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愛國者們批評耆英的中外交涉活動完全是賣國行徑；而英國人則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利益，稱贊耆英信守承諾。不過，幾乎沒有人認為耆英具備政治才能。然而，中文文獻清楚地表明耆英自認為他有一套政策，英文檔案也在無意之間描述了耆英政策的發展歷程。他的策略在于妥協政策以及對璞鼎查個人施加影響。不幸的是，妥協政策建立在完全誤解的基礎之上，而耆英在人際關系方面的努力也被證明是失敗的。

耆英像

當朝廷普遍對商業漠不關心時，耆英研究了安撫外國侵略者的辦法，很快意識到商業妥協將會奏效。他始終積極地推進新條約體系的建立，但在政策方面仍然延續了清朝的舊有傳統。他的目標是把清朝同英國的新型關系納入大清帝國體制的傳統框架之中。朝貢的外在表現已經消逝，但內在精神依然存在。耆英在奏折中使用了古老的術語——“懷柔”、“撫馭”和“羈縻”。清朝認為對它而言并不重要的對外貿易，卻可以成為實現這一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合理利用這一手段作為誘餌，能讓貪婪的西方人遵守秩序。一旦無力逼迫英國，清朝就單方面使用這一獎懲并用體系，不過，耆英不得不以他的固有觀念行事。

有鑒于此，他制定了自己的政策：用貿易條約安撫英國人，同時贏得頭目璞鼎查的信任和友誼。他在1843年始終奉行這一政策，與皇帝的諭令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在整個談判中都努力創造私人友誼的氛圍。他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解釋道，展現真誠和謙虛實有必要。因此，他經常表現出一種諂媚的親密感。例如，在南京的一次宴會上，這位滿洲貴族一再取悅他的英國客人，“要命的是，璞鼎查爵士張開嘴，他非常麻利兒地把一些糖話梅塞了進去。”鄭重承諾加上如此溫和的態度，極大地促進了璞鼎查的貿易規則計劃。雙方一致同意，在英國人凱旋離開南京之前，應當草擬“補充條款”，隨后批準生效。璞鼎查提供了應提交的條款草案，耆英和同僚們則向北京匯報，他們的下屬已經和英國翻譯會面，酌定善后章程八條，雙方互通消息，從而避免了誤解。這樣，一些條款幾乎立即得以解決，它們后來成為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的一部分。璞鼎查和耆英還進一步同意，他們將于10個月后在廣東見面，磋商解決新關稅問題。

耆英的責任感

耆英真心實意地制定這些計劃，這可從他的篤行實踐中得到證明。幾乎沒有證據表明，耆英深受為國盡忠的愛國主義鼓舞，或曾尋求為王朝利益而犧牲自我的價值感。然而，他盡力獲得清朝談判方面的控制權，在接下來的5年，充當了事實上的外交部長角色。他顯然從南京的經驗中得到信心，希望能打敗璞鼎查，進而通過他戰勝整個英國。璞鼎查是英國在中國的統帥，年給俸銀高達1萬元，他在重洋之外的島國議會中的權力不容小覷，當他回國以后可能還會影響英國的對華政策。于是當璞鼎查研究如何擴大英國法律的范圍時，耆英也在研究璞鼎查。

10月初，耆英向皇帝建議，他應當帶著朝廷認可的預期目標立即以欽差大臣身份前往廣州。為了準備好與英國人談判，耆英在另一份奏折中強調了兩位下屬的功勞，咸齡和黃恩彤登船招撫，“不動聲色，明白開導，折以大義”，挽救了南京城。他建議應將二人升職，安排更重要的職位以繼續參與談判事宜。在另一份奏折中，耆英和伊里布進一步建議，“夷人”對咸齡、黃恩彤二人“極為信服”，因此他們啟程奔赴廣州時這二人應當隨同前往。

朝廷對這些提議的回復也至為重要。1842年10月17日，耆英接替牛鑒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伊里布替代耆英出任欽差大臣和廣州將軍，咸齡與黃恩彤隨伊里布赴廣州交涉。正如耆英所請，咸齡與黃恩彤二人應當給予獎賞，但要等到廣州交涉完成之后。與此同時，耆英與伊里布討論了關稅交涉事宜，又與江蘇、浙江和福建當局溝通了這幾個省的貿易規則；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談判，卻成為外交事務的總指揮官。

這一決策表明，清廷最為關心的依然是防御措施，并沒有意識到商業協議才至關重要。由于遠離外貿事務，北京的官員難以將其視為頭等大事，即使南京的談判者已經逐漸了解到這一點。后者不止一次地宣稱，“我們應與各省督撫同心協力，懷著永久和平安全的希望，制定出合適的商業協定。”他們一再重申，英國人似乎只在意他們的商業利益以及如何有助于規范這些利益，實際上，朝廷不必過分擔憂英國的領土要求，當務之急在于完善條約體系以滿足侵略者。但是，他們的努力付之東流。接下來的6個月，耆英把大部分精力轉移到籌劃長江下游的防御措施，把實質性的交涉事務留給伊里布，而伊里布限于年老體衰，早已不得不在南京談判中退居次要的位置。

耆英因此留守南京，10天之后奔赴交涉前線。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滿足于兩江總督這一實權職位帶給他的安全感。恰恰相反，他堅持不懈地努力，最終成功地重新獲得了談判控制權，從而走上最危險的責任崗位。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英國人期望耆英當面解決條約協議。當耆英滯留南京時，璞鼎查提出強烈抗議；伊里布于11月6日南下至杭州，隨后駐此停留，而璞鼎查抗議的矛頭卻是耆英和道光帝。11月18日朝廷下令，耆英妥善處置北方事宜，伊里布南下實質性推進貿易開放。伊里布遵照指示就地待命，觀察“夷人”如何反應；如果他們靜候通商，他就加緊趕往廣州。隨后伊里布在杭州一直待到11月21日，而耆英則向璞鼎查解釋他自己依然負責條約談判。伊里布在江西緩慢行進，直到1843年1月10日才到達廣州。

與此同時，耆英對英國人的影響顯而易見。令人錯愕的是，10月份因海難而登陸臺灣的139名英國僑民在《南京條約》簽訂前不久被處決。“該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情事，日望其人之歸......惟事已至此，不能隱諱，惟有開誠布公，據實面告。”盡管事出有因，但其產生的可怕后果令人擔憂。在這一緊要關頭，朝廷下令耆英趕往福建，而璞鼎查早已抵達福建，為了防止新近建立的和平局面再次破裂，耆英此行似乎實有必要。耆英并未聽從命令，而是在與璞鼎查溝通的基礎上說服朝廷應該進行官方調查。最終經過多輪溝通，這一滿城風雨的外交爭端，通過負責臺灣府的閩浙總督怡良給英國人的照會得以解決，怡良承認英國人的指控，即臺灣地方官員為了邀功而歪曲事實，并處決了這些無助的海難幸存者，這些人并不是危險的侵略者。這次危機之后，清朝官員清楚地認識到，英國才能保證條約的履行，并不能指望耆英。

這一時期耆英在奏折中表現出強烈的參與條約締結的愿望。他一次又一次地向皇帝解釋，“夷人”利益全在貿易，和他們打交道時尤不可不示以誠信；他露骨地暗示，只有自己才能處理這一問題。清廷依然一如既往地無法理解商業協議的重要性，只是要求耆英和伊里布隨時書信聯系：“不必同駐廣東”。

耆英最終參與談判的契機來自伊里布的去世，這位贏得廣泛尊重的官員的去世令英國人松了口氣。璞鼎查于1942年12月2日到達香港，他對其后不久在廣州發生嚴重騷亂負有責任的英國人進行了嚴厲批評，隨即決定最好的辦法是在殖民地之外的貿易中心展開外交攻勢。于是，他在1843年1月19日乘坐蒸汽護衛艦來到黃埔，會晤了伊里布及其隨員，第二天又與省級高官會面。當關稅談判開始時，他發現伊里布與兩廣總督祁都是“守舊派的老年人......完全在十三行商人的授意與指導之下......居住在黃埔，整天毫無作為，盡管沒有任何惡意，但他和祁全然無知，不切實際”。伊里布在最后一份奏折中親口承認關稅問題最為“頭緒紛繁”。3月4日，他的去世終止了關稅談判。祁滿懷希望地奏報說，伊里布對這一棘手問題剛剛“稍有頭緒”，朝廷責成黃恩彤和咸齡接辦此事。不過，由于掌握決定權的欽差大臣并不在場，英國代表隨即在3月中旬分別撤回到澳門和香港。于是，外國貨物繼續運往中國，它們在武裝船艦的保護下抵達還沒開放的新港口，珠江流域的走私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英國和耆英本人都極力維持和談局面。耆英得知伊里布去世的消息后，立即給黃恩彤和咸齡下令繼續和談。道光帝對此評價道：“最值得稱贊的是，盡管沒有商討，卻和我們下發的諭令相同。”耆英也敦促璞鼎查繼續和談，道光帝贊賞他的行為“全然合適”。這種中央和地方想法一致的情況不難理解：和談可以保證不會再恢復敵對行動；同時，我們也不能就此推論清廷已領會到商業協議的重要性。為了刺激中國方面有所行動，璞鼎查向耆英提出，為了省去耆英前往廣州的麻煩，他可以北上到上海或寧波見面。耆英在回信中向璞鼎查保證，如果是他奉命前往廣州，將會在5月上旬到達；如果任命其他人去廣州，那么將在5月中旬到達。這封回信清楚地表明了清廷的選擇，正如耆英在進呈皇帝的奏折中提出的，根據觀察，恐節外生枝，因此談判應在廣州舉行。那么他應該去廣州么?（幾乎在同一時間，耆英明確向璞鼎查確認他是伊里布的繼任者）4月6日，道光帝接到耆英奏折，當天發布上諭，任命他為欽差大臣。4月11日耆英接到前往廣東的命令，4月17日離開南京；行至江西時，他接受了廣東交來的欽差關防，同時得知英國人聽說他去廣東的消息后，“極為馴順，安心靜候”。

友好政策的實施

早在耆英到達廣州3周之前，他的重要下屬咸齡和黃恩彤于1843年5月11日預先去香港拜會了英國人。他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周，清楚地了解到璞鼎查的關稅提案，“只等耆英一來，他們就與耆英交換意見。”他們住著最好的房間，在島上有馬車供其使用，并且乘坐鐵輪船四處游覽。他們參觀了全副武裝的九十八軍團，與軍官共進午餐，觀賞了火炮演練，并且訪問了慈善醫院和馬禮遜教育機構，總之，英國人的“武力、風俗、品性”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人乘坐英國輪船返回黃埔時，陪同他們的翻譯主事馬禮遜進一步解釋了關稅各方面的細節。

作為這一政策的延續， 6月4日，耆英到達廣州后親自訪問香港。這一年的和談迎來了最佳時期，關稅和一般貿易稅則迅速得以解決，同時也清晰地體現出耆英的“治夷”技巧。

6月23日，耆英一行在他自己的請求下乘坐兩艘英國炮艇從黃埔出發。他們得到英方的歡迎，安排住在島上最好的房子。第二天一早，璞鼎查前往拜訪。耆英“充滿熱情和誠意地擁抱了我，像老朋友一樣，甚至當我們再次會面時都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影響”。他對護送他的“阿克巴”號和船長贊嘆不已，“笑著請求我派一個能把他帶回到南京衙署的人”。接下來的5天都在宴請這位欽差大臣。6月26日，《南京條約》換約生效，馬禮遜和黃恩彤繼續進行關稅談判。與此同時，耆英被帶往各處游覽，參觀海軍司令旗艦，接受各級英國官員拜訪，成為各種宴會的活躍人物。在隨員的配合下，耆英唱歌劇，玩猜手指游戲，為每個人的健康干杯，同時對璞鼎查流露出無法抑制的真實友情。

簽訂《南京條約》

璞鼎查對耆英一行的描述并非僅僅是愉悅之情，而且充滿了驚奇和錯愕。例如，耆英參加璞鼎查小規模的家庭聚會，他提出自己沒有子嗣，希望領養璞鼎查的長子。當被告知男孩首先必須在英國完成學業時，耆英的回答是“很好，從今天起他就是我的養子”；因此孩子的名字應當是“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當他得到小男孩的小畫像時，耆英冒昧地索要孩子母親的畫像，并拿自己妻子的肖像作為交換。猶豫再三，璞鼎查爵士也把璞鼎查夫人的小畫像贈給他。耆英以精明的滿人方式得到了畫像，下令把它放在官椅里帶回家。接下來他贈給璞鼎查一個金質手鐲，作為回報，得到了璞鼎查專門從英國帶來的刀和腰帶。最后，耆英宣稱三四年后他希望能調回北京，到那時他會請求皇帝賞賜璞鼎查爵士雙眼花翎——璞鼎查爵士的名聲足以傳遍中國。在此期間，他們必須保持定期的通信。

璞鼎查以某種敬畏的口氣向外相阿伯丁匯報，耆英的香港之行“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清政府作風和習慣的認識”。耆英在給皇帝的詳盡奏報中解釋道，璞鼎查夫人的圖像乃是強加于他，“英夷重女輕男”，“據通華語之‘夷酋’咸稱”此等禮物確是“誠敬欽信”的標志。總之，耆英辯解他的謙卑之舉是為了消除“夷人”的疑慮，他之前的實踐證明實有必要；他和幾名隨員在南京與“夷人”會面時穿著便服。他在奏折中弱化了場合的重要性。

滿洲官員習慣于壓抑自己的情感，這點幾乎不必贅言。整個1843年，這位欽差大臣的裝腔作勢顯而易見，離別時眼中飽含淚水，熱情而持久的擁抱等欺騙璞鼎查的伎倆即為明證，這可看作是善后政策的一部分。例如，恰恰在耆英奉命前往廣州之后，清方談判者開始向璞鼎查傳遞私人層面的信息。5月，黃恩彤致璞鼎查信函的開頭寫道，“接到您的溢美之詞，我甘之如飴”，這是中國私人書信中典型的夸張用法，并不是國家文書的寫法。耆英向馬禮遜請教英語中如何表達親近或熟悉的朋友之情，借此在“夷人”的語言中尋求獲得這種親近感。馬禮遜告訴耆英英語中“親密”一詞的對應詞匯，從此耆英在給璞鼎查的私人信函中都使用這一詞匯，他用4個毫無意義關聯的漢字拼寫他們的發音——因提密特。這封欽差大臣在1843年10月8日締結《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之后寫給璞鼎查的離別信中，多處體現出這一策略的精神實質，信中他還要求璞鼎查相對其他西方列強而言，要站在中國這一方。

這一政策使欽差大臣在解決許多爭議問題時變得高度合作。大量例證說明，完全同意英國談判者的要求對他而言是“合理”的。不過，沒有跡象表明耆英在大多數情況下能為自己謀利，顯然他們很少從經濟角度捍衛清朝的利益。（耆英不是一個經濟能手，幾乎不可能關注協定關稅這類事務）似乎存在這樣的邏輯，耆英的合作態度是讓英國人保持心情愉悅的政治策略——它不僅僅是避免“夷人”發怒的被動防御措施，而且也是俘獲璞鼎查及其同僚友情的主動之舉，通過微不足道的貿易優惠帶給他們一種心理征服的滿足感。這是傳統中國的“治夷”之術。

這種私人交往的政策，盡管當時有助于消除摩擦，但長期來看并不奏效。沒有證據說明璞鼎查曾修改過有利于清朝的指令。清政府既不懂經濟，又不熟悉西方法律，幾乎意識不到究竟失去了什么。

1844年11月，耆英在他人生的鼎盛時期向道光帝總結了他的“治夷”之道。這就是英國人數年之后在廣州發現的那份舉世聞名的奏折，他們以此來嘲笑這位年邁的外交家，1858年當他力圖再次挽救王朝時，卻把自己送進了墳墓。他的結論是，“此等化外之人......若執公文之格式，與之權衡高下......實于撫綏要務無甚裨益。與其爭虛名而無實效，不若略小節而就大謀。”不幸的是，這一慣用策略可能會對邊疆部落有效，但對英國政府而言絲毫不受其影響。

（本文摘自費正清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年）》，牛貫杰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