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維舟 維舟 收錄于話題#女權(quán)1個

馬金瑜與謝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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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曾獲得多項新聞大獎的記者馬金瑜，在遠嫁青海多年后，忽然又一次在公眾視野中現(xiàn)身，但這一次，她卻是以家暴受害者的形象出現(xiàn)。

她以前是新聞的采訪者，現(xiàn)在則成了新聞的當事人，而這甚至是個更大的新聞。

雖然這兩年來，隨著女權(quán)的興起，“家暴”這個話題本身就已逐漸引起社會關注，但馬金瑜事件引發(fā)的關注點還并不只是涉及家暴，因為此事最具沖擊力的其實是她前后遭遇的落差：一個已有相當成就的高知女性，為了一見鐘情的愛情，在相識40多天后就閃婚，但這樣一個童話的結(jié)局卻如此殘酷。

因此，圍繞這一事件的爭議，大抵是由一個巨大的謎團引發(fā)的：這事按理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究竟在哪里出了問題？

于是，有些人相信其中另有隱情，有些人懷疑馬金瑜此時披露的動機，而更多人則震驚于連知識女性都未能獨立自主地維護好自己的權(quán)利——但無論是哪一點，馬金瑜都處于暴風眼。

有女性朋友憤憤地說：“馬金瑜事件，給人的感覺是輿論都在說她，似乎是她沒做對、沒做好，而那個家暴男被說得反倒不多，甚至當?shù)貨]及時施以援手的機構(gòu)也很少人批評，為什么？”

我想或許可以這樣解釋：人們基于對社會現(xiàn)實的了解，認為某些東西（家暴男根植的社會、地方機構(gòu)的救助能力和效率）在短期內(nèi)是無法改善的，個人只能靠私力自我救濟，規(guī)避風險。

這樣，結(jié)果就是人們都默認對那些不能抱希望，而只能怪女事主自己。但這其實跟女性受到騷擾后，反被責怪是自己不注意沒什么不同，指責受害者無法帶來改變，只有撼動那看似鐵板一塊的結(jié)構(gòu)才有希望。（2月7日）

2

現(xiàn)在很多評論中，馬金瑜似乎已被標簽化為一個“被愛沖昏頭腦的文藝女青年”，事情恐怕不會只是這么簡單。我不認識她，但我相信，很多人做出的選擇都基于自己人生經(jīng)歷的總和。

我隱約覺得，她是一個“無我”的人：不太計較個人得失，不惜為某個宏大目標燃燒自己，那可以是一份理想、一種信仰（愛情也是）、一個事業(yè)，為此她可以毫無保留、無條件地全力投入。

所以她2017年（在已經(jīng)被家暴的情況下）對一群大學生說，如果認準了，“你們要相信愛情，不要怕冒險，哪怕下一步是懸崖，不要怕，跳！”

這樣的價值取向，使她能深入到別人不愿、不敢去的一線，采訪中國最底層的真相，成為最好的記者；也使她為了自己心目中的真愛，一再屈抑忍讓，此前她就在各種采訪中反復贊美藏族女性無私奉獻、勤勞忍耐的品質(zhì)，可見這正是她自己理想人格的投射。

但這樣的個性，其實不太適合經(jīng)商，因為經(jīng)商恰恰需要“斤斤計較”，這也解釋了她做藏貨電商，結(jié)果欠下百萬債務，而或許又是因為她為人如此，那些借錢給她的老朋友仍然對她很寬厚。

如果是這樣，那她也可說是很本真的人，也很有勇氣，不是說她“無腦”，因為她這樣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一般人難以感受到的。可以想見，要不是徹底幻滅，她是不會撤退的，所謂“輕傷不下火線”；恐怕也正因此，她之前明明有發(fā)聲渠道，卻并未求救，而現(xiàn)在這樣，說明連她也已無法忍受了。

某種意義上，她這么想沒有問題，但卻需要她遇到對的人、做對的事，需要社會保障機制確保不至于有難以預測的風險讓個人全部承擔，然而在如今這個猶如“黑暗森林”般的社會上，一旦越出邊界就只能“風險自負”，閉眼往下跳就變成好像蹦極時沒系安全帶。

她是1978年生的，在XJ長大，在她的成長環(huán)境中，這樣的價值觀或許還是主流，但更年輕的一代漸漸就少了，以至于老一輩要呵斥“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人們對要求無私奉獻犧牲的宏大話語越來越心有疑慮，代之以理性的自我計算，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就兩說了。（2月8日）

3

從界面新聞那篇來看，她的早年生活應該對她影響很大：對“吃苦”的堅忍、對質(zhì)樸生活的向往，以及一種對底層社會的本能共情。這更證明，她當初的選擇不是“情感豐富、想像浪漫”的“文藝女青年”一時沖動，恰是某種近乎獻身之舉，也因此，這一結(jié)局更具悲劇色彩。

她的話也印證了我之前的判斷，若非徹底幻滅，她是不會松手的：

最初的那一點點美好，始終讓我覺得他心里還是善良的，應該不至于會這樣。最后所有不愿意發(fā)生的事情都發(fā)生了。如果不到最艱難的一步，我覺得咬著牙能撐住。

為什么像她這樣出身貧寒、又做了14年社會新聞調(diào)查記者，按說對底層社會再了解不過的人，人生會踏入這樣一個陷阱？答案可能在于：她被自己的理念困住了。

雖然她看到過很多現(xiàn)實，但她又抱著一腔熱血，想要做點什么，從她以往的談話中也能察覺到，她有一種救世心態(tài)，關心的事物很多，但唯獨不太關心自己。這種人甚至可能覺得關心自己是羞恥的，卻像陳丹燕《獨生子女宣言》中說的，“擔心自己一輩子也找不到一個人，可以把自己開滿鮮花的心交給他”——當然，那個“他”也可以是某個理想。

這樣一種個性，在如今這個時代已經(jīng)不多見了。在她的事爆出來之后，網(wǎng)上不少人堅持要“看證據(jù)”，不相信她作為多年記者，竟然連家暴留證據(jù)都不會，還有人質(zhì)問她此時披露的動機，特別是眾籌還債用意何在。這些爭議都表明，在這個日益復雜的社會，一個人單靠自己“良心”是無法交代得過去的。

這或許對她也是生動的一課，在人生43歲之際、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經(jīng)歷了生活的毒打和慘痛的教訓之后，她終于遲遲明白了，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自己所能推動改變的很少很少，她無法代表別人，只能代表自己：

也有同事說我，做了一個社會實驗，一個理想主義的實驗。我沒有反駁，因為我內(nèi)心真的是想能做點事情。我只是單純想，好不容易讓她們有工資了，能掙點錢，能抬起頭來了。但后來，她們又回到原來的境地去了。[……]我不是青海的代表，也不是底層婦女的代表，我只是我個人的悲劇，我把個體的悲劇寫出來。

從這些話來看，她內(nèi)心的自我意識終于覺醒了，不再為別的什么宏大目標忘我奉獻了。這里的雙重悲劇在于：她經(jīng)歷了長期的痛苦和巨大的幻滅，才意識到這一點；雖然如今抽身退步也不失為好事，但又正是原先那種“無我”的個性成就了她，而今她可能就變得沒那么特別了。

就此而言，她那篇《另一個“拉姆”》的標題錯了，她不只是另一個家暴的受害者，她是開始做回自己的馬金瑜。看起來吊詭的是，如今她強調(diào)這只是“個人的悲劇”，但其實卻反倒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一代中國人的重新自我認識。（2月9日）

原標題：《馬金瑜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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