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稿本首頁。來源：哈佛燕京圖書館

筆者數年前發現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龍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調查報告》稿本一冊，27厘米，單頁10行，紅格稿紙，毛筆端正小楷；含當地苗人書信和手繪海“貝巴”苗分布圖等總共約80頁，簡單紙捻裝訂，封面封底僅為與正文所用一樣的額外的一張的空白紅格稿紙，稿本沒有頁碼；署民國38年（1949）。多年來，該著的圖書館編目只有標題和作者。編目記錄中的作者僅為漢先二字，沒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國晚期從事民族學研究的學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調查而出版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筆者仔細查找民國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學者，但不見名為漢先的蹤跡。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學者楊漢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開始發表苗族調查的報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漢先為作者名發表過苗蠻調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漢先是不是楊漢先？調查情況如何？這份珍貴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

何為海蚆苗？

1949年有“漢先”為名發表的“龍里苗夷民族雜記”（《貴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頁）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應該就是該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吳澤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專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吳澤霖、陳國鈞，《貴州苗夷社會硏究》，貴陽文通書局，1942，第228-232頁）。

其實，該稿本比較明確地調查確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歷史發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顯的服飾特征：“當地的漢人都稱這種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們的女子所著的衣服背面掛著很多的海‘貝巴’，這些海‘貝巴’是用線穿好然后連在一快四方布的底邊，方布的上一邊連有兩根帶子，可以套在頸項上的，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別標記，所以這種苗也才得這樣的名稱。”而苗族服飾正是該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國人類學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內容。

可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楊漢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漸演變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繼忠用“海肥苗”一詞（史繼忠，《民族識別文獻資料匯編》，貴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頁）。楊漢先用“海巴苗”（回顧我的歷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民族史料專輯》，1986年，第176頁）。貴州省龍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龍里縣志》使用“海巴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頁）。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貴州近現代人物資料續集》，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貴陽市會員聯絡處，第78頁，“楊漢先”條目）。龍基成的“社會變遷、基督教與中國苗族知識分子——苗族學者楊漢先傳略”（《貴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頁，第156頁）寫道：楊“曾與美國學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貴州龍里一帶調查海肥苗。楊漢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貴的資料，可惜楊氏的調查筆記后來在‘文革’中損失殆盡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認為美國學者1947年調查“海肥苗”，特別指出：“米凱，美國民族學者，她曾到貴州省貴定縣、龍里縣一帶調查，著有《貴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類學民族學對苗族的考察與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及社會思想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成立及學術研討會“內陸腹地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和諧穩定與生態文明建設”研討會暨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及社會思想史學會2009年年會，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

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漢字簡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難，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來民族研究學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為粗心不查所致，進而普遍以訛傳訛。

漢先是誰？

該稿本開篇有“龍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調查報告目次”，具體如下：

引言

一.  龍里定水壩地理沿革

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

三.  籍載上所見海“貝巴”苗的痕跡

四.  定水壩海“貝巴”苗歷史

五.  海“貝巴”苗的習俗

“龍里定水壩地理沿革”含三節：龍里；龍聳；定水壩。“定水壩海‘貝巴’苗歷史”含兩節：名稱；移徙歷史與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習俗”一章最長，為全書重點，含九節：椎牛；訂婚；結婚；巫女治病；殺過年豬；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與新年時青年男女的活動。

該書的引言簡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

三十八年元月，奉張校長與任教務長命，隨桂玉芳女士去龍里調查海“貝巴”苗。我們是元月四日離校，七日到龍里，八日到擇定的地點定水壩工作，直到二月四日離開定水壩返花溪。前后計時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壩時因要事，故漢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點時間約二十日。這次的調查費用是由桂女士擔負，工作計劃則頗得鮑克蘭夫人指示，這是應當特別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漢先識于花溪

不難看出，首先作者的機構為位于花溪的貴州大學。1949年，校長為張廷休（1898-1961），教務長為曾先后留學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學的任泰。引言中特別感謝的鮑克蘭夫人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類學家。自1941年始，在貴州、云南從事少數民族研究，特別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貴州大學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時從事少數民族研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發表多篇研究論文。1951年離開貴州大學；1952年離開中國。鮑克蘭夫人后來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從事臺灣地區的少數民族調查和研究達18年之久。單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發表多篇英文論文。1956年與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屬問題》。1970年在臺北出版《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

鮑克蘭夫人在貴州大學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楊漢先被錄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時，他發現鮑克蘭夫人和自己是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員。鮑克蘭夫人的少數民族調查、研究和著述，學術影響很大。費孝通在其“少數中的少數——《兄弟民族在貴州》之七”一文中承認：“關于仡佬的歷史現在還不免多屬猜測性質，我把這有些地方似乎牽強的推想都寫了下來，目的只在指出這里有很多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歷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貴州大學鮑克蘭教授，一并志謝。”（1951年3月31日《新觀察》第2卷第12期）

可以確定稿本的作者漢先是楊漢先。楊漢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貴州威寧，1998年去世，為著名的民族志學者。1933年考入成都華西協和大學，主修社會學。次年因家貧休學一年，1938年畢業。1941年，在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42年發表重要論文“大花苗移入烏撒傳說考”（《中國文化研究匯刊》，1942年第2卷）。同年調到四川省博物館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貴州大學任教。1946年7月與鮑克蘭夫人到黔西調查苗族；1947年又獨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補充調查。1948年寫出《黔西南苗族調查報告》。1949年初與美國學者去龍里調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楊漢先任貴州大學副校長。他兼任貴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長多年。

楊漢先1949年與美國學者去龍里做調查的美國學者是誰？楊漢先1986年在貴州文史資料民族史料專輯上發表“回顧我的歷程”。他回憶：“一九四九年元月，學校要我同美國人李桂英去龍里調查海巴苗，我們住在苗寨。不久就到農歷年節了，我乘此機會到許多苗族家中了解情況，并看到了他們跳舞、唱歌。”（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民族史料專輯》，1986年，第176頁）。龍基成1997年發表的楊漢先傳略一文明顯參考引用《回顧我的歷程》，雖所提楊漢先陪的美國人英文名大體不錯，但也認為是李桂英。

美國學者是誰？

“美國人李桂英”明顯與實際不符。寫回憶文章時，楊漢先七十多歲，不排除他回憶有誤。事實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楊漢先陪美國人類學家桂玉芳到龍里做苗族田野調查研究工作。據美國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檔案館桂玉芳檔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數學專業畢業。多次到中國，是調查研究中國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學者。如不少奧柏林學院畢業生赴華傳教一樣，桂玉芳大學畢業首先任奧柏林學院院長秘書，不久也赴華傳教。1914-1920年，任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華北教區傳教教師和秘書。她在中國第一所女子高校華北協和女子大學（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數學，并任校長麥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書。桂玉芳1920返美國照顧生病的父母，同時做秘書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奧柏林學院圖書館館長秘書。1935年她又回到華北教區，在通州教會醫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學（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語。后再返美，這期間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學習人類學、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課程。

桂玉芳。來源：奧柏林學院檔案館

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間第三次到中國，在貴州調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轉到印度北方邦的馬蘇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會寄宿學校伍德斯托克學校（Woodstock School）的學籍管理員。1946年她到后來并入哈佛大學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學院（Radcliffe College）讀研究生課程深造，同時繼續進行人類學研究。1946年她發表貴州的海“貝巴”苗的學術論文。

1947年，桂玉芳將貴州苗族田野調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貴州的海“貝巴”苗》）發表于哈佛大學《皮博迪美國考古與民族學博物館論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頁單冊出版。皮博迪博物館的創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為美國新英格蘭棉商，1866年捐15萬美元由哈佛大學創建博物館，1877年落成開放。皮博迪博物館為美國最早的考古學和人類學博物館。《貴州的海“貝巴”苗》發表后，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學家韋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專門寫書評，大贊其優點，但也指出其理論上的不足之處。韋慕庭的父親也到中國傳教多年，在上海、東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會干事。韋慕庭幼時隨父母在中國生活和成長；1931年從奧柏林學院畢業、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倫比亞大讀研究生課程。

《龍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調查報告》稿本中夾有一封當地楊家寨的苗人鄉長楊正湘致桂玉芳的信。從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調查來到楊正湘家，與楊家人成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來貴州，于12月初給楊正湘寫信，楊于12月28日回信。從該信看出，楊正湘非常高興、期待老朋友到來，同時談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況。這封信隨沒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離開已四五年沒有通音訊。1949年一月的調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來到楊家寨楊正湘家。這封信也說明該調查報告稿本是桂玉芳擁有、源于桂玉芳處。

1948年到1950年間，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國，由美國賴特學者項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資助，繼續做研究中國苗族的調查研究。美國國務院下面的富布賴特學者項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獲得此項目資助的赴華交流學者有21人。當時為中國內戰時期，九人“由于中國情況沒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當中包括后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康乃爾大學的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賓州大學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聯系機構”項下分別為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他們的“專業”分別為歷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聯系機構”為華西協和大學及其華西邊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專業為“人類學”。美國“國內機構”列為“無”的桂玉芳為1948-1950年赴華學者，1948年8月獲得資助。1941年華西協和大學成立華西邊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會學系主任和副所長，校長張凌高（1890-1955）任所長。華西邊疆研究所雖然經費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員精干，邊疆少數民族的社會調查和學術研究生機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工作，她花很多時間做苗族服飾圖案式樣的研究。

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國少數民族目錄學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國華南和西南：非漢民族及其與鄰近地區民族關系西文目錄》）。1949年元月，她與楊漢先到貴州龍里定水壩做田野調查。根據二人調查結果，楊漢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調查報告的稿本。因此，該報告的資助單位應該是美國富布賴特基金學者項目，作者應該是桂玉芳和楊漢先兩個人。

1950年她應該利用了1949年她與楊漢先一起合作進行的田野調查結果，非正式出版56頁的《貴州的海“貝巴”苗：增補和訂正》，對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論文專冊《貴州的海“貝巴”苗》做適當的增訂。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工具書出版公司G.& C.韋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編輯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國會圖書館研究苗族服飾女性服飾圖案式樣中體現的象征主義。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納（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國收集的苗族資料繼續做研究。

如何到哈佛大學？

據皮博迪博物館檔案館的桂玉芳檔案，1976年，已87歲高齡的桂玉芳視力明顯轉差，她與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亞利桑那博物館（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館長的著名的人類學家內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們致信給當時的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館長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將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獻、實物、圖書、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贈給皮博迪博物館。五月，威廉姆斯館長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較獨特，欣然接受捐贈。

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桂玉芳檔案含等數百種苗族女性服飾、刺繡圖案臨摹稿及其說明，中國神話故事和傳奇的翻譯，中英文圖書、中國國畫和苗族宗教、音樂和工作有關的實物等。信函包括華西協和大學教授、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葛維漢（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白天寶（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

1976年6月12日，在給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憶她對苗族女性服飾圖案研究的緣起，與葛維漢有關：

1941年12月，我到華西協和大學校園中浸信會的葛維漢夫婦家里做客。他當時是該大學考古和民族學博物館館長，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種刺繡服飾捐給該館。我對這些服飾的圖案設計特別感興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華西校園。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員之前，他們不許美國人離開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離開。在這7個月左右，我把這些苗族服飾的十字繡圖案，全部快速臨摹下來。這些服飾由深藍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絲織刺繡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畫出圖案的圖紙和中國（印度）墨料和彩色顏料。我沒有時間臨摹緞織品的圖案式樣。

她寫到，回美國“在克萊蒙特（Claremont）安頓下來后，為讓這些圖案式樣保持一致和減少我之前匆忙臨摹的錯誤，我花一年半時間再次仔細轉畫。我有一箱這樣的圖案式樣。”

同時桂玉芳介紹自己對這些服飾圖案式樣進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時，華西協和大學一位楊姓中國藝術教授由于所教的課程不能繼續，向當時博物館館長白天寶建議，由楊教授為她講解和分析這些服飾圖案的象征意義。二人一起分門別類整理出30多種圖案主題，并做詳細筆記。1954年，桂玉芳花四個月時間到國會圖書館全面研究西文文獻中圖案式樣的象征主義，并做了三本活頁筆記。

然而，由于年歲已高、視力下降嚴重，無人協助的話桂玉芳打字已經很困難。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飾圖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沒有實現。但她深信這些苗族文獻在美國獨一無二的學術價值。在捐贈時，她要保證郵寄運輸這些文獻到萬無一失。頗費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館通知她檔案收到無虞。

其實早在1946年，國立貴州大學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館等，希望建立國際學術合作交換關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館唐納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館長寫信給桂玉芳轉述貴州大學的來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漢語和漢人風俗，將導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貴州本地民族文化實物甚豐，比如各種裝飾精美的民族服裝和紡織、蠟染和刺繡服飾，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蘆笙、竹笛和銅鼓等各種民族樂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館提供這些實物樣本以供收藏。作為交換，期待貴方提供圖書館所需的書刊以及人類學工具和照相器材為感。地址是，貴州省貴陽附近花溪。”斯科特館長就此事請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館收藏特種實物或有展覽價值的物品的興趣，遠不及對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們愿向貴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議是否可能建立這樣的收藏，若可能，費用如何。在貴州何地、何民族部落獲得這些藏品。你對貴州深為了解，我現特向你征求高見。我很感謝你的幫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復貴州大學。”至于隨后桂玉芳如何幫助貴州大學和皮博迪博物館建立合作交換關系，皮博迪博物館檔案中沒有發現直接的文獻證據。

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來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館收到桂玉芳捐贈的貴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飾、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館向代表貴州大學的鮑克蘭夫人順利購買一些代表貴州和貴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館收到。

如何轉藏哈佛燕京圖書館？

經桂玉芳同意，她捐贈的圖書部分可根據圖書的性質由皮博迪博物館的檔案館確定分別轉送該博物館的托澤圖書館（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學的佛格藝術博物館（Fogg Museum）圖書館和燕京圖書館保存。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1877年皮博迪博物館落成時，其圖書館也同時落成開放。托澤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間任皮博迪博物館的圖書館館長。1973年主要利用托澤家人的捐款，該圖書館的新樓建成，為紀念托澤博士而冠名該館為托澤圖書館。托澤圖書館于1979年正式轉隸于哈佛學院圖書館系統（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與皮博迪博物館保持密切關系。佛格藝術博物館的成立與中國有淵源。十九世紀中后期源于波士頓、后遷至紐約的著名對華貿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將佛格生前收藏的東方藝術品和20萬美元巨資捐贈給哈佛大學創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館。佛格藝術博物館于1895年落成開放。1927年佛格博物館的維修實驗室和研究圖書館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館的圖書館正式并入哈佛大學圖書館系統，與其藝術圖書文獻館藏合并而成為哈佛大學藝術圖書館（Fine Arts Library）。

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圖書館。哈佛燕京學社由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受美國鋁業大王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資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時成立的圖書館名為漢和圖書館（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為哈佛燕京圖書館。1976年哈佛燕京圖書館改隸于哈佛大學圖書館系統，但與哈佛燕京學社依然保留密切的關系。哈佛燕京學社及其圖書館對中國現當代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

細查《龍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調查報告》稿本，第一頁也就是目錄頁，在含有地址的英語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章下，有手寫鉛筆字跡兩行，不大清晰。仔細辨認后可以確定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贈）和Trans from Tozzer（托澤館轉來）。緊接下面，蓋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顯，皮博迪博物館檔案館收到該稿本后，先轉送給哈佛托澤圖書館；托澤圖書館再轉入哈佛燕京圖書館。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

結語

《龍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調查報告》稿本是1949年初華西協和大學的美國富布賴特基金學者桂玉芳和貴州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員楊漢先合作對龍里定水垻海“貝巴”苗進行田野調查的中文報告，由楊漢先執筆撰寫。該稿本由桂玉芳從貴州帶到四川，再帶回美國。1976年她捐贈給哈佛皮博迪博物館檔案館，轉送哈佛托澤圖書館后，最后轉入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

《黔苗圖說》圖片來自網絡

皮博迪博物館及其檔案館除藏有桂玉芳和鮑克蘭夫人有關的中國苗族實物和檔案文獻外，還收藏有很多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檔案文獻，比如以照片為主的、反映中國西北和西南少數民族的伍爾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樣，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很多中國少數民族有關的善本書和檔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見的《黔苗圖說》《苗蠻圖說》《滇苗圖說》，以及源于洛克的納西族東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書刊為主的畢敬士牧師中國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國圖書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豐富和珍貴。近年來，哈佛燕京圖書館非常重視數字化掃描工作，與國內不少機構合作，系統地將大量珍稀圖書和特藏文獻進行數字化，對外線上免費開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為天下公器。這是讓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興的事。

（致謝：非常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特別感謝中文部主任馬小鶴老師、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師、哈佛皮博迪博物館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奧柏林大學圖書館朱潤曉老師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