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歲的王曉現任國家文物局直屬單位中國文物報社總編輯、中國文物學會文博出版傳媒專業委員會會長。愛因斯坦說過這樣一句話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王曉之所以能在文博領域有一番作為，與他從小喜歡歷史有很大的關系。

事實上，在一個人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家庭、學校、社會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三者的作用在一個人身上產生最佳的效果，可以說概率非常小。從這一點來說，他的成長經歷，或許能給今天的教育工作有一些啟發。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王曉的幼兒園是在北京燕山地區上的，那一帶流傳著許多楊家將的傳說，養兒峪、歇息崗、奶子石、東流水、白水寺、拴馬樁這些地名都與楊家將的傳說有關。王曉的父母只要一有時間就領著他到那些地方“勝跡尋幽”，給他講楊家將抗遼的故事，王曉特別愛聽。

王曉的父親王國成很喜歡歷史，他也很懂得“種善因，得善果”的道理，在王曉剛剛能聽懂故事時，他就給王曉講了岳飛抗金的英雄事跡。王曉讀小學的時候，他送給王曉一部清代小說家錢彩著的《說岳全傳》。結果，王曉深深迷上了這部書，書中情節，他講得繪聲繪色，人物兵器，他也如數家珍一般。上小學四五年級時，電臺開始播出劉蘭芳的長篇評書《岳飛傳》，而王曉已將一部《說岳全傳》爛熟于胸。在班上課間休息時，他身邊總是圍聚著幾位小伙伴，聽他依據白紙黑字的《說岳全傳》有板有眼地給評書《岳飛傳》挑毛病。王曉不光能背誦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還會背誦大家從沒聽過的韓世忠的《滿江紅·萬里長江》，他的小伙伴們都驚呆了。

王曉喜歡歷史，大概由此開始。

上了中學，王曉對文史的興趣更加濃厚了。書讀得多了，看問題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在讀書的過程中，王曉發現，司馬遷以人物為線索寫成“紀傳體”的《史記》，司馬光以時間為線索寫成“編年體”的《資治通鑒》，但沒有誰以地名為線索編寫史書。于是王曉有了一個夢想——“我要第一個以地名為線索編寫一部中國歷史，開創一種歷史編纂新體例。”編寫《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的想法就是這樣產生的。

因有了一個興趣愛好而有了一個心得，因有了這個心得而又有了這本《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因有了這本《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王曉也就“選擇”、“決定”上歷史系學歷史學專業了。大學畢業又因這本《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王曉得到了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周誼社長的賞識，又和出版單位、編輯工作結了緣。

1990年大學畢業后，王曉先在國家建設部直屬單位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從事出版工作，后在國家文物局直屬單位中國文物報社從事新聞工作。他一步一個腳印前行，策劃了一個又一個選題，寫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編成了一本又一本圖書，組織了一個又一個活動，榮獲了一個又一個獎項，一路沿著助理編輯、編輯、副編審、編審，總編室主任兼記者部主任、總編輯助理兼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的順序逐級成長起來，一直致力于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如果沒有當初對歷史的興趣，也不會有今天的我。”王曉說道。

父母培養了他的閱讀習慣

王曉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家庭——那時候中國也沒有什么大款富豪。父親王國成是北京電影機械研究所干部，母親李航是北京真空儀表廠工人，都是特別老實實在的人，一輩子忍辱負重，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是自己默默忍受。他們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兒子能走正路、不斷上進。他們非常重視王曉的學習。在王曉很小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培養他的閱讀習慣。

王曉上幼兒園前就喜歡上了小人書。一次，他們全家在火車站候車，那時的王曉還要大人抱著，他看到邊上一個小朋友在翻看一本小人書，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非要不可。父母沒有二話，馬上就給他也買了一本。他開開心心地翻看起來。他的第一本小人書就是這樣得到的。這個情節王曉記得清清楚楚。從此，小人書成了王曉童年最重要的讀物。

1976年地震前，王曉家住在西單附近。西單商場南側有一家古色古香的舊書店。每次王曉父母去西單商場，都把他放在舊書店，讓他在那里看小人書，等他們。臨走時，父母總能給王曉買上幾本新小人書，讓他也滿意而歸。地震后，王曉家搬到了西四附近，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家新華書店可以租小人書看，那里也是王曉最喜歡去的地方。后來，父母又從單位圖書室借中外名著回家給王曉看。從《李自成》《林海雪原》《新兒女英雄傳》，到《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再到《安徒生童話》《斯巴達克思》，王曉課外閱讀涉獵范圍很廣，有些名著讀過不止一遍。

可以說，父母培養了王曉的閱讀習慣。王曉說，這種從小養成的手不釋卷閱讀思考的習慣，讓他在以后的學習工作中受益極大。

初中以后，家里和學校能找來看的書已經無法滿足王曉的閱讀需求了，再加上中國近現代那些嗜書如命的文史大家尋書買書的逸聞趣事的感染和影響，琉璃廠中國書店成了王曉向往的地方。

王曉至今還清晰記得第一次去琉璃廠中國書店的情景。那時候，他知道父母肯定不允許他一個人去離家那么遠的地方，就瞞著他們來了一次秘密行動。當他手里拿著地圖，從團結湖出發邊找邊走，終于來到琉璃廠“中國書店”那塊金字牌匾下時，那得意勁兒就別提了！那天，在中國書店里，王曉花光了身上帶的所有零用錢，他終于搞明白為什么那些文史老前輩們那么喜愛逛中國書店了：這里的書豐富多彩，讓人大開眼界；這里的書還特別便宜，魯迅的書，每本也就一兩毛錢；這里的店員顯得特別有學問，待人特別溫和。那天，他是抱著第一次自己買的一大包書從琉璃廠走回團結湖的，十幾公里的路程，他根本沒有感覺累。

以后，王曉成了中國書店的常客。父母也知道了他的秘密，經常利用節假日陪他一起去買書。有時王曉因為學習緊張去不了，父母就按照他開好的單子幫他買。時間長了，中國書店的師傅們也認識了他們一家——罕見的個人自費買書大戶：中學生模樣的兒子非常專業地挑書，專撿同齡人根本讀不了的史書古籍，父母只管付錢、看堆。中國書店總經理周巖同志也開始關注他們，攀談中得知，王曉父母收入很一般，之所以節衣縮食這么花錢買書，只是因為兒子喜歡讀書，為了滿足他課外學習的需求。周巖同志被王曉父母的樸實感動了，以后每次中國書店舉辦書市，他都親自給王曉父母寫信、寄去請柬。舉辦書市的日子，周巖同志看到王曉和他父母前來買書，都會非常熱情地過來握手表示歡迎，并介紹店里的負責人和服務員和他們一家認識，盡可能地幫助他們。

就這樣，王曉的藏書開始豐富起來。父母還專門給他買來書柜，小小年紀的他儼然大知識分子一樣坐擁書城。他的藏書讀書之室還有了名號——志畤齋。每一位來他家的同學都驚羨不已。

王曉手邊經常翻閱的兩部清代光緒年間刻印的線裝巨著——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120 卷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130 卷，就是中國書店的師傅們費了不少心血幫著找到的。買書那天，在琉璃廠中國書店的會客室里，王曉和母親在周巖同志陪同下還接受了《北京日報》記者孫瑛的采訪，孫瑛同志后來擔任過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她寫的報道《訪文化街書市》1987年9月27日刊發在《北京日報》上。

明末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

今天在團結湖他的父母家，王曉當年的小書房還原樣保留著，凡是來到這間從未裝修過甚至從未粉刷過的小屋參觀過的客人，都非常欣賞它那種一直保持著的書卷氣和清貧但絕不寒酸的特殊格調，不管是有錢人還是有權人，都對它肅然起敬。不錯，這間小小的書房就是一個見證，它無聲但真實地呈現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條件，以及這個家庭盡其所能、傾其所有給予三個孩子中的一個男孩的最大支持。

好學校激發好學生釋放全部潛能

中學六年，王曉是在北京兩所學校上的，初中上的是位于朝陽區的北京市朝陽中學（現名北京市陳經綸中學），高中上的是位于東城區的北京市第二中學。王曉對這兩所百年老校感情極深，專門寫有《“朝陽中學”的點滴記憶》和《北京二中的點滴回憶》，表達對母校深深的感恩之情。

王曉是1980年夏天考入朝陽中學讀初中的。按照當時朝陽區好學校的排序，位列第一的是八十中學，位列第二的是日壇中學，第三才是朝陽中學。但是，八十中學很新，日壇中學很小，若說歷史最久、底蘊最厚、校園最大，還得數朝陽中學。

王曉母校舊影

王曉母校舊影

在這所被譽為“芳草樂園”的學校里，王曉穩穩地走出了青春第一步。

北京二中風氣很正。學生都非常勤奮刻苦，好學上進，幾乎沒有人講吃講穿、比家庭比背景。午休時，大家都在教室里或到圖書館安靜閱讀；放學后，又結伴到運動場活動。老師也都很優秀，他們愛崗敬業，治學修身，各擅勝場，樂于鼓勵、支持、幫助學生。很快王曉就發自內心地喜愛上了這所新學校。

當時北京二中校長是張覺民。張覺民校長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他1947年考入北平二中，當時二中初中只招收兩個班，總共八九十人，而報考的有兩千多人。1953年他高中畢業考取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由于當時教育事業迅速發展，中學師資嚴重缺乏，他響應號召，毅然放棄升學留校工作。在北京二中大家都知道張覺民校長是一位既在文（中文、政治）、理（數學、物理）科方面具有專業教學水平，又通曉中學其他各科教學和從事德、智、體諸方面教育的通才。1983年他被中央教育部、全國總工會授予“優秀教師”稱號，1984年被評為北京市勞模，1986年被評為北京市模范校長，同年張覺民校長榮任北京市東城區教育局局長。

和同期同學相比，王曉在校讀書期間和張覺民校長接觸最多。張覺民校長倡導的“全面發展、學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對王曉影響最大。

1983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報》刊發了王曉的處女作《郡大？州大？》。當時電臺正在熱播袁闊成的評書《三國演義》，王曉就其中“江東六郡八十一州”的說法，寫了這篇小文投給了報社，沒想到很快就發表了。接著，王曉又針對《1984 年文物臺歷》將“司母戊鼎”和“杜嶺方鼎”搞混寫了一篇小文《臺歷上的失誤》，《北京青年報》在1984年1月10日又刊發了。一名高一學生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連續在《北京青年報》發表兩篇鉆研歷史的文字，這件事在老師和同學中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從此，王曉便一發不可收，他的稿件不斷見諸報端，有的報道篇幅超過半個版面，有的報道上了頭版頭條，王曉成了《北京青年報》一名最活躍的學生通訊員。

求學時期的王曉

張覺民校長專門就《臺歷上的失誤》中提到的“饕餮紋”找王曉談過一次。后來張覺民校長還親自交給王曉兩個任務：一是利用秋游機會，好好考察一下慕田峪長城，寫個小型考察報告；二是通過舉辦“三一八慘案發生地”（張自忠路3號，當年是鐵獅子胡同1號）立牌活動，走訪老校友，了解三十九位烈士之一的二中學生周正銘的事跡。兩個任務王曉都完成了。

在北京二中上高中期間，王曉的才華和能量全部釋放出來。

1984年，北京青年報社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是成立北京中學生通訊社，在全市中學生中招聘100名“學通社記者”。王曉連闖三關，成為北京中學生通訊社第一批記者中的一員，又通過競選，被公推為北京中學生通訊社第一任副社長兼東城區分社社長。

北京青年報社的北京中學生通訊社名單

1984年暑假，剛上完高一，年僅16歲的王曉獨立編寫完成了一本29萬字的“志地體”（以地名為線索編寫歷史的新體例）歷史書——《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

王曉編寫《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的目的很明確，不是為了練筆，而是為了出版。剛剛升入高二，他就鼓起勇氣找張覺民校長說出了自己的心愿，還將1984年7月20日《北京青年報》刊發的他的心得小文《我想寫“書”》拿給張覺民校長看。張覺民校長嚴肅地、專注地、安靜地聽王曉講完，鄭重收下了他抱去的厚厚一大摞書稿。沒過多久，一天放學后，張覺民校長親自來到教室找王曉，把他領到自己的辦公室，介紹王曉認識了水利電力出版社電編室編輯吳強——日后他的《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的責任編輯。原來是張覺民校長親自幫王曉聯系的出版社。

《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

編寫出版《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的媒體報道

“一戰成名天下驚”。編寫出版《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讓王曉成了海內外多家新聞媒體報道的“新聞人物”。來自海內外數以千計的慕名來信如雪片般飛來，無數的鮮花和掌聲，讓王曉在青春年少的黃金時代第一次感受到成功和幸運。王曉也因此成為在全國范圍內都有相當知名度的中學生旗幟性人物。作為“全面發展，學有特色”的典型，他受到各級表彰。一位教育界的老前輩說，特長生表彰就是從王曉這開始的。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克強同志為《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寫了前言。高中快畢業時，王曉還相繼接到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推薦通知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歷史系的保送通知。

遇上好老師是人生最大的幸運

錢學森晚年回憶，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有17位，其中有小學老師1位，中學老師7位！

王曉說，他今天成績的取得，離不開老師的教育引導。遇上那么多好老師是人生最大的幸運。

一上小學，王曉就遇到了“好老師”。

學生時代十五年，從小學到大學，王曉一共經歷了 15 位班主任，時間最長的是大學時的輔導員，帶班四年，時間最短的僅僅幾天。“好老師”就是帶他時間最短的一位班主任。她的名字，王曉不知道，也不敢打聽，只知道她是“好老師”——因為校領導介紹她時只告訴大家說：“這位是好老師。”

上幼兒園時的王曉可是淘得出了圈兒——“每天被大人送到幼兒園后，轉眼兒就翻墻出去漫山遍野瘋玩瘋跑去了。中午從來不知道吃正經飯菜，餓了烤點螞蚱，擼點酸棗，再不就順點地里種的東西。遇山爬山，遇河趟河。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我在單位創下了一項記錄——有班車不坐，每天用80分鐘長跑17公里上班，估計就是小時候跑著玩打下的基礎。”

可能是在幼兒園“瘋玩瘋跑”慣了，一入小學，王曉上課總是愛走神。教室能圈住他的身體，卻圈不住他天馬行空的幻想。每天，王曉都盼著早點下課放學。為了能早點獲得自由、作業一次過關，王曉總是盡力把作業寫得又快又好。每當王曉懷著這個小目的第一個把作業遞給“好老師”時，她總是出人意料地表揚王曉，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夸獎王曉作業完成得又快又好。到后來，王曉盡最大努力又快又好完成作業的目的變了，不是為了早點出去玩，而是為了得到“好老師”的當眾表揚。

時間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王曉還依稀記得“好老師”的樣子：不到30歲，短發，很好看。她看著我們寫作業時，總是坐在窗前，西下的斜陽就從她側面照過來，使她的形象更加朦朧安詳。

“她真是一位好老師，不光人長得好，課講得好，待人也溫和，夸起人來讓人感覺暖暖的，渾身充滿好學上進的勁頭。”

后來，王曉也確實做到了“又快又好”——小學后兩年，王曉開始在學習上顯出聰明和能力，幾乎每次測驗、考試都是交卷最早成績最好。小學畢業考試他取得了全年級前五名的好成績。

王曉的父母由于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對學校教育寄予了全部希望。他們一直教育王曉，要百分之百地尊重老師、服從老師。“哪個小朋友背后議論老師你也不要參與，不要比這個老師好，那個老師不好，老師都好，只要你虛心學習，就一定會成功。”

初中、高中，王曉遇到了更多的好老師。

郭應允老師是王曉初二時的歷史老師，也是他的第一位歷史老師。王曉非常愛上郭老師的課，每次課都全神貫注聽講。第一次歷史考試，王曉就得了全班最高分。王曉高一時的班主任是教物理的雷鎮之老師，王曉的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就是遞交給他的。雷老師得知王曉想要以地名為線索編寫新體例歷史書，就鼓勵他大膽探索。白大連老師是王曉高一時的歷史老師，高二開始擔任文科班班主任，直到高中畢業，他上門家訪時帶走了王曉的書稿，利用暑假時間審閱。

蘭學春老師是朝陽中學團委書記，他對王曉這位班團支部小書記、校團委小委員很是關愛。《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采訪蘭老師，見報的照片中，王曉就站在蘭老師身邊。張黃男老師是北京二中團委書記，王曉一入學就擔任高一（3）班團支部書記兼學校團委委員，張老師對王曉非常信任和支持，既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諍友”。

參加工作后，從事的又是新聞出版工作，王曉深深感到語文底子好占有很大優勢。田文彩、古振聲、董高頤、賈作人等老師幫助王曉奠定了厚實的語文基礎。

范基公老師在北京二中負責教育科研，也是《北京青年報》通訊員的他，很喜歡和學校唯一的學生通訊員王曉交流。有時王曉接受記者采訪就在他的辦公室里。1985年3月28日，美國舊金山出版的中文報紙《中報》刊發了《北京中學生王曉寫出廿萬字詞典》。旅美華僑伍振權先生給北京二中張覺民校長寫信寄來報紙，并題詩一首，特意囑咐轉致“北京第二中學優異學生王曉同學惠存”。范基公老師就此親自寫了消息《旅美華僑賦詩祝賀中學生》，6月1日刊發在《北京科技報》上。1985年北京二中為紀念建校75周年，編印了《北京二中建校75周年紀念冊》，收錄了學校校史編寫組集體討論、范基公老師執筆完成的《北京二中校史》，里面還提到了王曉——“現正在校讀書的高二年級學生王曉，編寫了29萬字的《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即將出版。他是二中培養的眾多文科人才的后起之秀。”

旅美華僑賦詩祝賀王曉《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出版

已經年近八旬的范基公老師現在還很關心王曉的工作和事業。今年４月，單位推薦王曉參加長江韜奮獎評選。范基公老師下了很大功夫為王曉寫了參評材料《好記者 好編輯 好領導——中國文物報社副總編輯李讓同志事跡》（王曉，現名李讓）。雖然后來王曉選擇擔任了中國新聞“兩獎”評選的評委，放棄了個人參加長江韜奮獎評選，但他表示會好好珍存范基公老師為他寫的這篇文章，留作紀念。

2016年是王曉從北京二中高中畢業30周年。在范基公老師的熱心幫助下，王曉見到了最想念的人——張覺民校長。張覺民校長和他夫人黃韻玫老師，一位是王曉高中母校北京二中的校長，一位是他初中母校朝陽中學的老師，老兩口已經攜手走過一甲子，剛剛度過“鉆石婚”紀念日。看到兩位先生身體非常好，精神也非常好，王曉特別高興。

王曉說：“學生時代的老師，不管是教過我的，還是沒有教過我的，我都感恩他們，我感恩每一位老師！因為從他們溫暖的話語和慈愛的目光中我能感受到他們對我這個‘特殊’學生的欣賞和關愛。”

文博學者鄭重書聯：普天史家何其多，二中王曉最年少

那時候，中學生編寫詞典出版，可是一件令人震詫的新鮮事！校外有很多老師都給予了王曉無私的關愛和幫助。《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責任編輯吳強帶著王曉的書稿請教過北京教育學院的趙恒烈先生、北京師范學院的黃一歐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的張振鶴先生、北京市第20中學的鄭尚可先生。他還引薦王曉認識了北京市第165中學的時宗本先生——當時北京市唯一的歷史特級教師。時宗本先生擔任了王曉這本書的主審。多年后，一位全國歷史教學研究會的老先生得知時宗本先生是《中國歷史地名小詞典》的主審時，對王曉說：“你當年真的很幸運，有時宗本先生幫你把關，那是宗師級的人物。”

理學大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邱漢生先生, 著名史家、北京師范學院的齊世榮院長，紡織行業的老同志王俊玲阿姨，都用不同的方式，給了王曉非常珍貴的幫助。還有一群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記者編輯老師也對王曉的事業有重要影響，他們是北京青年報社的張延平、馬在新、吳佩華、賀幟生、姜瑩、謝民，還有水利電力出版社的吳強等，這些記者編輯老師尊重王曉、欣賞王曉，他們教他懂得掌握創造能力比追求課堂分數更重要，教他在實踐中熟悉新聞出版工作。王曉在他們的幫助下事業開始起步。

撫今追昔，往事歷歷在目，那一張張年輕溫和的面龐經常浮現在王曉的腦海里。“從事新聞出版工作28年來，我在工作中處處以我的記者編輯老師為榜樣，心甘情愿安居幕后，盡心盡力默默奉獻。”

（注：本文原題為《時代的“幸運兒”》，刊發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