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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亞裔事件頻發,但為什么仇恨犯罪極少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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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江南
文:紐約華人資訊網主筆 詹涓
周二,8人在亞特蘭大地區的三個溫泉療養地被殺,其中有6名是亞裔女性。周三,當地警方發表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聲明:根據嫌疑人的說法,襲擊不是出于“種族主義動機”。
相反,切羅基郡警方看來完全接受了兇手的說法,替他發聲說“他有一些問題,可能是性上癮”,并試圖“消除誘惑”的來源。
在這場新聞發布會中,警方不加判斷地成為殺手的傳聲筒,替他宣揚一個很可能不實的敘述,助長對亞裔女性的物化和色情化。這還可能會給未來的陪審團造成不良影響,因為它過早地在潛在的陪審員的腦海中植入了這樣一種想法,那就是這場大屠殺并非出于種族動機,而只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在試圖消除引誘他的色欲。

詩人、散文家洪凱西(Cathy Park Hong,音譯)是韓國移民的女兒,在洛杉磯長大。她寫道,看到亞裔美國人社區以外的人表達同情,她非常感激,但也擔心警方和評論人士會淡化這一事件的重要性。“我已經看到媒體試圖粉飾這起事件,說這不是出于種族主義動機,”她寫道,“請聆聽這些女性的故事,不要聽信警察的說法。”
洪凱西在去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評論中表示,盡管反亞裔事件在激增,她仍然懷疑這些事件是否得到了足夠認真的對待。數據可能支持這種懷疑,2020年3月以來,“停止AAPI仇恨”組織收到了約3800起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種族主義事件報告。
在這些攻擊中,有一些明顯的模式:婦女、兒童和老人更有可能成為攻擊目標。但一些明顯帶有種族動機的事件并沒有導致逮捕。比方說,上周在皇后區一名男子稱一位亞裔母親是“中國病毒”,沖她的孩子吐口水。警方稱仍在搜尋這名男子。
一些襲擊者雖然被逮捕,也并非按照仇恨犯罪而被起訴。比如今年早些時候,舊金山灣區發生了幾起針對亞裔老年人的襲擊,其中至少有兩名受害者因為傷勢過重而不幸去世,包括84歲的泰國移民Vicha Ratanapakdee和85歲的香港移民何柏(Pak Ho,音譯),這些嫌犯面臨多重重罪,但仇恨罪不在其中。
事實上,今年唯一在紐約市因反亞裔仇恨罪被起訴的人是一個臺灣移民。他被指控在皇后區的幾家公司門口寫反華裔涂鴉和納粹標志。
政治學家克萊爾·金(Claire Jean Kim)曾形容說,亞裔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既被吹捧為模范少數族裔,又被貶低為永久的外國人。許多亞裔都曾有過因種族身份而遭弱化、物化、羞辱的經歷,但習慣于將這種羞辱大事化小——而這或許正是亞特蘭大屠殺事件后警方采取的作法,在他們的語言中,兇手只是一個度過了“非常糟糕的一天”的“孩子”,針對三家亞洲按摩店的攻擊也跟種族不搭界。
但隨著全美各地公開的攻擊事件明顯增多,繼續隱忍對亞裔美國人意味著一場生存危機。是時候發聲,站出來討論這個國家的種族不平等問題了,而第一步,是對亞特蘭大這場剛剛發生的屠殺定性。

這場屠殺不能脫離種族和性別
在亞特蘭大槍擊事件中,8名受害者中有6名為亞裔女性,其中4人為朝鮮族,另有2人可能為華人。兇手明確表示種族不是他屠殺的原因,但他的行為清楚地表明并非如此。
根據2019年人口普查報告,在佐治亞州,亞裔約占人口的4%,而在首個槍擊案所發生的切羅基郡,亞裔人口更是只占到了當地人口的2%。考慮到人口構成,他對企業和雇傭人員的選擇似乎不太可能是隨機的。
亞特蘭大的襲擊事件也反映出一種令人不寒不栗的趨勢,在反亞裔事件的總體數據中可以觀察到,女性報告遭受此類攻擊和騷擾的可能性是男性的兩倍,老年人和兒童占報告的近20%。這些數據表明,所有的攻擊者都在尋找那些他們認為更容易受到攻擊的人,他們選中的靶子與性別和種族密不可分。
在亞特蘭大槍擊案中,嫌疑人聲稱對他認為是“誘惑”的企業實施了襲擊。
這種印象源于對亞裔美國女性色情化的比喻出現在19世紀,此后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在美國士兵對待亞裔女性的方式中,在流行文化的描述中,比如《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中的藝妓形象中,這種刻板印象一次又一次地被強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亞裔美國女性被描繪成屈從、溫順、被物化和殖民化的焦點,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非人化創造了一種氛圍,使暴力成為可以原諒的行徑,”制止家庭暴力全國網絡發展協調員摩根·杜威說。“41%至61%的亞裔女性報告稱,她們曾遭遇過親密伴侶的身體和/或性暴力。這明顯高于任何其他種族。”
圍繞周二槍擊事件的討論與圍繞亞裔老年人暴力的討論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從去年到最近幾周,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各地唐人街的老人被毫無來由地推倒在地或遭遇搶劫,但在具體的訴訟中,檢方仍然未將之與種族動機掛鉤。但亞裔美國人正義與創新實驗室(Asian American Justice and Innovation Lab)此前在Instagram上寫道,“當一個亞裔人——無論是老是少——因為被視為‘軟弱或有利可圖的目標’而受到攻擊時,這本身并不會擺脫種族主義的干系,“毫無疑問,一個人可以被視為‘軟弱或有利可圖的目標’,正是因為他們作為亞裔受到的種族歧視。”
陳果仁案,一個參照
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上,警方認為嫌疑人的動機實際上是性上癮,警長辦公室發言人杰伊·貝克警監(Jay Baker)說,“他已經忍無可忍了,昨天對他來說是非常糟糕的一天。”(當天晚些時候,媒體發現貝克警監去年在Facebook上發文稱,他“非常喜歡”這件寫著“新冠病毒從中國進口”字樣的T恤。)

這些警察顯然已經做出了迅速而簡單的結論,但美國反亞裔暴力的悠久歷史表明,他們只聽從嫌疑者的一面之詞,卻不在意他的行為與對受害者的挑選邏輯,這是不明智的。
想想近40年前華裔美國人陳果仁(Vincent Chin)被殺一事。
1982年6月19日晚上陳果仁和三個朋友去了底特律郊外的一家脫衣舞俱樂部。在此之前,陳果仁剛剛向未婚妻求婚成功,這本來是為他舉辦的慶祝脫單派對,但這個夜晚很快變得很糟糕。兩名白人顧客——42歲的羅納德·埃本斯(Ronald Ebens)和他23歲的繼子邁克爾·屁茨(Michael Nitz)——瞄上了他,這兩個人是汽車行業的工人,而當時美國的汽車業遭到了日本對手的挑戰。他們顯然錯把陳果仁當成了日裔美國人,決定發泄他們的憤怒。“就是因為你這個小雜種,我們才失業了!”一名目擊者后來回憶說,其中一名男子這樣喊道。
爭吵一直持續到停車場,但當一名白人從他的后備箱里拿出棒球棒時,陳果仁很快就逃跑了。他和一位朋友在幾個街區外麥當勞停車場的明亮燈光下尋求庇護,但兩個白人男子在附近搜索了近30分鐘后發現了他們,有目擊者看到埃本斯用棒球棒猛擊陳果仁的頭部。由于頭骨破裂,陳果仁四天后不治身亡。
殺害陳果仁的兇手的身份從未有過疑問。但他的動機被故意掩蓋了。
盡管夜店里的三名舞蹈演員向警方轉達了“小雜種”的說法,并補充說白人男性使用了種族歧視的語言,但埃本斯和尼茨堅稱,他們當晚的行為沒有任何種族主義動機。
當局顯然同意他們的說法。檢察官將埃本斯和尼茨的指控從二級謀殺減為較輕的過失殺人指控的認罪協議。即使是那項較輕的指控,也有可能被判處15年監禁,但在量刑聽證會上,這種問責被一掃而光。
韋恩縣法官查爾斯·考夫曼(Charles Kaufman)聽取了辯護律師請求寬大處理的請求,并在短暫的休庭五分鐘后決定予以寬大處理。他判處這兩個人三年緩刑,根本沒有牢獄之苦。打死陳果仁后,這兩人接受的最嚴厲的懲罰是約3700美元的罰款和訴訟費。這就是全部了。
考夫曼是一名二戰老兵,曾在日本戰俘營中待過一段時間。當這個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受到抨擊時,考夫曼堅持己見,堅稱自己是完全正確的。
亞裔美國人群體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的判罰表明他們在美國社會中處于邊緣地位,用底特律唐人街當時的一位群眾領袖的話來說:“你就是殺一只狗,也要坐30天牢。”
但這對當局來說并不重要。那些負責主持公道的人認為埃本斯和尼茨已經“忍無可忍” 了。他們只是度過了“非常糟糕的一天”。

為什么需要貼上仇恨犯罪的標簽
仇恨犯罪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968年的民權法案,該法案規定基于“種族、膚色、宗教或國籍”攻擊或威脅他人為犯罪。40年后,奧巴馬總統簽署了一項法案,將性取向、性別、殘疾和性別認同也納入了仇恨犯罪法保護的范圍內。
巧合的是,佐治亞最近才頒布了一項仇恨犯罪法HB 426,于7月1日生效。該法令的先前版本被認為“不符合憲法規定”,并于2004年被廢止。
去年新版本的法律頒布時,佐治亞州是僅有的四個沒有仇恨犯罪法律的州之一。現在,該法案可能適用于亞特蘭大槍殺事件。
HB 426為被告根據種族、膚色、宗教、原國籍、性別、性取向、性別、精神殘疾或身體殘疾而針對受害者提供了新的量刑指南。如果被告犯有重罪或五個指定輕罪(簡單攻擊,簡單毆打,毆打,非法侵入或輕罪盜竊),而且被發現故意針對受保護類別的受害者,法官可以施加額外的懲罰:對被判犯有“指定輕罪”的被告處以最高12個月的監禁和最高5000美元的罰款。對重罪定罪的人,如果被掛上“仇恨犯罪”的標簽,可能會增加兩年監禁和最高5000美元的罰款。
對仇恨犯罪定性可以帶來積極的結果。2012年威斯康辛州橡樹溪錫克教寺廟的六名成員不幸被槍殺,這一事件不僅被定性為仇恨犯罪,而且被媒體大肆宣傳,導致26名參議員要求仇恨犯罪報告項目擴大到包括追蹤針對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和錫克教徒的仇恨犯罪。
同樣,2008年發生在紐約的一系列針對拉丁裔的襲擊事件,以及此前當地謀殺厄瓜多爾移民事件,都促使當局采取行動,當地居民齊心協力防止偏見。當犯罪被定性為仇恨事件,更有可能得到關注和一致行動。
不為仇恨犯罪明確定性的一個后果是,它將這些罪行的惡劣性質降至最低,這些罪行往往比其他攻擊行為更為惡劣。
全國犯罪受害者調查(NCVS)的研究表明,仇恨犯罪比其他犯罪更有可能是暴力的。2007年至2011年,調查收集到的仇恨犯罪中,暴力犯罪占92%,高于2003年至2006年的84%。美國聯邦調查局(FBI)201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所有其他犯罪中,暴力犯罪僅占13%。專家還指出,仇恨犯罪的特點往往是極端暴力,許多謀殺受害者表現出遭受“過度殺戮”的跡象,如果再輔以松散的槍支管理,其結果可能就是大規模槍擊。
但在實踐中,以往的仇恨犯罪很難定性,而在針對亞裔的這一波暴力行為中更是如此。
根據加州州立大學圣貝納迪諾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的一個中心對警方數據的分析,在美國大城市中,紐約市去年報告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增長幅度最大。根據紐約警察局的數據,2020年發生了28起此類事件,高于2019年的3起。
僅在過去的一個月里,警方就接到了幾起針對亞裔受害者的襲擊報告,在一起事件中,一名老年婦女在法拉盛一家面包店外被推倒在地。這些事件都沒有被指控為仇恨犯罪。
專家表示,在針對亞裔的攻擊中,證明種族主義動機可能特別困難。全國各地的許多亞裔犯罪受害者都是被搶劫的小企業主,這使得動機問題更加復雜。
此外,許多警官沒有接受過如何識別仇恨犯罪的培訓。他們可能不了解受害者的文化,甚至他們的語言,更不知道如何問正確的問題,解釋肢體語言,或讀懂他們陳述的字里行間。即使受害者屬于經常成為目標的群體,也很難確定其動機。
同時,受害者自己往往不會報告這些罪行。在2007年至2011年的仇恨犯罪調查中,24%的人表示,他們沒有提交報告,因為他們認為警方不能或不會提供幫助。紐約警察局亞裔仇恨犯罪工作組負責人、副督察盧曉士(Stewart Loo)在接受采訪時說,亞裔美國人通常不愿舉報犯罪,因為語言障礙或擔心自己的移民身份受到質疑。他說,許多人還擔心遭到行兇者的報復,或者只是不想惹麻煩。

“這個過程非常令人生畏,”盧曉士說。“你必須去警察局,你必須和警察,你必須和檢察官交談。”
洪凱西指出,相比幾年前,亞裔已經更加勇于發聲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幾年前越南裔醫生戴維·道(David Dao)在美聯航(United Airlines)的一架航班上遭到襲擊,被拖下飛機。當時媒體沒有談論他的身份,在談到他是,形容他是一個中產階級男人。但洪凱西認為,“我敢打賭,如果他是白人,他就不會受到那樣的對待。但沒人這么說。從那時到現在發生了很多變化。在談論種族和結構性的不平等時,人們更加坦率。”
但問題在于,“很多亞裔美國人從來沒有談論過這個問題,所以白人仍然不相信亞裔美國人面臨種族歧視。因為我們是隱形的,針對我們的種族主義也不可見。這就是為什么人們站出來說出來很重要:‘事實上,這種情況一直在發生,我們只是還沒好好談過。現在我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你必須關注。’”
原標題:《深度 | 反亞裔事件頻發 但為什么仇恨犯罪極少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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