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6.2%。產業數字化增加值約為28.8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9.0%。其中，服務業、工業、農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37.8%、19.5%和8.2%。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據埃森哲咨詢公司報告分析，數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長0.5%至0.62%。

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即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問題。據Forrester Research研究公司稱，亞馬遜每個全職員工能產生的銷售額超過60萬美元， 是零售業均值的3倍。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警惕“無就業增長”（jobless growth）。因此，數字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必然會帶來失業問題。在國內，發改委也曾在一份調研報告中指出，電子商務發展，導致線下門店關閉，影響了就業。還有很多自媒體也曾引用一些未經證實的材料或者數據，批評數字技術應用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我們認為，以上觀點失之偏頗，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問題應該進行深入研究。

就業是民生之本。十九大報告強調“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要“堅持就業是民生之本”。我們要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穩就業，不但解決了失業家庭或者失業人員的生計問題，更重要的是提振了全社會的信心，實現了失業人員由社會資源消耗的一張嘴向社會建設的一雙手轉變，擴大了社會再生產的基礎，為社會經濟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李克強總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年末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降到5.2%。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在巨大沖擊下能夠保持就業大局穩定，尤為難能可貴。并明確2021年就業的目標：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在實現2020年的就業成就中，數字經濟發揮了巨大作用。

數字經濟產生了大量直接就業。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首先會產生吸納大量的就業人員。

例如，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為1.91億個，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24.6%，同比增長11.5%。其中，數字產業化部分就業崗位達到1220萬個，同比增長9.4%，產業數字化部分就業崗位達到1.78億個，同比增長11.6%。

商務部發布的《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9》顯示，2019年，中國電子商務從業人員達5125.65萬人，同比增長8.29%。其中，電子商務直接吸納就業和創業人數達3115.08萬人，電子商務帶動信息技術、相關服務及支撐行業從業人數達2010.57萬人。

考慮到近年來我國就業總人數保持下降趨勢，我國數字經濟就業人數保持高速增長，穩定就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國外，數字經濟對就業增長起到了支撐作用。Moretti, E.（2012）指出，在2001-2011年間，互聯網行業的工作崗位數量增長了634％，是同一時期在其他國家/地區經濟總體工作崗位數量增長率的200倍以上。全球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估計，僅互聯網部門就構成了2004-2008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五分之一。

數字經濟降低就業門檻，從而產生了大量“引致（Derived）就業”（是因為使用數字技術而產生的一些新就業，這些就業與原有的產業之間并非上下游關系）。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等代表的新基建，顯著降低了創新創業的門檻，企業乃至個人無需花錢購置昂貴的ICT設備，就可以直接在云端實現自己的創意和應用。對初創企業而言，可以直接利用云計算資源，實踐其業態創新和模式創新，從而促進了就業。尤其是對很多交通等硬基礎設施不太好的地區而言，數字技術跨越時空的特點，為欠發達地區居民靈活就業創造了極便利的條件，居民可以通過數字平臺實現自主就業、靈活就業、多重就業，方便、迅速地進入勞動力市場。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數字平臺利用其就業靈活、成本小的網絡零售業吸引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返鄉創業青年、退伍軍人、城鄉殘疾人等進行自主就業、創業。例如，農業農村部的一項統計表明，各類返鄉創業人員已達700萬，在返鄉人員創辦的企業中，80%以上都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產業融合項目，54%都運用了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

數字經濟還催生了很多新就業門類。例如，互聯網營銷師、團購團長等，都是在數字經濟業態創新情況下催生的新業態。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大批服飾美妝品牌導購、社區拼團團長利用微信小程序、社群、直播等工具，不僅提升了和顧客溝通的時長和質量，還利用線上工具促成更高的交易轉化，已經形成了全新的行業趨勢。

又如，隨著微信等即時通信的發展，與之相關的表情包設計師、紅包封面設計師等新的職業，帶動了大批量的創業型就業。又如，隨著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對已標注的數據需求快速增長，這產生了一個新的職業——數據標注師。行業需求極大、入場門檻低，整個市場大大小小共上千家企業和作坊，規模不一，依然無法滿足產業需求；從業人員入職門檻低、需求數眾多，帶動了大量農村和小城鎮的就業，數據標注企業因此被稱為新時代的“數字富士康”。

基于我國各城市年度數據的回歸結果顯示，云計算的消費和普及度對服務業的就業提升效應較為顯著：采購云計算服務的消費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增加0.009%。也就是說，未來5年，云計算在中國將至少帶來300萬個新增就業機會。

數字經濟產生的職業一般都有較高的收入，這會產生極大的就業帶動作用。Moretti, E.（2012）的研究表明，對于一個城市中每增加一個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高科技職位，最終都會在該城市的高科技部門之外創造五個工作崗位，包括技術性職業（律師、教師、護士）和非技術性職業（服務員、美發師、木匠）。例如，舊金山的Twitter每新聘一位軟件設計師，就會在城市社區中產生諸如咖啡師、私人教練、醫生和出租車司機等5個新的職位空缺。

以蘋果公司為例。它在庫比蒂諾（Cupertino）擁有12000名員工。但是，通過乘數效應，該公司在整個大都市地區創造了60000多個額外服務工作崗位，其中36000個非技術人員和24000個技術人員。相比之下，在美國，每增加一個制造業的崗位，僅能增加1.6個帶動就業。正因為數字經濟的就業具有巨大的就業帶動效應，所以數字經濟對就業的摧毀效應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約翰·馬爾科夫在其《與機器人共舞》中寫道：互聯網行業，每使一個崗位消失，會新創造出2.6個崗位；未來每部署一個機器人，會創造出3.6個崗位。因此，雖然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新業態會對零售等傳統業態的就業帶來不利影響，但數字經濟本身的就業帶動效應，將抵銷這些不利影響。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將是促進我國就業水平提升的有效舉措。

《與機器人共舞》，約翰·馬爾科夫 著，郭雪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數字經濟還帶來了大量就業新形態。由于平臺模式降低了交易成本，產生了大量通過平臺市場而形成的服務交易（OECD稱之為the "x"-economy，即“x”經濟），在這些交易中，個人直接與個人或公司進行交易，從而產生了基于平臺的新就業形態。這些就業形態不但降低直接向最終客戶銷售產品或服務的準入門檻，能夠實現諸如交通、配送、跑腿等本地服務，而且具有跨越時空的特點，能夠實現遠程就業。

波士頓咨詢集團（BCG，2019）指出，Upwork、 zbj.com和其他自由職業者的就業平臺，使遠程就業成為可能，并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熟練勞動力從發達國家獲得工作。Upwork已將印度和菲律賓列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勞動力來源。在我國，基于平臺的就業在近年也快速增長。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表明，共享經濟參與者約為8.3億人，其中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同比增長約7.7%；平臺企業員工數約631萬人，同比增長約1.3%。

由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就業模式也在發生變化。其中一個典型的應用是遠程辦公以及遠程工作的興起。遠程辦公在國外興起于1979年，其時，IBM為緩解總部主機擁堵問題，將終端機安到了五位員工家里，這一模式成為了遠程辦公的鼻祖。之后，遠程辦公模式在國外各大企業之間均有所滲透。到2009年時，IBM約有154400名員工實現了“在家”遠程辦公。

據估計，國外發達國家遠程辦公的滲透率約20%，而我國僅為2%。在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中，遠程辦公在我國得到了普及。WeWork委托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IU）完成的《以靈活應萬變：未來的工作方式》報告，基于2020年3月和4月對大中華地區315名高管的調研，大約半數的公司領導者（49%）認為，剛性的勞動力結構阻礙了企業戰略的實施。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大多數受訪公司（77%）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內增加使用臨時員工或短期合約員工。幾乎同等比例的公司表示將進行某種形式的組織重組以及辦公室地點調整。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公司（76%）計劃在未來12個月內、利用云計算和移動技術等實施居家辦公和移動辦公制度。

數字經濟的發展，使消費者能夠面對更豐富的產品和服務，從而有利于促進消費，從而促進了生產和就業。以電子商務為例，由于電商平臺有著極豐富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者在進行購物時，會產生一些非意向性的購買，從而促進消費。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于2019年12月開展了網購用戶專項調查，調查表明，2019年北京市網購用戶網購替代率為84.5%，也就是說，通過網購，刺激了15.5%的新增消費。值得注意的是，網購替代率在不同的產品之間有著顯著差異，數碼產品、書報雜志音像制品和家政家教保姆等，網購替代率分別為79.3%、78.4%和72.3%。顯然，通過增加消費，也有利于增加就業。對近年來快速發展的直播電商等新業態而言，其替代率更低。筆者通過對直播用戶的調研發現，直播間購物的替代率只有50%-70%，也就是說，直播電商中有30%-50%的購買是因為直播而刺激產生的。

應該看到，數字經濟在促進就業的同時，也帶來了就業結構的劇烈變化。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傳統行業將受到影響，許多勞動者將面臨臨時性或結構性失業。麥肯錫的一項研究表明，由于數字技術的影響，到2030年，將有7500萬至3.75億工人（全球勞動力的3%-14％）將需要轉換職業類別。

就業結構的變化，要求各國政府、大學、企業和勞動者共同努力，推動針對其數字技能進行系統的持續教育計劃。除了政府加大高等教育和終身學習計劃的投資、大學教育持續改進其教育模式之外，也必須推動數字經濟平臺和政府、教育機構共同合作，以發揮數字平臺用戶、技術、數據等方面的優勢，提升教育培訓的效率和針對性。尤其是對偏遠地區、農村地區人員的數字技能培訓方面，數字平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據騰訊課堂聯合艾瑞咨詢發布《中國綜合性終身教育平臺用戶大數據報告——騰訊課堂數據篇》顯示，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教育意識的加強，三四線城市及鄉鎮居民對優質教育的需求非常強烈。在2020年雙11期間，三四線城市學員在騰訊課堂的學習人均時長創下了全年的最高峰值。同時，“小鎮青年”貢獻了職業考證課程50%的銷量，更大量囤購電商運營、汽修類等課程。例如，農村網癮少年鄢慶新平時喜歡打游戲，一次機緣巧合在騰訊課堂看到了3D模型公開課，經過3個小時的體驗和學習后他覺得很有收獲，報名了系列課程。在線上學習6個月后，成長成為了一名游戲設計師。

綜上所述，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在總量上能夠促進就業增長。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注意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問題，要發揮數字平臺的優勢，推動全民數字素養的提升，以減小結構性轉換給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作者李勇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編著的作品包括《人工智能：技術與倫理的沖突與融合》、《從產品經濟到服務經濟》、《新中國服務經濟研究70年》、《中國“三農”互聯網金融發展報告》系列、《中國服務經濟發展報告》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