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2021年4月7日）一早，便看到了孔漢思（Hans Küng，1928年3月19日-2021年4月6日）昨日以93歲高齡身故的消息。據悉，他是在位于圖賓根的家中在睡夢里安詳往生的。孔漢思辭世之際，西方的主要媒體如《紐約時報》等立刻報道了消息，并介紹了其生平事跡，可見其生前的公共影響力之大。西方不同媒體的報道在詳略和側重方面容或有別，但大都準確無誤。而在中文世界，孔漢思的“知名度”所造成的結果，有時卻不免由于非專業的過度渲染甚至捕風捉影，使得其公眾形象與其自身內涵乃至自我認同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誤差。例如，大概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確表現出高度的關注和好感，曾經應邀參加過國內某高校舉辦的所謂“世界漢學大會”，竟也被冠以“漢學家”之名，包括維基百科的中文版，甚至有“漢學布道者”這樣的稱呼，就難免讓識者啞然了。

我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閱讀孔漢思與秦家懿（Julia Ching, 1934-2001）合著的《基督教與中國宗教》（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1988）大受啟發，到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任職期間,于2012年北大世界倫理中心成立之際近距離觀察其人，乃至于因比較宗教學很早成為我個人的研究領域之一，一直將孔漢思的論著作為自己必讀的參考文獻。如今當其駕鶴西歸之時，自然不能無感。不過，我的觀察和理解雖然不至于像給他送上“漢學家”的冠冕那樣，也只能是個人所見的“嶺”與“峰”吧。

孔漢思在中文世界的主要影響，毫無疑問與其“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的思想和實踐有關。事實上，他從一名天主教內部的自由派神學家甚至“異議人士”（dissident），到成為一名全球性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非但經常與世界各大宗教傳統的領袖人物對話交流，甚至與多國政要和國際組織領導人如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以至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等人同框出鏡，的確很大程度上緣于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傾力投入和推動的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事業。孔漢思那句至少在學界如今幾乎無人不曉的名言：“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就沒有國家之間的和平”（No Peace Among Nations until Peace Among the Religions），正是他1991年3月在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所做的一場演講的標題。而這句話，可以說是對他不遺余力地提倡和推動的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事業的宗旨與追求的經典概括。事實上，所謂“全球倫理”（孔漢思在德語中所用的是“Weltethos”一詞）的目的，就是要尋求世界各大宗教傳統的共識，并由此建立一個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行為準則的最低限度的公約數。而這一點，顯然需要通過世界各大宗教傳統之間的廣泛而深入的對話才能實現。

1993年，孔漢思應世界宗教大會（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之邀起草的《朝向一種全球倫理：一份倡議宣言》（Towards a Global Ethics: An Initial Declaration），最終經由200多位來自世界上40多個信仰傳統和精神性群體（spiritual communities）的宗教領袖的聯署，成為世界宗教大會的正式文件。1995年，孔漢思也創建了全球倫理基金會（Foundation for a Global Ethics/Stiftung Weltethos），并成為該機構的創會和終身會長。由于孔漢思在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方面的貢獻與影響力，在后來聯合國推動的“文明對話”中，孔漢思被認定為全球19位“杰出人士”之一。而除了他起草《朝向一種全球倫理：一份倡議宣言》之外，孔漢思對于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的貢獻，還集中體現在他1997年出版的《為了全球政治與經濟的全球倫理》（A Global Ethics for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一書之中。

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迅速在中文世界產生了強烈的回響。作為儒家傳統代表人物參與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的劉述先（1934-2016）和杜維明（1940-）兩位先生，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孔漢思的影響并和其有過深入的交流與合作。在2001年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一書中，劉述先先生便詳細介紹了自己參與其中的所思所得。除了孔漢思之外，他還介紹了可以稱為孔漢思同道的美國天普大學教授斯威德勒（Leonard Swidler，1929-）。而2012年北京大學成立的世界倫理中心，更可以說是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事業在中國學界的開花和結果之一。事實上，迄今為止，中文世界對于孔漢思的關注和研究，也大都集中在這一方面。

不過，孔漢思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為世人所知的方面，盡管確實是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這也是他在中文世界展現為如此形象的根本原因，但是，孔漢思在根本上仍然是一位專業的羅馬天主教神學家（Roman Catholic Theologian）。他之所以有后來的那種“入世轉向”，正如他自己在其2003年出版的《我為自由的奮斗：回憶錄》（My Struggle for Freedom: Memoirs）以及2008年出版的《有爭議的真理：回憶錄之二》（Disputed Truth: Memoirs II ）兩書中承認的，與其20世紀70年代在天主教界的特殊經歷有關。這一方面，或者說作為專業天主教神學家的孔漢思，中文世界的一般讀者也許相對了解的就不那么多了。

孔漢思雖然出生于瑞士，但最初的高等教育卻是在意大利的宗座格列高利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他11歲便立志成為一名神父。并且，1954年他就接受了教廷的正式委任，成為一名神父。后來，他又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馬德里和巴黎繼續從事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并于1957年在巴黎天主教大學（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以研究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1959年孔漢思成為明斯特大學的助理教授，次年即被任命為德國圖賓根大學神學院的正教授，直到其1996年正式退休。在其職業生涯之初，或者說在20世紀60年代，孔漢思事實上是作為一名專業的天主教神學家嶄露頭角的。例如，就在他被委任為圖賓根大學神學院教授的同年，他出版的首部著作The Council and Reunion 即成為好幾個國家榜上有名的暢銷書。1962年，他又接受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1881-1963）的任命，成為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的專業神學顧問（Peritus），直至1965年結束。在教廷委任的若干梵二會議的神學顧問之中，孔漢思當時是最為年輕的一位。有趣的是，后來（2005年）被選為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的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1927-），當時和孔漢思一道被委任為梵二會議的神學顧問。只不過作為顧問的若瑟·拉青格服務的是德國科隆地區的樞機主教Josef Frings，作為顧問的孔漢思服務的對象則是梵二會議而非個人。并且，也正是在孔漢思的極力舉薦下，若瑟·拉青格于1966年被圖賓根大學任命為信理神學（dogmatic theology）的教授。遺憾的是，后來二人因理念不合，一度交惡。孔漢思甚至當面稱若瑟·拉青格為羅馬教廷的“克格勃”。直到若瑟·拉青格成為教宗，兩人在教宗夏宮的一次長達四個小時的共進晚餐之后，才同意彼此不再爭執。若瑟·拉青格稱贊孔漢思復活了信仰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對話，而孔漢思則稱贊了對方向其他宗教開放的做法。不過，在2013年若瑟·拉青格退位之后，孔漢思又表達了他的不滿，認為教宗過于保守，無法跟上“現代性”的步伐，教廷需要更加進步的領袖。

也許孔漢思命中注定與教宗有不解之緣。事實上，作為一顆冉冉升起的天主教神學家之星，他的命運發生轉折，也正是與他對教宗的批判直接相關。1971年，孔漢思出版了《永遠正確？一個質詢》（Infallible? An Inquiry），對于自1870年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來被天主教官方奉為金科玉律的“教宗永無謬誤說”（papal infallibility）提出了質疑，從而直接挑戰了教宗的權威。而在此之前三年，孔漢思在其《教會》（The Church）一書中已經對“教宗永無謬誤說”提出質疑。當時教廷已經要求孔漢思到羅馬進行答辯，卻遭到了他的拒絕。這種緊張關系在1979年達到了頂點，孔漢思終于被教廷剝奪了在天主教系統的神學院內任教的資格，盡管沒有取消其神父的身份。好在拜德國政教分離的制度所賜，雖然他無法繼續在天主教系統的神學院任教，但仍可在作為世俗大學的神學院內保留其固定的教職，向非天主教的人員講授天主教神學的課程。這一事件對孔漢思的影響在當時來說是巨大的，他在《有爭議的真理：回憶錄之二》中花費了長達80頁的篇幅交代此事的前因后果。不過，正是這一事件，使得作為天主教神學家的孔漢思將其言說的主要對象更多地從信眾轉向了社會大眾，從而開辟了他后來以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聞名天下的人生道路。

當然，孔漢思對于羅馬教廷所代表的正統天主教的批評和挑戰遠遠不止于“教宗永無謬誤說”，而是廣泛涉及禮拜、節育、墮胎、單身、同性戀等各種問題。在幾乎所有這些問題上，孔漢思都表現出自由開放的態度。而他對于教廷的批評，有時也的確嚴厲到了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例如，在1968年《紐約時報》的一次采訪中，孔漢思就直言他在天主教和極權主義的系統中看到了二者的異曲同工之處。他反問記者說：“難道他們不都是絕對主義、中心主義？一句話，不都是自由的敵人嗎？”正是因為他對教廷批評的廣泛和嚴厲，孔漢思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馬丁·路德以來天主教會最大的挑戰者。與之相應，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對于孔漢思的評價也產生了兩極化的現象。例如，在孔漢思1963年訪美期間，既有好幾所大學歡欣鼓舞的聽眾的熱情，也有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禁止其出現在校園的冷遇。

雖然從正統天主教神學的立場和觀點來看，孔漢思的思想過于離經叛道，他的思想也的確不能代表天主教的正統和主流。但是，孔漢思自始至終都是一位基督教神學家（Christian theologian），就其平生出版的約50部著作來看，絕大部分仍然是在闡發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思想。20世紀60年代的《教會的結構》（Structures of the Church, 1962）、《正當性：卡爾巴特的學說以及天主教的反思》（Justification: The Doctrine of Karl Barth and a Catholic Reflection, 1964）、《活生生的教會：梵二會議的反思》（The Living Church: Reflections on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3。該書同年也曾以Council In Action: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為題在紐約出版）等且不論，即便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主要作品，如《偉大的基督教思想家》（Great Christian Thinkers, 1994）、《基督教：要義與歷史》（Christianity: Its Essence and History, 1995）、《天主教會簡史》（The Catholic Church: A Short History, 2001）等，莫不如此。這一特點，在2006年出版的《我為什么仍然是一名基督徒》（Why I am Still a Christian）一書中得到了足夠的證實。而在花了七年時間完成、厚達720頁的《論作為一名基督徒》（On Being a Christian, 1974）這部最能反映其一生系統思想從而被譯為十幾種語言的著作中，同樣如此。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僅僅在德國，孔漢思這本代表作的精裝本一次銷量就迅速超過了20萬冊，足見其影響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盡管孔漢思對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傳統保持了最大程度的開放和吸納，例如，他曾經公開說佛教比天主教更富建設性，充分參與了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對話交流，參見其1986年出版的《基督教與世界宗教：與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對話途徑》（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Religions: Paths of Dialogue with Islam, Hinduism, and Buddhism），甚至在2007年還出版了專論伊斯蘭教的專著《伊斯蘭教：過去、現在與未來》（Isla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至于他和秦家懿合著的《基督教與中國宗教》，也同樣是這一開放心態的反映和結果。然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精神上，孔漢思的主要資源和憑藉，都無疑仍然是基督教的傳統。

因此，本文標題所謂的“從天主教徒到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并不意味著一種前后轉換之后后者對于前者的放棄。恰恰相反，正是通過后者，前者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都得到了發展。或者說，正是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宗教與倫理傳統的廣泛和深入互動，作為一名天主教徒的孔漢思，無論在思想還是實踐上，自身才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與拓展。當然，之所以能夠如此，正如孔漢思自己所說的，來自于其“無盡的思想好奇”（infinite intellectual curiosity），這當然是一名知識人的本色和天性。

孔漢思追求真理、崇尚自由的個性，或許注定了他和正統天主教分道揚鑣是一種必然。他雖然至死保持著神父的身份，但他喜歡別人稱他為“教授”“博士”而不是“神父”；喜歡穿西裝而不是神父的制服；甚至喜歡開著運動型的跑車兜風。凡此種種，說明了他能夠充分肯定現世看似凡俗的生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的生活只是平面的。正如前面所說，他終生的基督教思想和信仰又始終讓他的日常人生充滿著高度的靈性。因此，如果說孔漢思對于現世的肯定是一種人文主義（humanism）的取向，那么，這種人文主義又不是缺乏超越性的純粹凡俗的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而是表現為一種“即凡俗而神圣”（secular as sacred）的宗教性或精神性的人文主義（religious/spiritual humanism）。孔漢思之所以能夠非常欣賞儒家學說，也正是由于儒學的特質正是這樣一種宗教性或者說精神性的人文主義。

總之，在我看來，界定孔漢思其人的主導性的文化要素，仍然是天主教神學而非其它，盡管他對世界上其他的宗教與精神性傳統體現了最大程度的開放、包容與吸收。就此而言，孔漢思能夠給予我們的啟示，至少在我看來有兩個方面：首先，一個人在價值、信仰以及精神性的方面，不應當固步自封、坐井觀天，而是要對世界上各種文明中這一最為內核的部分保持開放、盡量汲取。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價值、信仰以及精神性經受挑戰、磨練，從而超越偶然的時空限制，不斷趨于廣大精微。同時，作為一種深思熟慮之后的自覺選擇，一個人在價值、信仰和精神性方面無論怎樣開放甚至多元，終究也要有自己立足的根本和終極的歸宿，如此才不致像朱子所說的“如游騎之入大軍而無所歸”。

2013年以來，孔漢思便一直承受著帕金森綜合征、黃斑病變和關節炎等病痛的困擾。他能在93歲高齡于睡夢中離開這個世界，也算是得享福報了。希望他能在天國與他信仰的上帝繼續對話，而且是能夠面對面地對話。如果他的天主教神學、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的思想與實踐能夠得到上帝的印可，相信將會是他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