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報2月10日消息，近日，前媒體人馬金瑜以《另一個“拉姆”》為題，發文講述了自己多次遭遇丈夫家暴，不得已帶三個孩子逃離當地的故事。文章一經網絡傳播開來，迅速引發各方關注。2月9日晚，當地就此事發布調查通報稱，兩人因性格差異、受教育程度不同，經常吵架，偶爾會動手打架。這一新聞也引發了公眾對法律如何看待家庭暴力的關注。

從法律角度來說，界定家庭暴力需要完成兩項基本任務：第一，存在暴力行為，這種行為可以是毆打捆綁強奸，也可以是經常性的謾罵恐嚇。受害人可以通過提供傷情鑒定、證人證言、錄音錄像等方式來證明暴力行為的存在。第二，暴力行為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

由此來看，法律似乎不去關注家庭暴力為什么會發生，暴力為什么會發生在具體的受害人身上，受害人是否有“錯”，比如她/他是否行為不當而激怒了施暴者。是的，法律不關注。

認定家庭暴力時，法律不會去探究受害人是否私德有虧，法律關注的只是家庭暴力事實是否存在。也就是說，即使她/他是老賴，只要家庭暴力事實存在，對方都要被追究法律責任。反之，即便故事講得潸然淚下，聞者傷心見者流淚，只要沒有家庭暴力事實，對方都不能被認定為法律上的施暴者。

“一個巴掌拍不響”不是法律的關注點，法律更關心這一巴掌打下去了沒有。當然，依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并不是說只要巴掌沒落下，法律就不管了。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提出了“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概念，即只要存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而無需暴力實際發生，法院就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可見，除了事實，反家庭暴力法還關注家庭暴力風險。這也是反家暴法被稱為我國反家暴進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的原因之所在，因為其改變了此前反家庭暴力法律規制的原則和理念，即由事后懲治轉向了事前預防，轉向了防止暴力的發生和升級。

這樣的轉變無疑給執法者和司法者帶來了相當程度的挑戰。相較于判定事實，辨別風險顯然更難。司法系統以初步證據規則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在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案件中，只要當事人提供的事實材料能夠證明有發生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就可以核發保護令。執法者，如警察，由其程序位置決定，在處置家庭暴力報案的過程中，以有警必接、接警必出以及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等措施來應對立法理念和要求的轉變。至于當事人手頭的證據是否足以證明家庭暴力真正發生了，此時恰恰是無關緊要的。

面對家庭暴力，離開并第一時間報警是受害人的最佳選擇。但從現實生活來看，并不是每一個受害人都能幸運地逃離。對家丑外揚的擔心，對施暴者的恐懼，對未來生活的不自信甚至絕望，都有可能讓受害人選擇隱忍。而法律并不苛責受害人的隱忍，受害人的隱忍不是施暴者暴力行為的正當理由，更不能被理解為受害人對暴力的認可和接受。

家庭暴力的核心特質是控制，施暴者利用優勢地位，以暴力行為實現對對方的控制。歧視是一切家庭暴力的根源。因此，根除家庭暴力的唯一途徑，是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丑化諷刺求助人、污名化受害人的網絡言論和“打倒的媳婦揉倒的面”“棍棒底下出孝子”這樣的落后言論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和諧的家庭關系以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為前提，和諧的社會關系以社會成員間的相互尊重為前提。法律可以做到的，是確立這種平等的地位并為之提供充足的保障，但必須承認的是，法律并非萬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反家暴不僅是家事，也是國家的責任、全社會的責任。反對家庭暴力，該從學會尊重每一個人開始。

希望，不再有下一個拉姆。

（原題為《讓家暴悲劇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