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李誠（化名）花了2萬余元，在廣州倍生醫療做了植發手術，從后腦勺取毛囊并移植了4500個單位。11個月后，他發現自己頭頂發量依然稀疏。李誠將植發機構告上法院，卻因為無機構鑒定毛囊存活率而敗訴。

李誠的遭遇，是植發市場亂象的一個縮影。最近幾年，植發成為一個大熱行業，類似“相親失敗？形象欠佳？你離成功就差一個發際線！”“上午植發，下午上班”“一次植發，終身受益”的廣告語隨處可見，吸引著許多為容貌焦慮、試圖拯救發際線的年輕職場人士和在校學生。

李誠的經歷，道出了植發行業一個“公開的秘密”：植發手術的實際效果，缺乏專業的鑒定機構和評估標準。據報道，植發前，李誠和倍生醫療簽了協議，后者保證“移植毛囊的存活率不低于95%”。也就是說，植發手術是否成功，本是有雙方都認可的明確的標準的。

但問題是，當李誠對植發效果質疑時，卻找不到第三方機構做鑒定，而倍生醫療又以“對比照片顯示效果好”“糾結毛囊存活率的意義不大”為由辯解。這樣，植發效果如何，完全成了由植發機構自己說了算，消費者維權舉證艱難。 

僅靠對比照片，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有些植發機構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發布客戶植發前后的對比照攬客，但這種對比照很有可能是“照騙”，通過P圖等手段夸大效果，誤導消費者。而李誠的案例則表明，就算是親身經歷的手術，通過照片查驗效果，結論也會是各說各話：消費者認為效果不好，植發機構認為達到了預期。

成立專業權威的鑒定機構，建立明確的評估標準，對植發行業來說勢在必行。如此，才能厘清植發領域各方的權責，為消費者維權撐腰。

2020年4月，國家衛健委等八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醫療美容綜合監管執法工作的通知》，針對醫師執業資格、醫療器械管理、醫美廣告發布等突出問題，提出行業先行自律，政府加強監管，并推動全社會形成舉報監督機制。對照此規定，成立專業鑒定機構和建立評估標準，不妨行業自身先行試水，在條件成熟后納入監管，形成強有力的管理和約束機制。

要說明的是，推動全社會形成舉報監督機制，離不開監管和司法對個案的認真對待。在目前形勢下，植發糾紛中的消費者顯然處于維權弱勢地位。在此情形下，如何依法保障消費者正當權益、如何適度降低他們的維權門檻等，都需要有人性化的考慮和處置。

花幾萬元植發，效果到底怎樣，不能讓植發機構擁有獨家解釋權，“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要遏制植發機構利用信息不對稱收割消費者，監管必須拿出更多舉措，包括盡快設定行業準入門檻、制定行業標準、完善鑒定等救濟機制。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植發機構，要拿出治理的鐵腕，使其付出代價。唯有制度規范、監管到位，植發市場的亂象才能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