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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孫機：考古能看得見歷史，也能望得見未來

2021-02-26 08:22

来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孫機

孫機，1929年生，山東青島人。文物學家。1949年，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后到北京市總工會工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60年畢業后留系工作，1979年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考古部工作。現為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國博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著有《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中國古輿服論叢》《仰觀集》《中國圣火》《從歷史中醒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等。

文|李靜，中華書局編審

轉自光明學人

今年（編者按：此處指2020年）國慶節，孫機先生的《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修定本）》即將由中華書局付梓，我去拜訪他。老先生高興地談起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發表的關于考古工作的講話，還拿出不久前的《光明日報》讀給我：“我們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

“這話說得太深刻、太精準了！”孫機先生說，不僅要把我國的考古發現研究透，而且要讓古代的社會生活活起來，這里面包含著文化自信，加強文化自信的目的是加強愛國主義，增強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我們考古工作者肩負著這么一個任務。”

要由小見小，也要由小見大

年輕時，孫機曾想寫一本書，書名就叫《物源》。那時，他的學術興趣是探究事物的來歷，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態的東西，究竟從何而來，會向何處發展。回想幾十年的學術之路，雖然沒有寫出一部名為《物源》的著作，但孫機的研究一直與“物源”息息相關，他也一直保持著最初的那份念想。

這些年來，各地出土了很多文物，有些盆、罐、瓶，人們一看就明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也有些東西，學界一直不知道它們是做什么用的。文物能夠為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的東西沒有流傳下來，慢慢被湮沒在歷史里，今天的人們已經不了解它們的用途，就有必要探索“物源”。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霞帔墜子，一個是三子釵。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墜子，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圖片發表時，尖朝下，有人認為是香囊、銀熏或佩飾。對照明代典籍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叫霞帔墜子，應該尖朝上。霞帔是從肩膀上垂下來的飄帶，帔底下就是個墜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經出現，經過唐宋的發展，到明代，霞帔及墜子的佩戴規定已經嚴格：一品至五品的官員，霞帔上墜金帔墜；六品、七品，綴鍍金帔墜；八品、九品，綴銀帔墜。霞帔墜子這個小物件的變化，反映了中國輿服制度的一個側面。

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明代金帔墜

明刊《中東宮冠服》中的霞帔與帔墜

三子釵的辨識也很有意思。三子釵多為銅制，一般長15～17厘米，當中為長條形橫框，兩端為對稱的三叉形；有些出土文物，居中的一股再分為兩叉，且與兩側的兩股分別彎成三個呈品字形排列的不封閉的弧圈。最開始有人把這認作擱筆的支架等物，后來在一具未被攪動的女性頭骨上端出現此物，才給人啟示，這可能是婦女用的發飾。

從上至下分別為河南洛陽燒溝東漢墓出土的三子釵、北京順義西晉墓出土的三子釵、廣東廣州西北郊東晉墓出土的三子釵

講到這里，孫機拿出他的舊作《從歷史中醒來》，翻到山東臨沂西張官莊出土的漢畫像石上的女神像，頭上清清楚楚地戴著這種發飾，“這樣我們就可以確認無疑這是一種發飾，但是叫什么名字呢？這就需要到文獻中去找答案。根據文獻記載，這個物件是三子釵，又名三珠釵”。

山東臨沂西張官莊出土的東漢畫像上戴三子釵的神靈

孫機說，這些只是“由小見小”的例子。霞帔墜子也好，三子釵也好，都是些小物件，把它們說清楚了，也只是說清楚了一個裝飾品或者一件小事。研究古代文物，不僅要“由小見小”，而且要 “由小見大”。一件東西說清楚了以后，對于當時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可能都會有新的認識。這樣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方說，西漢初年社會上普遍譴責秦始皇的暴政。在秦始皇的諸多暴政當中，有一個叫“頭會箕斂”，是說秦軍拿著一個像簸箕一樣的東西去老百姓家隨意斂收糧食，供給軍費，遭到老百姓的抱怨。前些年學者在山東博物館發現了一個銅箕，上面鑄著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證明這是個量器。從秦往下，到漢朝，雖然沒有發現這類實物，但是發現了它的模型，就是出土的一套量具，跟斗、升等一塊兒，還有一個箕，那么這個箕就是一個量具。從秦往上，戰國甚至商代都有這種量具。所以說，中國古代量器當中有箕量，文獻上也這么說了。這樣的話，不管老百姓怎么抱怨秦暴政把收糧食的比例定得高，但是不可能說拿著簸箕隨便就裝，裝完就走，那就不是政府行為了。所以，這個“頭會箕斂”就是當時漢初的人譴責秦朝的時候說得比較夸張的一句話。出了這個箕量以后，事情就可以搞清楚了。

秦銅箕量

通過這件文物可以把秦朝賦稅制度說得更清楚。這個東西的發現就是對文獻的一個補充說明，也是對當時整個社會狀況的一個說明，它這個是“由小見大”的例子。

孫機又舉了個例子，是寧夏固原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棺。這個漆棺上畫的是中原的二十四孝圖，但人物都穿著鮮卑裝，兩種文化都有體現。孝文帝改革以后，不僅改穿漢服，而且把籍貫都改了。原本他是今天大同那一帶的人，籍貫改成了洛陽，而且不許再說本民族的鮮卑話，引起了舊貴族的反感，導致他的親兒子都反對他，后來就反叛了。固原漆棺畫早于孝文帝改革，使我們對這次改革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從而對改革的全過程得到一個較為完整的印象。

固原北魏墓漆棺畫

讓古代的社會活起來

全盤整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遺產，目前還很有難度，尤其唐代以后的文獻浩如煙海，想要窮盡幾無可能，但整理一個朝代還是有可能的。孫機選擇了以漢代作為橫切面，先讓一個朝代“活起來”。他的嘗試，主要就體現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里。

《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修定本）》

孫機著

中華書局2020年版

漢承秦制，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統一王朝，歷時400多年。從國家層面而言，其制度、文化、社會等方面相對成熟，可以作為一個橫斷面去研究，而且漢代的文獻相對有限，下點功夫，可以將現存的漢代文獻通讀。再者，漢代文物層出不窮，可以與文獻相互印證、互為表里。投身漢代文物與文獻的世界，就有如走進一條可以歷覽漢代眾生相的大畫廊。

孫機的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研究，既包括農業、手工業等生產內容，也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內容。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這本書里，孫機把漢代生產、生活等方面的事物，分成了100多個小題目，衣、食、住、行，農業、手工業、冶金、采礦等生產生活方面都包括在內。

對這些漢代物質文化資料的每一個方面，孫機都會從基礎講起，細致梳理源流。比如，紡織方面，先講桑、麻、蠶絲等原材料，然后講紡織用的各種機具，再講由這些原材料織成的面料——錦、帛等，然后講刺繡、染色、印染等手段，進而介紹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樣的紡織品。講完紡織之后，就講衣服，怎么剪裁、怎么穿，再講首飾及其他。又比如，農業從耕地說起，然后說播種、灌溉、五谷等。看了這本書的人，就能從根兒上對這些知識有所了解。

“過去，有的國家把考古研究所叫物質文化研究所，這就是說，考古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具體的物質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還有的國家，把考古學科放在人類學里，主要側重于史前史，就是人類進入文明以前，沒有文字的時代。做這個時代的研究，只能采取層位學、類型學的方法對具體的物質進行研究。人家說蘇秉琦先生閉著眼睛摸陶器的口沿，就能知道它是早是晚，因為他對類型學太熟悉了。但考古學在確定文物的年代之后，還要復原社會面貌。史前時代沒有文字記載，復原這個時代的社會面貌，讓它活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孫機說，通盤看中國歷史，堯舜以前的歷史比較渺茫，三代以后就比較具體了，有文字以后的歷史是重點，通過實物和文獻記載相結合，對事物的認知就會具象很多。

實物和文獻記載結合，是孫機從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方法。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是指考古的文獻和傳世的文獻相印證。現在的二重證據，是要將實物和文獻相結合，這樣就能把歷史事件解釋得更活了。這些更活的材料，就不僅是二十四史、十三經這些傳世材料，還有考古發掘的古代話本、文書等各類文獻。不管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只要是真的、可靠的，與器物研究有關系，就可以不拘一格，拿來互相對照，擴大印證的范圍，使古器物和古文獻“打成一片”。

呈現中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孫機專注于漢代物質文化研究，已經有四十年了。他說，今年這本《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修定本）》出版后，以后不會再有機會修改了，所以叫“修定本”。這是他最看重的學術成果。

從橫斷面來說，孫機的研究考察了漢代基本物質文化資料，從縱向來說，貫穿整個中國古代。但是他謙遜地認為，即便如此，自己仍沒有能力將各個斷代的物質文化都以像《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那樣的方式研究出來，其他時代的研究只能有待來者，“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見小’‘由小見大’，或者考古和文獻相結合，還要通過對考古成果的研究，認識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這就不是理清幾件文物的名稱和用途的問題，攤子還要鋪得更大”。

在他看來，研究古代物質文化，不僅能讓人們更加了解、熱愛祖國的歷史，而且能為今天的建設提供動力，“我們說考古對社會有用，不是說考古能為今天的社會生活直接提供一個什么新技術，而是說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進而加強愛國主義”。

17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以前，中華文明在很多領域領先世界其他國家。有學者研究，到了清朝乾隆時期，中國的GDP還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原來只說中國有“四大發明”，其實，中國有很多發明創造影響了世界。英國學者李約瑟就指出，中國有70項發明曾經領先世界，后來傳到了歐洲。

孫機（左）與李約瑟合影

前些年，有學者提出，中國的馬車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孫機對古車做了大量研究后認為，中國古車與西方古車完全是兩個體系，差別極大：從構造上說，有大輪、小輪之別；從系駕法上說，有軛靷式系駕法和頸帶式系駕法之別；從性能上說，有用于車戰和用于運載之別。距今約3700年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了雙輪車的轍痕，從考古上證明中國此時已經有車。《尚書·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啟討伐有扈氏的誓師詞，應該是可信的材料。誓詞中對作戰的具體要求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這段話反映出當時不僅有車，而且能進行車戰。一輛車上配備了車左、車右、御手等三名車士，組成一個戰斗單位。可見此時戰車兵已經有明確分工，車戰戰術已經規范化。如果所駕馭的不是性能良好的戰車，則不僅不能正常發揮其戰斗力，也積累不起足以上升為軍事條令的戰斗經驗。中國馬車出現的年代與中亞、西亞馬車出現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車型而中國緊隨其后的情況。

從系駕法方面考察，中國古車與西方古車大相徑庭。系駕法是將牲畜拴在車上，使之充分發揮拉車的能力，易于接受操控。1980年在陜西臨潼秦始皇陵封土西側出土了兩輛銅車馬，全副挽具包括像繁纓這類細節，都用金屬逼真地復制了出來，中國古代的系駕方法從而表現得清清楚楚。這輛車由兩匹服馬所負之軛的軥上各引出一條靷繩來拉車，而且在軛肢外側還附上加固桿，證明這里確系拉車的主要受力之處。兩靷的后端系在輿前的環上，再用一條粗繩將此環與軸的中心縛結。拉車時，馬肩胛前的軛受力，兩靷傳力，完全不影響馬的呼吸，這就是“軛靷式系駕法”。再拿它與商周車馬坑出土的遺物相印證，可知中國先秦古車的系駕法實為一脈相承，前后并無二致。

秦始皇陵銅車馬

西方則不然，那里的古車是用頸帶將牲畜的頸部固定在衡上，牲畜拉車時由于頸部受力，通過衡和轅拽動車子前進，被稱為“頸帶式系駕法”。由于頸帶壓迫牲畜的氣管，牲畜跑得越快呼吸越困難。無可辯駁的史實是，到公元8世紀，歐洲的馬車才放棄了頸帶式系駕法。

孫機又舉了球墨鑄鐵的例子，1947年，歐洲的冶金專家才研究出現代的球墨鑄鐵技術。球墨鑄鐵比一般的鑄鐵強度更為增加，機械性能也更為改善。讓人驚訝的是，在河南鞏義鐵生溝冶鐵遺址出土的西漢鐵器里，就檢驗出發育良好的球狀石墨，它的球化率甚至符合現在的國家標準。雖然那個時候的球墨鑄鐵工藝還不成熟，但對我們總有一些借鑒意義。

它雖然不跟現在連接，但把它的古代社會就搞活了。活了以后我們就看到古代社會，那么有秩序，不是那么亂，而且技術又那么發達，很多文明我們都處在世界前列。

考古不只是往后看

1955年，孫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從那時起，他就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在北大，孫機最親近的老師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告訴他，考古研究要多讀書，而且要讀有用的書，讀的時候特別要注意物質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會有很多“觸角”，這些“觸角”會觸及方方面面，有些東西就會互相聯系起來，成為學術研究的入口。

宿白先生1957年發表的考古報告《白沙宋墓》，讓孫機印象深刻。這本書不僅把壁畫中反映的歷史說得很清楚，而且文字生動，書中引用的文獻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和最好的版本。在他看來，這與宿白先生原來在北大圖書館做過事有關。孫機一直謹記宿白先生的教誨，在北大學習和工作期間，也常常利用北大圖書館豐富的藏書。雖然讀書很少有直接的發現，但讀得多了，把各種書聯系起來，就會發現問題。如此慢慢積累下來，就打下了做學問的底子。

《白沙宋墓》

宿白著

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學考古的學生都會上考古繪圖這門課，孫機也受過這個訓練，而且特別重視。在他的著作里都配有他自己畫的線描圖。孫機說，從年輕時試寫論文開始到《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修定本）》，這么多年積累了上千幅古代器物的線描圖。畫圖不容易，有的時候，他吃完晚飯就坐下來開始畫，等畫完了，抬頭一看，天都亮了。現在印刷條件好了，很多考古、文物圖書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用線描圖了。但孫機認為，線描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把要表現的細節刻畫得更清楚。這次出版的《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修定本）》，有近20幅線描圖因為原版的效果不太理想，是他重新畫的。他覺得，如果不重新畫，就那樣黑乎乎地印出來，太對不起讀者了。

如今，“大眾考古”“公眾考古”的說法很流行。孫機說，“大眾考古”不是讓大家都去考古，而是讓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識。地下文物歸全民所有，進行發掘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否則，即便是在自家院子里發現古墓，也不能任意發掘。考古學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挖掘，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不為政府工作的話，那就是盜掘了。向大眾普及考古知識，應該重在普及考古的成果，而不是普及田野考古的技術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