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適逢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首倡對冷戰競爭對手蘇聯實施“遏制戰略”的著名五千字“長電報”發表75周年。意味深長的是，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在2月22日受邀出席歐盟主辦的外長視頻會議期間，美歐雙方決定協同向全世界證明民主才是最好的制度。這不僅表明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漸行漸遠的跨大西洋關系經由2月19日先后舉辦的G7視頻峰會和慕尼黑安全會議特別會議宣示了自身和自詡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的同步回歸，而且預示著聯手應對中俄已經從西方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識轉為操作議程。

當地時間2021年2月19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舍宮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特別版視頻會議”。人民視覺  圖

G7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在冷戰期間構建的旨在協調立場的重要國際機制，慕尼黑安全會議是當今世界討論大國關系和安全政策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國際論壇，歐盟外長會則是歐盟成員國協調統一對外政策的關鍵平臺。如果將2月18日布林肯和歐洲事務核心國家，以及美國傳統盟友德法英三國外長的在線對話計算在內，短短五天內如此高頻次的接觸本身就已經彰顯了美歐關系的回暖。種種跡象顯示，在西方曾經高調宣布的早就進入“后冷戰”乃至“后后冷戰”時代的世界里，一個以制度競爭和制度對抗為內核的冷戰幽靈仍在四處游蕩并且不斷興風作浪，而這很可能為仍疲于應對新冠疫情巨大沖擊的全世界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美歐已開始價值觀層面的守勢外交

特朗普執政時期退出了多項國際協議，施行“美國優先”政策，疏遠盟友甚至威脅退出北約，跨大西洋關系一度陷入低谷。基于此，歐盟各國在拜登執政后迫不及待期盼跨大西洋關系能有新起點，因而對拜登此次亮相及重回傳統路線的相關政策宣示高度認可。

從上述幾次戰略互動看，拜登政府的全球戰略與輕視多邊主義、忽略盟友感受的特朗普主義做了明顯切割，更強調跨大西洋關系的特殊性和平等性，安撫和拉攏歐洲的力度顯著提升。拜登在2月19日舉行的G7峰會和慕尼黑安全會議中不僅一改特朗普單邊“蠻干”的頤指氣使風格，而且更注意順應歐洲伙伴的心理預期，在其首次面向歐盟的正式演講中不再突出美主歐從的盟友結構，而是將話語重心落在美歐合作上，強調這是“21世紀完成所有使命的基石”，滿足歐洲國家對跨大西洋平等但特殊關系的期許。為此，拜登反復宣示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及美歐共同價值觀的歷史傳承，多次重申將“在歷史的轉折點上”與歐盟伙伴緊密合作應對共同挑戰，鄭重宣布不僅收回前任政府從德國裁撤駐軍的命令并取消在德駐軍規模上限，承諾堅守在北約框架內對歐洲的安全保障。拜登高調宣布兌現兩年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讓美國回歸的諾言，修正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策略，重新加強與歐盟的密切交往和諮商，以修補并重新獲得此前失去的信任，并在此基礎上加強和深化彼此間的國際合作。

作為恢復多邊主義的實質性行動，拜登宣布回歸伊朗核協議，并支持歐盟就伊朗核協議進行調解。此外，拜登還特意選擇在演講當日正式重返歐盟高度重視的巴黎氣候協定。苦特朗普久矣的歐盟也主動迎合，對以聯歐為核心、總體框架已相當清晰的拜登外交新政積極回應。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等歐洲政要均在公開發言中熱情歡迎美國歸來。德、法還主動表示將提升軍事開支，在安全政策重要領域上為不堪重負的美國減輕負擔，給拜登送上特朗普夢寐以求的見面大禮。G7峰會甚至將拜登競選口號“重建更美好”寫進最終發表的聯合聲明，給足了美國面子與機會。

值得重視的是，美歐雙方在數輪對話中均清晰表明，以“專制-民主”二元對立為前提、以制度優越性競爭為內核、以零和博弈為機理、以文明和價值觀沖突為表征的冷戰式思想共識已經形成。拜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特別會議期間的發言中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場未來走向專制還是民主的根本辯論中，認為民主制而非獨裁制為人類提供了前進的最佳路徑，是迎接當前包括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冠疫情等在內的共同挑戰的最優模式；主張兩種制度的競爭而不是東西方競爭才是21世紀的主要矛盾；強調必須捍衛民主，為民主而戰，鞏固并振興之。

針對拜登的系統陳述，歐洲主要政治精英予以了正面響應。斯托爾滕貝格等老調重彈，稱歐美必須捍衛正在受到挑戰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G7峰會聯合聲明也聲稱將利用作為民主、開放的經濟體和社會的優勢和價值觀，重塑世界規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22日外長視頻會結束后的記者招待會上一語道破美歐最近頻繁戰略對表的實質關切，在于“民主制度正在受到打擊”。而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洛京近日以美國的亂局反證俄羅斯是“最后的自由之島”，可能進一步刺激了西方。

在相對實力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弗朗西斯·福山和奧爾布萊因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不約而同提出的基于自由資本主義更具優越性的“歷史終結論”和“地理終結論”正在全面退場。西方主要大國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失去了道路自信，進入了試圖重新證明自身制度優越性的戰略焦慮期。面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不斷增長的經濟影響力和俄羅斯等傳統對手日益強勢的硬實力外交，濃烈的冷戰思維已經成為美歐重塑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關鍵要素。在某種程度上，以最近的四場多邊外交為起點，美歐已經開始了價值觀層面的守勢外交，試圖從捍衛國內的價值觀開始，展現民主體制仍有更好的良政與善治能力，進而捍衛西方所謂“基于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

聯而不合，統而不一

美歐對中國和俄羅斯的發展既敏感又偏執，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心理上極度不適應國家實力和治理能力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不肯共享更不用說向非西方國家部分讓渡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限，仍沉湎于西方統治世界和文明等級更高的迷思中難以自拔。正因為如此，冷戰終結三十余年之后冷戰思維才又重新借尸還魂?；诹愫筒┺牡倪壿嬕约邦A防性外交的經驗，美歐既然將中俄確定為主要目標，自然會在諸多領域聯手施加巨大壓力?？梢灶A期，中俄今后一段時間外部戰略環境或有可能出現實質性惡化。

美歐近期的“新冷戰共識”或許能給中俄的發展造成一定障礙，但形勢比人強，這種“新瓶裝舊酒”的做法很難真正奏效。正如丹尼爾·內克松最近在《外交事務》網站發表的相關文章所指出的，美國必須適應一個中國和俄羅斯變得更強的世界；不是北京和莫斯科的任何舉動都構成對美國的直接威脅；哪怕是和競爭對手的合作在加強美國的安全和繁榮方面都要遠比純粹競爭有效。

以俄羅斯為例，和中國相比，俄羅斯在國家權力結構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軍事四根支柱中相對更依賴安全維度的硬實力，與美歐的相互依賴程度遠小于中國。但美歐自烏克蘭危機以來持久施壓、連續制裁并沒有壓垮俄羅斯。相反，在戰略穩定、伊朗核問題等涉及到美國重大利益以及北溪-2號工程等關乎歐洲安全的議題上，西方不得不考慮與俄羅斯徹底攤牌的可能后果而明顯畏首畏尾。在從反腐轉為反普京的反對派核心人物納瓦利內返回俄羅斯并被捕后，歐盟再次啟動新一輪制裁，但卻不敢與莫斯科中斷外交關系。以此為參照，美歐在對華問題上更加形統而實不統，短期內更難整合為一種聲音、一種思路，這種聯而不合的格局給我國的外交騰挪留下了相當空間。

一方面，美歐更多是在戰略目標上形成了共識，但尚未細化到具體的路線圖。美歐政治精英在前述幾場活動中人人必談中國，但沒能提出具體的有效措施。這幾次會議更像是雙方在特朗普離任、拜登執政伊始的一次思想“對表”，旨在強調傳統意義上作為所謂“自由世界”領導力量的美國和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正在回歸“正常”。歐美的全球戰略和對華政策的具體路線圖仍有待后續商定。

另一方面，美歐在對華戰略上仍有較大差異，歐美聯而不合的態勢短期內難以完全消解。歐盟在中美之間正處于戰略焦慮和戰略糾結的兩難處境之中，一方面希望拜登治下的美新政府能領導西方與在新冠疫情襯托下更顯制度優勢的中國一較長短，另一方面又期待歐洲能在中美之間充當關鍵第三方，順勢推進由其主導的多邊主義。因此，歐洲至多能在價值觀外交等領域做到局部選邊站，在沒有受強烈沖擊前不大可能完全站到美的一邊。G7峰會此次在德國推動下強調必須與包括像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在內的G20國家互動，構建公平而互惠的全球經濟體系，以及去年底歐盟搶在拜登正式上臺前與中國完成全面投資協定，均可為明證。

此外，拜登放棄前政府的極限施壓，強調不愿和中國重回冷戰，希望在氣候變暖等領域繼續與中國有限合作。美國這種在國力相對衰退背景下的最優選擇，也讓歐洲國家難以真正下定決心和中國全面對抗，保持足夠的戰略自主至少是法德等老歐洲國家的相對共識。歐盟2月17日發表的向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提出的關于加強歐盟對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的貢獻的聯合通報，以及馬克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有關歐洲戰略自主的表態，都表明歐盟擔任獨立于中美之外的國際格局塑造者的戰略愿景。

“優越幻覺”亟待拋棄

新冠疫情暴發及其全球大流行等全球公共問題的日益增長已經表明，病毒等新威脅既無國界也不辨認制度類型，而是實施無差別攻擊；本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合作應對方為正道。

在此意義上，有必要回顧一下美國總統肯尼迪1962年在古巴導彈危機結束時在聯合國的那場精彩演講，他提醒美歐政治精英：“……長期的糾紛會從有需求的人們那里把寶貴的資源轉移走，耗盡雙方的精力，對誰都沒有好處?，F代世界的通行證是尋求和平解決辦法的意愿?！瓕τ谀切┓制纾覀兇罂蓢L試使其不威脅整個世界。我們畢竟都居住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我們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都珍視我們子女的未來，而且我們最終都會離開這個世界?！?/p>

而對于歐美各界開始流散的制度優劣論，喬治·凱南呼吁“更為謙遜”的國家觀、拋棄“優越幻覺”的洞見同樣值得今天的西方精英記取。這位離開外交戰線后多次批評他的遏制思想被誤讀的戰略家警告道：美國或許比其他國家更強大，但美國無論如何也不會比其他國家更道德。近期的歐盟和美國可能都在重蹈“優越幻覺”的覆轍，而這有可能會導致戰略性錯誤。或許，只有在文明對話和文明互鑒的邏輯指引下，人類社會才能更好地迎接新冠和后新冠時代的更多新威脅和新挑戰。

（楊成，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