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槍擊案會成為反亞裔歧視運動的轉折點嗎

3月16日，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地區的多家按摩場所發生系列槍擊案，造成8人喪生，其中6人為亞裔女性。21歲的嫌疑人羅伯特·亞倫·朗在被逮捕后的初步審問中聲稱其犯罪動機為“性癮”而非“種族歧視”，當地警方發言人一度援引了他的這一說法，引發巨大爭議。

2021年3月20日，美國紐約，當地爆發主題為“停止仇恨亞裔”（Stop Asian Hate）的游行和集會。

新冠大流行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導致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大幅上升。疫情初期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停止亞裔仇恨”（Stop AAPI Hate）在過去一年間收到了近3800起包括言語辱罵和身體攻擊在內的事件報告。加州州立大學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針對一些警局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16個美國城市中2020年度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共計122起，而2019年的數據為49起。最近幾個月，一些亞裔老年人被攻擊的視頻在網絡上大量傳播：1月，一名84歲的泰國老人在舊金山街道上行走時遭到攻擊后死亡；2月，在奧克蘭的中國城，一名75歲的亞裔老人遭到攻擊和搶劫后去世。上周，美國現任總統譴責了“針對正在遭受攻擊、騷擾、指責和被作為替罪羊的亞裔美國人的惡意犯罪”。

被非人化的亞洲女性

《紐約客》雜志撰稿人Jiayang Fan在《亞特蘭大槍擊案和亞裔女性的非人化》一文中從親身經歷出發，講述了身為一名亞裔女性在疫情下的美國所遭遇的困境。她指出，一樁無意識屠殺可以以令人痛苦的方式澄清一個國家的狀態。正如弗洛伊德和無數其他非裔美國人的死證明的那樣，結構性種族歧視正在變得既平常又病態。種族主義者前總統的煽動性言論加上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引發的絕望情緒加劇了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的生存危機。“作為亞裔美國人在這段時間生活意味著同時對病毒和惡毒的遷怒無能為力。感覺被困在了一出美國悲劇中，同時又被否定了作為美國人的合法性。”

Jiayang講述了自己在特朗普將新冠稱為中國病毒后遭遇的一系列嘲諷和辱罵，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去年7月的一天，她從雜貨店走回家的路上被一名男子尾隨搭訕的經歷。當時她戴著耳機聽播客，一開始沒有聽到他說話的聲音，但他提高了音量直到她不得不面對他，他長著一張無甚特點的娃娃臉，穿著白色球鞋，隨意地背著包，看起來很年輕，可能不比槍擊案嫌疑人朗年長，Jiayang一度以為他是想要問路。然后這名男子就開始對她做帶有性意味的手勢，咧嘴笑，舔嘴唇。她的第一反應是避免對視和檢查自己的衣著。當聽清楚他在說“Chin chong Kung flu（新-中-國-流感）”時，Jiayang停下腳步面對他，周圍的行人匆匆經過。她拿起手機給騷擾者拍照，對方開心地笑著比了豎大拇指的手勢。之后的幾周乃至數月，她回看這張照片時，仍然會重新回到那個場景，被恥辱感壓倒。一開始，她認為自己拍下這張照片只是為了記錄這些騷擾時真實發生過的，而不是她對一次普通相遇的偏執幻想，然而她后來意識到自己想要捕捉的還有其他，即少許性欲變形為種族主義嘲諷的那個瞬間。

Jiayang指出，厭女癥和種族主義從來不曾邊界分明地各自為政，而是共同強化一種非人化的“他者”敘事從而肆意破壞。尤其是亞洲女性的身體，長期以來都在被物化、憎恨、迷戀和色情化。從1875年頒布的以賣淫為由禁止中國女性移民到美國的《佩奇法案》（the Page Act）到銀幕上和流行文化中的母夜叉形象，亞洲女性先是被高度性欲化，然后又被以這種被投射的高度性欲而妖魔化。無權勢者的一大悖論就是當權者會將自身的弱點安在你身上，因為你甚至無力反對。

在文章最后，Jiayang寫到最難以承受的諷刺在于她對羞恥感太過熟悉了。當聽到陌生人侮辱性的稱呼或是騷擾語言時，她都會感到羞恥。她和她的亞裔美國人朋友們都曾在群聊中感謝口罩和冬天的大衣擋住了她們的亞洲臉孔。她們因為不知如何更好地保護老人和更脆弱的所愛之人而痛苦。她們疑惑是不是應該準備后緊急措施以便一旦暴力升級可以及時撤離。她們擔心太強硬地展示團結會滑入部落主義。她們擔心自己會因為擔心而變得軟弱。盡管真正應該感到羞恥的是殺害無辜的罪犯。

此輪反亞裔歧視運動為何不同于以往

韓裔美國詩人、作家、教授Cathy Park Hong在其非虛構作品《少數的感受：一名亞裔美國人的清算》（Minor Feelings: 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一書中寫道：“在這個國家，身為亞裔的屈辱被低估了。”在這本文集中，她對亞裔美國人經歷的痛苦且通常是不可見的創傷進行了探索。她的作品捕捉到了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種族體制中的特殊位置。政治學者Claire Jean Kim將這一動態描述為“種族三角（racial triangulation）”：非黑非白的亞裔同時被模式化為模范少數族裔和永遠的外來者，從而被用作楔子卡在黑人和白人之間。然而隨著美國國內攻擊亞裔事件的上升，亞裔美國人開始呼吁社會關注他們受到的種族歧視。

就在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前，《大西洋月刊》助理編輯Morgan Ome對Cathy Park Hong進行了專訪，訪談圍繞為什么過去一年間的暴力和仇恨犯罪刺激了那么多不同國族的亞裔美國人這一問題展開。限于篇幅，以下為該訪談的節選：

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并不新鮮。但最近，人們感到更多亞裔美國人開始發聲和抗議。為什么？

Hong：幾年前，越南裔美國醫生陶大衛在美聯航的飛機上遭到攻擊并強行拖走。我記得那時候媒體并沒有討論他的身份。那只是一個中產男性被拖下飛機的故事。但當時我看到這則新聞時，我心想，我打賭他要是個白人就不可能被這么對待。但沒人說這個問題。從那時（譯注：2017年4月）到今天，很多東西發生了改變。身份政治發生了真實的倒退，人們更坦率地談論種族和結構性的種族不平等。這促使了更多亞裔美國人發聲。

自從2014年弗格森暴動后黑命攸關運動開始獲得力量以來，我看到更多亞裔美國人開始組織起來和聲援他們。去年夏天，人們開始真正內化黑命攸關抗議和關于社會正義的對話。現在，當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發生時，亞裔美國人更加積極地發聲和組織：從在《紐約時報》寫評論到在奧克蘭中國城組織老年人陪同團體。

過去是否有過類似的時刻？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同類事件是1982年的陳果仁（Vincent Chin）之死，當時在華裔和日裔美國人中引發了強烈抗議。其他歷史上的例子沒能讓亞洲人進行大規模抗議，比如二戰期間的日裔拘留營。洛杉磯暴動中被破壞的韓裔經營的商店也沒能讓非韓裔的亞裔美國人為韓裔社區發聲。

Hong：是的。洛杉磯騷亂之后，你沒有看到其他亞裔來支援韓裔社區。現在的不同在于，被攻擊的人包括了所有亞洲族裔。即使他們被認為是華裔，很多時候他們其實是菲律賓裔、越南裔和韓裔。種族主義的癥候之一就是把所有人都混為一談。

另一個歷史上的同類事件是911之后，穆斯林遭到襲擊和迫害。或者是當特朗普當選總統后，出現了關于拘留穆斯林的言論。美國人攻擊的包括穆斯林和看上去稍微有點像穆斯林的人：包括印度教印度人、錫克教印度人——所有棕色皮膚的人。我相信這的確刺激了南亞社區和穆斯林社區。我們現在看到了這種情況的發生。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社區出現了更進取的行動主義。究竟是哪個群體被針對不再重要。

你覺得現在發生的事情和洛杉磯暴動之后發生的事情是否有相似之處？

Hong：和洛杉磯暴動類似，非裔工人階級和亞裔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經濟鴻溝。很多黑人因為韓國移民進入他們的社區經營商店而心懷怨恨，因為他們受到了經濟歧視。與此同時，這些韓裔移民也是入不敷出。他們沒有任何保險。但他們確實在經濟階梯的上一級。很多來自洛杉磯暴亂和關于被韓國移民殺死的黑人女孩Latasha Harlins的記憶的怨恨仍然存在。

在今天討論一名黑人或者棕皮膚的人襲擊亞裔老人是充滿張力且十分棘手的，比如那名泰國祖父。二代和更年輕的亞裔移民關于種族的看法和一代移民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年輕的亞裔移民對亞洲社區的黑人歧視和警權是很敏感的，但對于上了年紀的亞洲移民而言，這些罪行可能會再次肯定他們的黑人歧視并驅使他們向右翼靠攏。

我擔心的是這些罪行正在加劇黑人和亞裔美國人之間的分歧，白人則不會認為自己負有責任。每當我在社交媒體上說“這些襲擊事件都是白人至上主義的癥候”時，白人總會說：“犯罪的不是白人，怎么可能是白人至上的錯？”Claire Jean Kim精彩的“種族三角”理論討論了黑人、亞裔和白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你在洛杉磯暴動中看到了這一點，在我看來相同的動態今天仍在上演。

在《少數的感受》中，你寫到使用“我們”這個人稱代詞的困難，因為亞裔美國人是一個如此多元化的人群。亞裔美國人這個術語是1968年由激進學生組織者們創造的，他們當時想象的是一個泛亞的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提出的亞裔美國人理念是否只是一個理想？還是一個你所看到正在形成的真正的基于身份的聯合？

Hong：人們忘卻了那段歷史。我也忘記了。亞裔美國人走到一起是因為沒有其他的術語來描述我們。過去，我們被稱為東方人，或者是用我們的國族。創造亞裔美國人這個名字的是越南戰爭和黑色力量運動。記住，那些亞裔美國人組織者是二代甚至三代移民。他們是菲律賓裔、華裔、日裔。其中很多人的家人曾被關進拘留營。他們是工人階級。所以他們有很多憤怒的對象。

那是充滿力量的往事，卻被移出了我們的歷史。部分是因為美國的移民模式。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之后，不同國家的亞裔移民大量涌入。我們變得更加多元：巴基斯坦裔，孟加拉裔，柬埔寨和越南難民，韓裔。這些移民中很多人的孩子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但卻意識到由于膚色和口音自己仍然是二等美國公民。

新的意識和覺悟部分是因為我們的人數更多了。我們中更多的人在這里生活了足夠久的時間，可以要求成為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比起我20多歲甚至30多歲的時候，現在的年輕人更加激進，更加卷入，更為作為亞裔美國人而自豪。“我們想要在好萊塢看到更多亞洲人”的敘事改變了。不只關于代表性政治，也關于對抗亞裔美國人中的階級不平等以及努力和其他有色人種建立團結。

關于亞裔美國人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較少地將其作為一種身份，更多地作為一種聯合，那么可能亞裔會更容易認同它，因為它為我們所有的國族、經濟和地區差異都保留了空間。

你在書中寫道，“自1960年代末以來，自從亞裔美國人行動家和黑豹黨一起抗議起，至今還沒有一場大規模運動可以被稱為是我們自己的。”你認為為什么會這樣？

Hong：一些人爭辯說自那以后有過很多運動。我會說它更多是斷裂的。但我認為在亞裔美國人中間建立一個跨文化社區，同時和亞裔、非裔、拉丁裔、原住民社區建立聯系，是非常重要的。而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那一步。

如果我們想要修復結構性不平等、改革司法體系和警察部門，獲得所有人的醫療，那么談論我們的種族身份就是重要的，因為人們對此感到切近。你不能像安德魯·楊那樣說人們過度沉溺于身份政治里。如果白人錯誤地用身份或種族讓我們彼此競爭，我們就必須作出應對。為了得到我們想要的并且為在這里生活感到自豪，為了發聲反抗暴力，我們需要建立社區。這意味著建立超出珍珠奶茶和韓國流行音樂的亞裔美國人身份認同。

法國的紳士化替代方案

普利茲克建筑獎是建筑領域的最高獎項。近日，普利茲克建筑獎官網公布了今年的兩位獲獎者，他們是來自法國的拉卡頓（Anne Lacaton）和出生于摩洛哥的瓦薩爾（Jean-Philippe Vassal），他們拒絕拆遷，與此相反翻修了公共住房，從而使居者有其屋。《紅色都市：社會主義與倫敦政府》一書的作者Owen Hatherley在《論壇報》上稱，拉卡頓和瓦薩爾的作品體現了真正的替代紳士化的方案。

拉卡頓（Anne Lacaton）和瓦薩爾（Jean-Philippe Vassal）

通常情況下，當一個“社會”項目在建筑界受到贊譽時，值得留意觀察其實質。上一次獲獎的是智利建筑師Alejendro Aravena，他為康斯坦丁和伊基克鎮設計的“半房”（Half-House）計劃讓他在國際上聲名鵲起，在這些低收入住房中，基礎設施和房屋外殼由政府建造，其余部分則由未來居民建造。

不管這些方案有什么優點，都非常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認為國家（及其使者建筑師）應把座位讓給市場的自由與自發創意，讓原本是公屋租戶或貧民窟居民的人變成建筑商與業主。建筑師在1945年后的幾十年里，一直受到針對大眾住房的批評浪潮的沖擊，他們傾向于選擇這種自由主義的“一招鮮”來解決深刻的全球住房危機，似乎上天禁止我們再次通過建造大量公有住房來解決住房危機。

然而拉卡頓和瓦薩爾正是從這種大眾化的住房開始的。他們的目的一直是要證明，大眾住房可以被翻新、擴建，并使其在服務于完全相同的社會目的的同時，變得更加宜居。他們曾經以引人注目的、原創性的藝術建筑改造項目而聞名，如巴黎的東京宮和敦刻爾克的FRAC藝術中心，但他們在住房領域的聲譽建立在巴黎和波爾多的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項目上。

在巴黎，他們贏得了翻修城北一塔樓的委托，這是一幢相當普通的戰后塔樓，已被預定拆除。他們建議對其進行翻新，擴大現有的單位，在混凝土結構的兩邊增建新的單位，并以謹慎、漸進的方式進行，以便在此過程中沒有人需要搬出去；沒有提高租金，也沒有向慈善機構或開發商進行“存量轉讓”。沒有人被“退房”。巴黎最終在這個地塊上獲得了更多、更好的社會住房，其環境和社會成本遠遠低于拆除所需的成本。

隨后，拉卡頓和瓦薩爾有機會在波爾多做了同樣的設計，他們因此獲得了2019年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最佳歐洲建筑獎（每兩年頒發一次，授予兩年內對歐洲建的發展作出顯著貢獻的作品）。作者問過瓦薩爾是怎樣做到的，因為在英國這樣的事情會引起巨大的爭議。瓦薩爾告訴作者：“我們只是說服了委員會，這樣做會更便宜。”

而在英國，在過去30年里，人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人們說服自己，從社會角度看，把一個社區分散開來更好；人們決定，最好是浪費大量的碳；人們選擇用中產階級的混凝土結構公寓樓取代工人階級的混凝土結構公寓樓，并覺得自己做得棒極了。

從格拉斯哥的大規模拆遷，到曼徹斯特和謝菲爾德戰后房屋的私有化和“時髦化”（hipsterfication），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做法，不過還是倫敦的“地產再生”（estate regenerations）數量最多。交易方式總是這樣：與發展商達成協議，有助于維持市政府的運作，而??私人單位將“交叉資助”（cross-fund）興建新的社會單位；這些隔音良好的新單位將取代使用耗能低廉的公營房屋（council blocks）；新的“社會混合”將取代“單一”或“單一階級”的社區。每個人都會贏。但是一份研究發現，地產再生是建立在一個迷思之上，浪費金錢與資源，與居民對立，并導致了首都倫敦社會住宅的凈損失。

如果說那份報告充分證明了我們不應該做什么，那么拉卡頓和瓦薩爾的作品則展示了我們可以做什么。戰后建筑的支持者經常被指責為懷舊，指責人們生活在他們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環境中，但在巴黎的塔樓項目中，我們可以看到翻新實際上是如何變得更現代、更人性化、更有吸引力的，同時也是對能源和資源的更可持續利用。

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比我們目前所使用的那些典范更好的改造方式。舉例來說，拉卡頓和瓦薩爾在波爾多所做的工作是不加租、不驅逐（對不起，人家叫“傾析”，decanting，原義是緩緩地傾倒以免蕩起沉淀物，在城市住房問題中的實際意思還是居民強制搬遷）、不清空、更吸引人的外墻。相比之下，開發商在謝菲爾德公園山公寓項目（Park Hill，始建于1957年至1961年之間，后來開發商將其改造成一個大部分為私人所有的混合使用權房地產）中做了什么呢？現有社區被打破，以便將所有人遷出，將其中一棟大樓挖出賣給“創意階級”，剩下的則是廢棄的電視與電影場地。我們現在知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埃隆·馬斯克只是一個超級資本主義的小丑

近日，Akin Olla在《衛報》發表評論文章提醒人們警惕當前流行的埃隆·馬斯克神話。

最近，埃隆·馬斯克稱王了，他宣布自己在特斯拉的職務是“技術國王”（Technoking）。對于一個有封建抱負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合適的稱號。他勞動實踐史可說不佳，而且相對于他個人的實際生產力，通常會表現出大量的傲慢。他無疑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也是一個表演者——但仍然配不上圍繞他所謂的天才的人格崇拜。實際上，馬斯克是一個自負的煽動者，他已經積累了太多的權力。

埃隆·馬斯克

馬斯克生活在另一個現實中，其中是堅持不懈的自我營銷和自我慶祝。他承諾——然而失敗了——在大流行之初向加州提供1000臺呼吸機。他還自告奮勇地設計了一艘微型潛艇，目的是為了營救12名被困在泰國地下洞穴中的兒童，卻被一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洞穴潛水員打敗了——馬斯克隨后就影射這名潛水員是一名戀童癖……

馬斯克是世界第二大富豪，鑒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這個頭銜本質上是不道德的。資本主義的核心，是需要窮人或奴隸的勞動力去做傷身傷心的勞動，以維持上層人士的財富。馬斯克的財富也不例外。2019年，人權組織International Rights Advocates起訴特斯拉和其他公司，指控他們從剛果民主共和國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童工勞動中獲利。

特斯拉和其他大多數大型科技公司一樣，其鋰電池依賴于鈷，而這些鈷大部分來自剛果的礦山。雖然特斯拉正在改革其做法，但它在訴訟一年后才正式做出承諾，而且是在與全球最大的鈷礦公司Glencore達成長期協議后，才在鈷礦開采方面加倍努力。這一承諾顯得很奇怪，因為馬斯克在2018年曾宣稱，他正朝著徹底消除特斯拉汽車中的鈷的方向發展。

2019年，加州法官認定馬斯克違反了勞動法，因為他錯誤地解雇了一名試圖成立工會的工人，他還在推特上表示，成立工會的工人將不得不放棄寶貴的公司股票期權。在同一系列推文中，馬斯克繼續批評汽車工人聯合工會，并聲稱它在上一次經濟衰退期間沒有為工作保障做任何事情。2016年，工人們被警告說，他們可能會因為試圖加入汽車工人聯合工會而被解雇。

在Medium的一篇文章中，一名員工Jose Moran聲稱，工人們正在受傷，并被迫在不安全的機器上長時間工作。這與一份報告相呼應，該報告發現，僅一家工廠就打了100多個救護車電話，因為工人經歷了胸痛、抽搐和暈厥。根據《衛報》的報道，還有數百個電話是因為“受傷和其他醫療問題”。馬斯克回應稱，他關心工人，特斯拉的工廠安全記錄正在改善。

當然，這與他的許多工人在去年疫情中的待遇是相悖的。2020年初，上面提到的特斯拉工廠所在地阿拉米達縣為了工人的安全，下令企業停工。馬斯克——他已經對居家令提出了批評，將其比作法西斯主義——拒絕遵守命令，并重新開工。特斯拉給員工打電話和發短信，要求他們返回工作崗位；一些員工告訴《Business Insider》，他們擔心如果拒絕，可能會失去工作。一位匿名發言的工人說：“他們更關心盈利能力，而不是我們”。

馬斯克起訴阿拉米達縣，最終得到了一個妥協，允許他在放棄訴訟前重新開工。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重開后的7個月內，該工廠約有450名工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這一比例高于阿拉米達縣的其他地區。

從馬斯克對未來的目標中可以看出他對工人的看法以及他與政府的關系。馬斯克因其對太空探索的投入和他想（用最貼切的詞來說）殖民火星的愿望而被譽為遠見卓識。如果你說馬斯克對太空探索的努力必要的，那是因為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相對于聯邦預算的其他部分的優先級被取消，并且其資金不足。

如果不是像馬斯克這樣的億萬富翁不斷和稅收制度博弈，比如他搬到得克薩斯州，以避免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美國將有更多的資金用于實驗火箭。他早就在加州的家中威脅過這一舉動，將其作為對抗該州關閉其阿拉米達工廠的彈藥。

馬斯克希望將盡可能多的資金用于殖民火星；他曾表示，希望在2050年之前私人運送100萬人到紅色星球，向工人提供貸款，一旦他們到達火星，就可以用勞動來償還。當然，這聽起來很像契約奴役。對于特斯拉的技術國王來說，這是一個適合他的愿望。

馬斯克真正的錯誤在于一個制度，讓個人獲得如此巨大的財富，并利用它來控制現在和未來，然而，他這個利己主義品牌也特別危險。公眾需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能依靠馬斯克這樣的人把我們帶到太空，或者決定勞動的未來。人類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一直在推翻君主制和封地制（fiefdoms），讓一個新的、利己主義的少數人主宰我們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