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十四五”期間，上海將形成消費和外貿為主動力的增長模式。圖為2021年2月13日，大年初二，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游客摩肩接踵。 視覺中國 資料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研究如何促進國內居民消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上海的印證

（一）上海“三駕馬車”變動趨勢分析

一般認為，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就上海而言，在不同發展階段，“三駕馬車”的表現有所不同。

圖1. 上海最終消費、進出口、投資占GDP比例變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經濟發展總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2-1999年）是投資拉動階段；第二階段（2002-2013年）是外貿拉動階段；第三階段（2013年至今）是內需拉動階段，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占比超過出口，超過生產總值（GDP）的50%。預計“十四五”期間，上海將形成消費和外貿為主動力的增長模式。

先來看投資。1992至1996年，投資對上海GDP拉動明顯，1996年占GDP比例為65.5%，這個時期也正值浦東開發開放起步階段。2017年為23.7%，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再來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之比）。上世紀90年代起來，上海外貿依存度呈現先上升后穩步下降的總體趨勢。上海外貿在90年代中期起步，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快速上揚，2004年外貿依存度達到頂點；2019年外貿依存度為89.23%，比最高峰時下降了88%。目前，上海依然是全國外貿依存度最高的省級單位（其次是北京，2019年為81.30%）。

具體到出口，2002年前后，上海的出口迅猛增長，超過最終消費，2004年達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013年出口占GDP之比已經低于最終消費。2011年后，上海外貿凈出口轉負，逆差逐步擴大。

從“三駕馬車”變動趨勢上看，進出口對上海GDP拉動作用逐步回落，內需即消費逐步抬升，已經成為GDP增長的主要動力。

上海自身發展的先導性和特殊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上海2009年后最終消費占GDP比重超過50%，這個時間點的出現比全國早三年；二是外貿依存度峰值出現比全國早兩年左右；三是外貿“逆差”持續擴大；四是外貿依存度依然較高，上海發展更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影響；五是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二）最終消費占GDP比重變動趨勢的國際比較

美國最終消費自1970年代以來基本保持平穩，總體在GDP的80%左右。從日本經驗看，其人均GDP從2萬美元邁向3萬美元過程中，最終消費經歷了見底回升的轉換。目前上海正處于這一階段，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的逐步提高可能是上海必經的發展階段。

圖2. 中、美、日以及上海最終消費占GDP比例變動趨勢

從國際比較來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2017年中國比美國低27.6個百分點，比日本低20.2個百分點；上海比美國低25.2個百分點，比日本低17.8個百分點。無論全國還是上海，最終消費占比仍然有較大提升空間。（由于中國和美國GDP統計方法存在差異，一般認為中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比實際情況低估了10%。）

（三）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變動趨勢的國際比較

從全球平均水平來看，自1970至2018年的近50年歷程中，各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是穩定的，基本上在57%～60%之間。

在GDP排名前十的世界經濟體中，作為生產導向型國家，中國、德國、日本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有比較明顯的提升，從48%提升到57%。作為消費導向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印度、意大利、巴西的居民消費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國逐步從60%增加到68%。美國居民消費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美兩國在需求和供給方面的再平衡直接影響了世界經濟的總體格局。

圖3. 中、美、日、上海以及世界平均居民消費占GDP比例變動趨勢

2017年居民消費占GDP比例，中國比美國低29.8個百分點，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9.3個百分點。上海2017年約為4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8個百分點，比全球平均水平低15.5個百分點。

二、上海居民消費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勞動者報酬占比較低

據聯合國測算，201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美國為53.3%，德國為51.8%，日本為50.5%，中國為51.8%。據2018年上海統計年鑒，上海為44.4%。

圖4. 上海居民收入結構變動趨勢

總體而言，上海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呈現“勞動友好型”特征，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穩步上升。與國內主要省級單位相比，上海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低于京、粵、浙；生產稅凈額占比高于京、浙、蘇、粵，上海的強政府、強財政特點突出。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有待提高

圖5. 上海人均GDP、收入和消費、存貸款余額變動趨勢

自2012年以來，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GDP增速基本同步，2018年這一數值為47.5%；該比值美國為63%，德國為57%，日本為45%。

 （三）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是短板

圖6. 中美以及京、滬、江、浙、粵、遼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比較

從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分析，上海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轉移性收入（如離退休金、失業救濟金、住房公積金等）占比較高。在工資性收入占比方面，上海低于美國、北京、廣東；在財產性收入方面，上海低于美國、北京；在轉移性收入方面，上海高于美國、北京、廣東。上海居民轉移性收入高的主要原因是上海人口老齡化嚴重，離退休職工多。

圖7. 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變動趨勢

?????從可支配收入變動趨勢看：工資性收入占比總體呈下降趨勢，轉移性收入占比穩中有升，與工資性收入有互補性，兩者合計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90%左右。

（四）居民消費傾向有待提高，消費增速波動性強

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反映了“敢不敢”花錢的問題，受到收入預期、人口結構、消費文化、收入分配結構、物價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從平均消費傾向來看，全國為70.3%，上海為65.67%，也就意味著上海人每收入100元，支出65.67元。從全國主要城市2019年消費傾向的比較發現，上海總體上處于中上等水平，成渝地區以及珠三角城市比長三角城市更敢花錢，也可以認為長三角地區的消費潛力更大。

圖8. 2019年國內主要城市消費傾向與房租收入比比較

分析1990以來上海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增速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如下特點：

一是居民消費與GDP、收入總體呈現同向變動，消費支出增速波動高于可支配收入。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動領先人均消費支出1～2年。三是消費支出是順周期變量，2015年出現逆市上揚走勢，可能與房價快速上漲有關。四是預期對人均消費支出有較大影響，穩定經濟和收入預期是穩定消費的重要手段。隨著疫情緩解、經濟和收入預期的修復，存在出現“報復性消費”的可能。

（五）收入分配差距有擴大傾向

2000至2017年，中等收入及以上群體收入增長較快，其中增長最快的是中高收入群體，其次是中等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中低收入群體等。

圖9. 上海不同收入群體收入變動趨勢

結合不同群體消費傾向綜合分析，上海最敢花錢的是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人群，最不敢花錢的是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具有剛性，而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不安全感更強，在面臨住房（百萬級消費）、汽車（十萬級消費）等金額較大的消費時，需要更多的儲蓄和更長時間的積累。

（六）居住消費支出過高，文化娛樂消費支出不足

上海居民消費結構正逐步從商品消費向服務消費轉變，從必需品消費向非必需品消費轉變。

從代表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標的恩格爾系數（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看，上海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2018年，上海居民消費支出主要是居住（32.8%）、食品（24.7%）、教育文化娛樂（11.6%）、交通通訊（11.3%）。作為對比，2019年日本東京居民的主要消費支出是食品（30.6%）、文化娛樂（12.9%）、交通通訊（11.9%）、居住（11.5%）、醫療保健（5.29%）。

與居住相關的消費支出（主要是租房支出）是家庭消費支出的首要因素，結構比重比東京高20.1%。居住支出過高，對其他消費存在擠出效應。上海文化娛樂消費支出不足，比東京大約低6個百分點。

（七）新增消費需求未滿足

居民的部分消費需求受到限制，主要包括受車牌拍賣和交通管制措施限制的汽車消費，開放程度有待提高的金融保險市場和信息文化娛樂市場中的消費，以及住房消費中合理的改善型需求。此外，進口替代、消費回流、新科技的發展也將產生新的需求。

三、擴大消費的理論與政策實踐

長期消費需求不足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普遍問題。

綜合多個經濟學派，理論上擴大內需的辦法包括：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占GDP比重；二是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降低儲蓄率；三是改善收入分配，促進消費總量；四是擴大政府投資和公共消費支出；五是適度鼓勵居民借貸消費；六是供給側改革，由供給引導和決定消費；七是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配合財政實現結構性目標，調整資產價格和收入分配。

各國采取了多種政策和措施擴大消費，主要包括：一是發放消費券；二是發放現金；三是推動商旅文結合與假日經濟；四是減稅和個稅返還；五是補貼特定產品；六是寬松的金融與信貸；七是通過新供給形成新需求；八是鼓勵生育；九是增加居民收入；十是縮小收入分配的地區和階層差距。

總的來看，自1990年代以來，通過實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日本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增長了約9%，但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有限。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口規模減少和老齡化問題嚴重，以及相應的居民收入和消費預期惡化。美國擴大消費的舉措相對比較成功，這與其合理的人口結構，民眾普遍超前的消費文化，在技術、軍事方面擁有全球霸主地位，美元具有特殊全球地位等因素有關。

四、促進消費的對策建議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不是單純擴大總需求；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看，主要是增加發展的主動性，建立發展的新優勢。

首先，今后一個時期，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會逐步提升，但不會像投資和外貿那樣，以爆發式的增長出現。從世界各國發展看，日本在人均GDP跨越2萬美元大關之后的三十年中，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提升了大約9個百分點。

其次，在擴大內需的兩大變量投資和消費中，長期以來習慣于將擴大投資作為逆周期調節工具，并形成了一套強有力的執行機制，而將居民消費作為逆周期調節經濟的具體抓手較少。擴大居民消費舉措，應當考慮通過短期刺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措施，解決需求總量不足和中長期發展的失衡問題。

第三，基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背景，需要逐步建立一套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實現投資與消費相互支撐的政策框架和執行機制。

基于上述考量，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建議平衡好消費和投資、外貿的關系，從供需兩端協同發力，堅定推進結構性改革解決深層次矛盾，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率；堅定推進供給側改革，面向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暢通內外循環銜接，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關于擴大居民消費的具體措施，建議如下：

首先，將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作為重要發展指標。繼續提升勞動者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進一步深化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建立受益面更廣的非勞動因素參與分配的市場化機制，規范和完善各類出租出借市場，進一步發展金融、保險和財富管理市場，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其次，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國家統計局將中等收入標準設定為三口之家年收入10～50萬元人民幣，如果以個人為標準和2018年統計口徑計算，60%以上的上海常住人口可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預計2030年，目前低收入群體將跨入上述中等收入標準。總體看，上海中等收入及以上群體收入增長較快，重點應加大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為低收入者發放現金、購物券，增加稅收返還，提供居住、醫療、教育等大額支出方面的救助或者減免。

第三，貫徹“房住不炒”原則，防止房價和房租過快上漲。目前上海居民與居住相關的消費支出（主要是租房支出）成為目前家庭消費支出的最大一部分，結構比重比東京高20.1%。租房和購房支出過高，對其他消費存在擠出效應。在全球貨幣超發的宏觀背景下，應積極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完善增長模式，著力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堅持租購并舉，增加住房供給，調節住房需求，防止房價（房租）過快上漲。

第四，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從全國情況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68倍，人均消費支出是2.15倍，長三角城市群68%的城鎮化率還低于粵港澳城市群 85.2%的城鎮化率，加快推進城鎮化仍然是當前擴大內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建議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錢”掛鉤機制。

第五，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人口規模的減少和老齡化的加速，長期看會導致內需增長萎縮，建議及早采取鼓勵生育措施，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同時增強人才的流動性，吸引國內和全球高端人才集聚，探索以加快城鎮化延緩老齡化的動態平衡機制。

此外，還應當面向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積極推進消費升級；擴大開放，加快高品質服務供給；不斷創新商業策略和模式，推動消費潛力釋放。

（本文原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上海促進消費研究”，原載《科學發展》2021年第2期。經授權刊用，有較多刪節并經作者審定。具體技術細節請參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