“五普”的時候是1.3億，“六普”的時候是2.6億。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認為，地緣是血緣的投射，他認為血緣最重要，地緣是其次。但是我認為，實際上在中國可能地緣關系重于血緣關系，換句話說，中國人對血緣的重視是因為地緣的不流動造成的?，F在人們可以流動了，人們對血緣的重視比以前要降低，這種流動極大地削弱了父輩對個體，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控制能力。所以我在訪問的時候，很多家長跟我講，“做不了年輕人的主”。

中國家庭關系出現代際傾斜或重心下移，還與市場化以及市場化相關聯的各種經濟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變有關，如房地產業市場化使得年輕一代獲得住房從而脫離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去中心化和溝通模式的變化

在討論移動電話時，我們已經說明，這種點對點的溝通技術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它為年輕一代向往和適應的平等溝通提供了條件。

其實，不僅是移動電話，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各種新的電子器物之所以首先會在年輕人中流行開來，常常都是因為它們兼具了這種去中心化的特點。當上世紀八十年代三洋錄音機進入中國，當年輕人能夠通過購買廉價的磁帶而選擇自己喜歡的任何歌曲，對這些意圖掙脫父母、家庭等“控制”的年輕一代來說無疑是一場令人興奮的個人狂歡。

手機或移動技術在青年群體中的大行其道，除了年輕一代在器物的操弄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和興趣以外，也與青年及其亞文化的基本特征有關。在解釋手機為何會在發展中國家更為流行時，漢斯?蓋瑟曾認為，手機或移動電話在兩個方面頗具特色：

一方面，作為一種有效的技術，它將溝通的力量置于個人手中；另一方面，作為其移動性的一種結果，它將溝通在整個社會層面從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轉移到去中心化的、個人的網絡之中。這種觀點同樣甚至更加適用于解釋青年和青年文化。

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僅不存在層層疊加的科層體系和正式的溝通渠道，而且他們習慣或向往自己做主，自己對來自他人和社會的要求作出自己的反應，而這一切都與手機的特性十分吻合。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同年長一代相比，年輕一代為何會對手機更為青睞，他們的“操弄”興趣為何會如此之高。

數字鴻溝是技術鴻溝、經濟鴻溝

還是一種代際鴻溝？

在我看來，“數字鴻溝”說到底就是“代際鴻溝”，因為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論是沿海還是內地，無論是草根還是精英，在所有群體中，年輕一代使用計算機的水準就是高于年長一代，加之他們精力充沛、興趣廣泛，基本上壟斷了對互聯網絡及其信息的“話語權力”。

進一步能夠想象的是，這種信息獲取上的代際鴻溝，將對兩代人的價值觀、生活態度、人生視野、參與能力甚至生存機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至此，我們似乎能夠肯定地說，正是這30年來的急速的社會變遷和技術進步，帶來了中國社會代際關系的逆轉或顛覆。

“文化反哺”是中國獨有的經驗嗎？

我的研究發現，在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東亞的新興國家，也存在著年輕一代超越年長一代的現象，但是沒有中國這么突出。原因在于，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了幾十年的閉關自守，陡然改革開放，造成兩代人之間這么大的差異。比如，1977年到2007年這30年間中國大學招生數量增長了20倍，這意味著有多少家庭現在會面臨著兒女“滿腹經綸”，而父母卻“一竅不通”的尷尬局面？

同時生活在世的兩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決定了在中國，傳統的親子關系的“顛覆”比任何國家都來得徹底，此即謂“只此一地”。

當然，我承認，在任何時代，由于“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加之一個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強于老師的現象當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鮮見；我同樣承認，在那些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也確實常常出現年輕一代成為時代“弄潮兒”引領時代進步的現象。

但我所說的“文化反哺”則大規模地出現在今日中國的整個社會之中，一方面，它不取決于從業的早晚、領域的異同，甚至和智商、勤勉無涉，只與代際間的生存環境在近三十年中的巨大變遷相關；另一方面，這種親代不如子代或長輩不如晚輩的現象也不限于對某類知識的“記問”和理解，以及對某個專門行業的精通與荒疏，不限于階級立場或政治抉擇，相反，它幾乎涉及價值觀、生活態度、行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我以為，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夠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歷史意義。

在人類文化的傳承歷史上，“文化反哺”之所以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不但因為此前未有，還因為此后也不會復現——“空前絕后”，此即謂“只此一次”。顯然，“文化反哺”現象出現的必備的條件是：整個社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遷，這種變遷使得同時生活在世的兩代人或三代人之間出現巨大的落差。我承認，社會將繼續在變遷之途上奔走；但類似這樣的個案看多了，我也確信，因為這三十年的劇烈變遷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際差異將不會重現。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