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作者之死》所帶來的聲名，羅蘭·巴爾特在學術界乃至大眾傳媒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已被塑造，這甚至正是他本人所揭示的神話學的運作：一個“殺死作者”、去主體性的后結構主義者的形象根深蒂固。另一個伴隨巴爾特的形象，則是“變色龍”——從馬克思主義到結構主義，然后迅速放棄“科學化文學”的理想走向后結構主義，巴爾特在20世紀下半葉的理論大潮中始終走在前沿，卻也始終沒有歸屬。

羅蘭·巴爾特

以上兩種印象幾乎是巴爾特研究的某種確論，指向巴爾特學術理論的“淺薄”和根基不穩，甚至導向對其本人治學態度和是否抱有固定信念的質疑。實際上，這是對巴爾特研究不足、以及對20世紀下半葉理論環境不熟悉所致——巴爾特一生中存在堅定不移的對象嗎？蘇珊·桑塔格敏銳地指出就是“寫作”，菲利普·羅歇指出，巴爾特對寫作有“肝腸欲斷的愛情”，以埃里克·馬蒂為代表的當代法國研究者基本認為巴爾特畢生的理想是成為一名“經典作家”，他要“賦予寫作以特權”。

實際上，巴爾特一生伴隨著對寫作的欲望，有一條值得追隨的概念路徑：主體性。以對主體性的探尋、質疑、顛覆和重建為線索，可以構建出一個獨特的巴爾特的學術歷程敘事。一個早年經歷了外人難以想象的孤寂，構建了獨特而專注的自我認知的巴爾特，從《寫作的零度》與薩特對話，開始尋找“白色”“零度”的寫作主體，到結構主義運動時期消滅“作者”主體，再到試圖探索“共同生活”，從文本間性走向主體間性，到最后篤定寫作的欲望，以“中性”確認自我主體與寫作主體的合一，構成一條巴爾特主體性探索的思想路徑。

巴爾特對主體性的態度變化經歷了怎樣的思想過程？一個被認為是“去主體化”先鋒的學者，其實一直在極力恢復主體性嗎？文學究竟該如何通過寫作“介入”到生活呢？對照深刻影響巴爾特的薩特、福柯與拉康，這條自我主體與寫作主體的互相尋找和認知之路，可能正是巴爾特“變色龍”外表之下的一以貫之。

與薩特對話：“寫作主體”的生成

認為《寫作的零度》是對薩特《什么是文學》的批駁，認為巴爾特是在反對薩特，是巴爾特研究中的重大誤解與神話。開宗明義需要澄清的是，巴爾特在療養院休養期間閱讀了薩特的《什么是文學》，堅定認為自己是一名薩特主義者。盡管《寫作的零度》提出了與薩特不同的實踐性觀點，但這是建立在巴爾特與薩特處于共同戰線內部的基礎上的，兩本著作在立論基礎和批判觀點上幾乎是一致的。另一種需要揭露的神話是，薩特的《什么是文學》并非一個學術泰斗的宣講圣經，相反是在慘遭法國文壇圍攻情境下驕傲的自白書；巴爾特反對《什么是文學》中的部分觀點，也僅僅是在與薩特“對話”，而絕非神話式描繪出來的“反抗權威”之舉：《寫作的零度》與薩特對話最大的意義，是巴爾特開始審視自我主體的存在形式，并開始質疑“寫作主體”與“作者”之間的通約關系。

薩特寫作《什么是文學》的動機，是因為他帶給法國思想界的存在主義理論，觸動了剛剛結束德占時期，主觀性遺忘“責任”概念，拒絕承擔責任的法國文壇的神經。德占時期的法國文壇是較為混亂模糊的，納粹德國對待法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寬松政策，造成法西斯主義流毒嚴重，大量文壇人士與法西斯主義糾纏不清，在法國解放后只得對此諱莫如深，主觀動機上漠視文學的思想性、政治性與戰斗性，試圖借助“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觀點來開脫：因此，薩特所帶來的“介入”觀點無疑是投向試圖營造歲月靜好局面的法國文壇的一枚重磅炸彈。

薩特所面臨的處境是：他的論戰對手揮舞著純文學和藝術獨立性的大旗。薩特采取的方式是實踐哲學的某種直覺使然，他直接將“文學”問題轉化為“寫作”這個實踐問題，他并不是形而上地討論“文學”是什么，而是問“寫作”是什么、為什么寫作的問題。從薩特開始，后續的所有理論家幾乎都延續了他的方法，將“文學”問題轉化為寫作問題，并進一步延伸為言語行為問題。巴爾特的《寫作的零度》從頭至尾都討論“寫作”而非“文學”，區別僅在于他將薩特“寫作”的動詞用法écrire改成名詞用法écriture。

不僅如此，《寫作的零度》其實在大多數文學問題上幾乎都與薩特持相同意見。薩特首先指出他的“介入”觀點是有范圍的，不是所有藝術門類都需要介入，文學的介入必須要和意義有關，作家是與意義打交道的。散文是符號的王國，而詩歌卻是站在繪畫、雕塑、音樂這一邊的。所以，薩特的文學介入是針對散文作家的，詩歌不在文學介入的范疇內，詩歌對語言的態度是與散文寫作不同的。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中也有專章《有沒有詩的寫作呢？》，同樣將詩歌寫作排除出了他的研究范圍。巴爾特從現代詩歌對“古典語言”的顛覆出發，指出現代詩歌“把詩的言語變成了一種可怕的非人性的話語……既無意圖的預期，也無意圖的永恒，因此就與一種語言的社會功能相對立了。” 

《寫作的零度》討論資產階級寫作的第二部分，基本也是與薩特的互文。薩特從作者與讀者的關系對作家的階級屬性問題進行研究。在資產階級革命發生之前，大眾沒有閱讀能力，作家和批評家都依附于貴族，也只為貴族和同行寫作；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后，作家們處于一個中介的位置，即在獲取的資產階級供養，自身也躋身資產階級的同時，擁有大量的無產階級讀者。薩特指出，在這種情況下的作家容易產生一種自己在為所有階級寫作純文學的幻覺，實際上他們無法超出自己的階級屬性，也不可能提供無產階級大眾真正需要的文學。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中表達的觀點是相同的，區別在于巴爾特沒有完全使用階級分析法，而是關注資產階級作家從寫作風格上產生薩特所說的超階級幻覺的原因：因為他們的語言“是完全封閉性的，由于文學神話的全部內涵而同社會分離，它是一種神圣性的寫作”，“作為資產階級吉日良辰見證的同一種18世紀寫作，成為優秀法文的永恒典范”，資產階級擁抱了傳統的工具性“古典語言”，從而構建了所謂的“法國文學”。巴爾特進一步指出，這種“古典語言”的超階級神話，導致作家無論“接受或摒棄他的資產階級條件”，哪怕是“共產主義作家”，依然遵行小資產階級的寫法方法，“繼續毫無保留地承擔著對于小資產階級寫作藝術的形式性關切。”可以看到，巴爾特與薩特的訴求一致：都反對資產階級寫作，也反對資產階級寫作風格對無產階級大眾的霸凌，也對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毫不客氣，認為其無非是資產階級寫作試圖神話自己的虛偽假面。

由此，薩特提出了他的“介入”口號，也就是在這里，巴爾特與薩特在實踐方式上產生了分歧。薩特認為介入對于寫作來說是不可避免的，“每多說一個詞，我就更進一步介入世界，同時我也進一步從這個世界冒出來”， “一旦他介入語言的天地，他就再也不能偽裝他不會說話：如果你進入意義的天地，你再也無法從中脫身了”。所以，“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來到文學界的，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么觀點，文學把你投入戰斗；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經介入了。”那么，“正因為作家們選擇了寫作，所以我們就有理由要求他們介入”，所以在薩特看來，為了創造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文學，為了“保衛自由”，“介入”作家毋需擔心自己是否客觀中立：“‘介入’作家知道揭露就是變革，知道人們只有在計劃引起變革時才能有所揭露。他放棄了不偏不倚地描繪社會和人的狀況這一不可能的夢想。”

面對“介入”文學極強的政治目的性是否會影響文學的藝術造詣問題，薩特認為這一擔心是不必要的：“只要人們把題材看成永遠開放的問題，看成一些請求和期待，人們就會理解，藝術不會在介入時失去任何東西；相反，就像物理學向數學家提出新的問題，迫使他們創造新的符號體系一樣，社會和形而上學日新月異的要求促使藝術家尋找新的語言和新的技巧。”

巴爾特并不反對“介入”，他認同寫作本身即是對社會的介入。“（寫作）就是作家對其形式的社會性慣用法和對他所承擔的選擇的思考”，但他對這種“以藝術的全部嚴肅性把作家和社會聯系了起來”、“每一個政權都有自己的寫作”的現狀是不滿的。與薩特一樣，巴爾特同樣呼喚一種新的寫作，但他從薩特主辦的《現代》雜志里看到的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寫作，而是一種“徹底浸透了斯大林時期的獨斷式寫作”。他指出“法國的革命式寫作”“來自一種像技術性詞匯一樣專門的和功能性的詞匯，在這里甚至隱喻都是嚴格編碼的”，它的寫作是單義性的，“強加于自身一種說明的穩定性和一種方法的永恒性”。巴爾特指出，一旦按照薩特的方式進行介入，即產生了一種“介于戰斗者和作家之間的新型作者……出現了一種完全擺脫了風格的戰斗性寫作”，“語言不占據主導地位，卻傾向于成為道義承擔的充分記號……寫作變得像是一份集體聲明書下角的簽字”。也就是說，巴爾特看到的相應薩特介入號召的寫作，依然是“從作為一種完整而過時之工具的文學中傳承下來的”，并沒有如薩特所希望的產生新的語言和新的體系，而僅僅是資產階級寫作的延續，二者只有“階級選擇性”上的區別。巴爾特反對薩特是在于如何“介入”，應該寫作什么樣的“文學”來介入，而并非對薩特理念上的反對。

《局外人》

但其實，巴爾特借助加繆的《局外人》提出的“新聞直陳式”的“零度寫作”，理想中不存在風格的“白色”寫作，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一種超越階級的烏托邦寫作理想，這一點巴爾特本人也心知肚明。但是，當巴爾特批判了一切可見的文學作品，也批判了他目所能及的所有作家，提出了一種不僅超越階級，也超越人類行為可能性和意識形態可能性的“零度”時，一種全新的“寫作主體”就誕生了：這個主體意味著對“作家”存在的不信任，從而期待一種能夠自行言語并表義的未被異化的“至善”理想主體的生成。《寫作的零度》在與薩特對話、批判寫作現狀的同時，也激發了巴爾特對于自我主體和“作家”作為主體之建構的強烈懷疑：這是巴爾特主體性探索的第一步，即將自我的主體性轉向“寫作主體”，移除自身存在與“作家”之間的通約性。也就是說，主體沒有被移除，而是轉換了，巴爾特所期待的“寫作主體”超越的是人類行為與具體存在的“人”。而這也是他接下來提出“作者之死”的前提，也是他晚年尋回或者說保存了“主體性”的伏筆。

“作者之死”：真的如福柯、拉康所說，主體性死去了嗎？

巴爾特接觸結構主義后開始的“科學化文學”之路，同樣是對“寫作主體”超越階級、超越人類行為的一種抽象性實體的探尋。語言學、符號學和結構主義方法的運用無一不是建立“科學主體”而非自我主體的行為，科學主義成為當時的巴爾特對“寫作主體”運轉方式的最高期待。而顯然隨著結構主義來到巔峰，巴爾特對結構主義的失望也越發明顯。如果科學也不能成為“寫作主體”的存在方式，那么另一種極端的可能就出現了：“寫作”范疇內也許是沒有主體性存在的？

“作者死亡，寫作開始”、“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這些傳頌至今的經典名句其實并非代表讀者的誕生，巴爾特并非是要構建一個讀者的主體。巴爾特對讀者的理解，是“構成寫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間；文本的統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終點。然而這種終點再也不能是個人的，讀者沒有歷史、傳記、心理，只不過是一個單一領域中書寫的文本賴以構成的所有痕跡執在一起的那個人”，因此巴爾特認為“以維護讀者權利的斗士的人道主義名義”是可笑的，巴爾特所說的讀者并不是具體的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單列出來研究的概念主體，巴爾特的讀者是他所構建的文本場域中各條文本路徑的起點與終點，或者可以說是文本游戲的參與者——但在巴爾特的互文性多維空間里，參與者存在的前提是文本本身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如果沒有文本自我生成的多義，也就不存在能夠體驗這類多義的讀者。

那么，在這樣一個去中心化的文本場里，作者和讀者“人”的意味都被取消掉了，作者和讀者的主體性都被移除了：而“文本”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他者和客體。這意味著，巴爾特的“寫作主體”不僅不再是具體的人的范疇，甚至也不再是一個概念范疇——作為文本游戲的一個普通起始點（參與者），連寫作的欲望本身都失去了主體地位，成為可以隨時隨地進入文本的游覽者。趙毅衡評論道，巴爾特的這一論斷受到布萊希特“間離”思想的影響，“真正的革命文學應迫使讀者思考，而不是讓讀者與作品認同。”

與此同時，巴爾特顯然還受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拉康并不關心文學問題，也不討論作者，他直接針對的即是“主體”概念本身。主體究竟是如何誕生的？拉康以“鏡像階段”理論開始探索主體自我意識的生成過程：自我早于主體存在，主體是在自我的認同過程中生成出來的，而這種認同建立在無意識中與他者的對話之中（嬰兒面對鏡子才能產生對自我主體的認同），必須以語言為中介。但是這個過程必然會造成“誤認”，主體看到的永遠是自己作為他者的形象，這就導致自我作為主體與鏡像所產生的的主體之間永遠無法統一。與此同時，語言作為先于主體存在的存在，徹底導致了主體的死亡：主體對語言的運用是無意識下的結果，因此實際上主體的言語也就是他者的話語，那么主體的意識和主體的話語從根本上來說其實不存在，一切主體的話語都是無意識中他者的話語。

引申到文學領域，作品實際上只是語言在能指鏈上無邊無際的漂流，主體不僅不能主宰它，甚至不能創造它，所有的文本都在無意識的能指鏈上自由運動——實際上，這正和巴爾特的文本空間模型是對應的，拉康所構建的能指鏈上的意識游戲，也就是巴爾特所創造的文本游戲。拉康的主體死亡，就是巴爾特所謂作者的死亡。作者的死亡同時也是巴爾特對“寫作主體”的死亡嘗試：他試圖尋找一種無主體性的存在可能。但問題來了，巴爾特的自我主體毫無疑問是存在的，那么如果“寫作主體”都隨之消失，巴爾特究竟該如何自處？

關于自我主體如何自處的問題，相較于拉康完全取消自我走向虛無和譫妄，福柯并非徹底取消了自我主體。福柯在巴爾特之后發表的《什么是作者？》是對巴爾特的支持，但也是對其理論的某種修正。在福柯的理論構建里，他可以輕易將實際存在的主體和社會話語建構中的主體相分開，相比于巴爾特將“作者”與實際存在的作家聯系起來，福柯明確地認為作者更多的是“名字”和分類的手段，區分文本的作者實際上是“把若干文本歸集在一起，從而把這些文本和其他文本區別開。”那么，作者就變成了一種“功能”，“與法律和公共慣例制度密切相關；它在各種各樣的講述、各個時期、各種文化中起作用的方式不是整齊劃一的；它不是把文本自然地歸屬于其創作者就可以決定的。”這樣就徹底取消了“作者”這一主體在文本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作者不再是文本的生產者，“對主體的絕對性和創造作用也開始被人懷疑”。

福柯所解釋的“作者之死”其實比巴爾特保守很多，他認為“主體不應該被完全拋棄，而應該重新考慮，不是恢復原始主體這題目，而是要抓住其功能”，實際上并非是要去主體，而是去掉一部分“主體性”，“必須剝奪主體（及類似主體）的創造作用，把它作為講述的復雜而可變的功能體進行分析”。面對主體如何自處的問題，福柯巧妙的回答是：主體依舊存在，只是失去了特權——實際上從后來巴爾特的理論發展來看，他選擇了從激進立場退回，接受并發展了福柯的這一論斷。

如何共同生活？主體間性與中性的抗爭

隨著巴爾特的聲名日隆，寫作的欲望愈發強烈，其自我主體和寫作主體的存在問題越發緊迫：作為一個越來越龐大的自我個體，巴爾特不可能再接受寫作主體的死亡或不存在，無論是碎片化的片斷寫作、能指游戲還是“文本的愉悅”，自我宛若“房間里的大象”無法再以文本場內部的起始點為名進行忽視，他必須為自我主體重新尋找存在方式，必須再次面對自我，同時也是他創造的“寫作主體”。

二戰期間的療養院生活使得巴爾特對于封閉環境內部的集體生活非常關切。1976年巴爾特在法蘭西學院開設“如何共同生活：某些日常空間的故事性模擬”課程，則是專門以修道院生活為主題進行的研究。關注修道院歷史、組織模式和僧侶們的生活方式并非是為了歷史學研究，而是“將涉及一種倫理學”的研究，即主體如何共同存在？各自具有強烈主體性的主體是否能夠和諧共存？這同時也是一個現象學上主體間性問題，而如果這個問題能夠以文本間性的方法切入并解釋，也許能夠為主體的重生提供依據。

不過巴爾特的課程探索并不順利。吸引巴爾特研究“共同生活”的是一種“幻覺”：“‘很好地’共同生活，‘很好地’共同存在。在其他人那里更為誘人的東西、人們可以最為嫉妒的東西：偶居、群體甚至家庭，都是成功的。”但首先，這種“幻覺”指向一種“可怕意象：身為孤兒，重新為自己找到了一位庸俗的父親，組成了一個令人討厭的家庭：《無家可歸》。”因此，巴爾特指出“共同生活”的幻覺要實現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個人節奏性”。表現在修道院生活里，就是共同生活的僧侶各自保留生活作息習慣，尊重每一個人的個人節奏，盡量避免集體性的、強制性的時間安排，比如定時集體聚餐。

然而這其中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悖論：任何修道院的誕生都是源于獨居隱士“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也即是對社會強制性和組織性的拒絕和一種主體性的發揚，但是修道院的運營狀況，決定了一個修道院要想獨立自主地存在下去，必須要求參與的僧侶們讓渡出部分主體性，甚至在精神的感召下獻出全部的主體性——破除個人節奏性的修道院往往比保留個人節奏性的修道院更加具有生命力。巴爾特發現，固然存在一種應對集體性生活的范式：更少數人的配對，但是隨后他就悲觀地論證出任何意義上的“強配對”的結局都是一方對一方的依賴關系并且指向共同的死亡，一種“共同生活”的烏托邦。 

理想性的共同生活條件必須具備“共同的宗旨、對群體界限的意識、整合與失去的能力（靈活性）、內部不存在界限嚴格的小團體、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并起重要作用”，至少超過兩人又不能多于10人甚至8人，各自保持具有價值的臨界距離。如何達到這種條件？必須是每個主體“不支配別人，不操縱，主動地放棄（對其他人）的想象，避免一切可能滋生對關系產生想象的東西。”這樣的嚴苛不僅意味著“至善”式的烏托邦，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不可能性。安迪·斯塔福德直言不諱地評價道：“《如何共同生活》對此沒有給出具體的答案……放棄了探討共同生活的烏托邦的想法。”

這種對主體間性的失敗探索，促使巴爾特再一次確認了“寫作”是堅持主體性的唯一方式：“至善——它的形象表現——卻動員其主體在其個體化過程即在其全部個人歷史之中的整個擴展和探究能力。根據這一點，只有寫作——或者更愿意說，只有傳奇般的行為（或小說）才能進行闡述。只有寫作可以匯集最大的主觀性，因為在寫作中，有著表達的間接性與主體的真實性之間的協調。”“寫作主體”成為巴爾特重返主體性的最后期望，而下一年度的法蘭西學院課程“中性”則是巴爾特堅定維護這一主體性方法論宣言，也仿佛回到了《寫作的零度》的最初起點。

當然，晚年巴爾特提到的“中性”， 不能被當作折衷、中立或者“第三條道路”去理解，在1977-1978年的課程中巴爾特對“中性”的概念是極為廣泛的：“對聚合關系的破除”，“一切曲折變化，只要避開或打破意義的聚合性和對立性結構，以便擱置話語的沖突性現象，我們都認為屬于中性。”也就是說，“中性”不是一種中立的狀態，而是一切排除聚合關系的對象，被看作寫作主體對過往所有試圖消滅自己的舉措的抗爭。

在巴爾特看來，這種抗爭是主動、決絕而不妥協的，因為任何語言都不可能沒有聚合關系，“權勢的領域里容不下絲毫中性”。他的寫作則是主體得以存在和堅持的唯一途徑，“寫作正是一定能夠消除話語的傲慢性的話語”，“反制傲慢的唯一的辯證的行動”就是“從話語到寫作的過渡”和“寫作的誕生”。也就是說，在經歷了對作家主體的破除，對科學主義的嘗試，對寫作主體的質疑和復生，以及對主體間性和共同生活的不信任之后，巴爾特歷經數十年的主體性探索，最終以將自我主體與寫作主體以“中性”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作為最終答案。

在《中性》課程中巴爾特說，“在某種意義上，這門課是《寫作的零度》的翻版”，也許可以說，在歷經一生的理論歷險后，巴爾特終于意識到自己曾經寄托在各位作家身上不可能達到的“零度”烏托邦，實際上只有在自我主體等同寫作主體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個被“刻板印象”認為造成了“作者之死”，給文學世界帶來主體性消亡的先鋒派，實際上在用畢生學力高唱主體性的頌歌；他尋找的主體性兜兜轉轉，最終重返并閃耀在“R.B.”這一主體之中——從懷疑，到死亡，再到堅定不移的重建和抗爭，這正是主體性的永恒存在形式，一種往復不斷的“永恒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