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巫山縣的一個小村里，十二歲的女孩李冬梅，從記憶里最后一次和媽媽吃飯到媽媽去世，跨過了七天的時間。媽媽死于分娩，她留給家里的，是第五個女孩。外出打工的爸爸歸來，在亡妻的墳前痛哭，身為大女兒的冬梅對爸爸說，“我以后會孝順你的，就像兒子一樣。”

后來李冬梅成了村里唯一考上大學的孩子，走向了大城市。31歲時她放下穩定的工作選擇出國留學讀電影，40歲把自己童年的經歷拍成了長片處女作《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海報

剛剛閉幕的哥德堡電影節是北歐唯一的國際A類電影節，《媽媽和七天的時間》作為唯一一部中國電影入圍，并最終拿下“英格瑪·伯格曼”單元國際處女作獎，她也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中國導演。

哥德堡的頒獎詞中這樣寫道：“通過坦率的表達和勇敢的極簡主義，導演傳達出一種充滿內省的真實情感，邀請我們所有人在情感上、理智上，甚至是本能地去感受它。觀眾陷入了一個沉浸式的、感性的、沉思般的體驗，這最大限度地接近了電影藝術所期望的。”

哥德堡電影節對李冬梅導演的頒獎詞

此前該片曾在威尼斯電影節上驚艷亮相，又在去年的平遙國際影展上拿下費穆榮譽最佳影片的大獎。用電影直面傷痛的李冬梅，也用這部電影，接納和釋放了自己。

“半邊戶”的媽媽和沒長大的女孩

“《媽媽》對我來說，不止是一部電影，它是記憶沉淀的一部分。”李冬梅這樣定義這部她的長片處女作。這個部分是傷痛，是很長一段時間的成長經歷里她的難以自處。但她始終知道，面對這種傷痛，她該有所選擇，“一種是背過身不看，一種是面對它。當我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的時候，我決定開始寫這個劇本。這是最初的起點，也是紀念和告別。”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電影幾乎完全還原了她童年對于媽媽最后的記憶，那是從李冬梅上中學的第二周開始的。離開家之前，她和媽媽、奶奶以及妹妹們吃了頓飯。電影里，媽媽是沉默的，梳著簡單的齊耳短發，眉目慈善，扶著大肚子，時常做家務，偶爾坐著愣神。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李冬梅記得，他們家是全村幾乎僅有的沒有兒子的家庭，媽媽和人產生摩擦時，對方會罵媽媽“半邊戶”。半邊戶，意味著沒有兒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這件事在那個小山村里，是令人抬不起頭的羞辱。

在李冬梅的成長記憶里，媽媽一次又一次的懷孕，等待弟弟出生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每次媽媽懷孕，對男孩的期盼無時無刻不在老人面上流露。因為一直在懷孕，冬梅身為大姐，要帶著妹妹們生活。媽媽第五次臨產時，四妹才1歲，還在親戚家寄養著，冬梅帶著二妹、三妹走過長長的山路，去上學，去玩耍。她們還不知道生活的殘忍，有一臉天真無邪的樣子。

爸爸外出打工，老人們做著閑散的活計。媽媽挺著大肚子，生命的流淌無聲，在結局到來之前，靜得仿佛察覺不到這是一種流逝。

生產的那一夜，媽媽的胎盤落在子宮里。去鎮上醫院的路途遙遠，四個鄰居家的男人將媽媽抬上滑竿，在山路上奔走的路途像是遙遙無期。外婆打著手電在后面追著媽媽，黑暗中手電的光被遠遠落在后面，越來越遠……

其實原本外婆家就在鎮上，離醫院更近。而舅媽和幺舅打電話，不同意媽媽在外婆家生產，理由是嫁出去的女兒如果在娘家生孩子“對娘家不好”。于是，外婆陪著媽媽一起去了山里的奶奶家，這里到鎮上醫院至少十幾公里。

“等到我五天之后回家，媽媽已經不在了。我和妹妹放學回來，五天前剛見過的母親已經變成一具尸體，躺在房子的角落里。幾個小時前醫生宣布了她的死亡，我和妹妹跪在地上就哭了起來，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在媽媽生產之前，鄰居家的一位阿姨，也經歷了分娩，生下的是死胎，家人悲痛，孩子的生辰和喪事一起辦了。那是另一個家庭的悲歌。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從電影的那七天繼續向后延展，是李冬梅和妹妹們的人生。媽媽離開的那一年，李冬梅12歲，從此她說自己心里有一個始終12歲的小女孩，留在一個深淵里，無法長大。“我覺得我的成長中一直帶著某種愧疚感，我總是會想，如果我是兒子，媽媽是不是就不會受后面的這么多苦了。我覺得妹妹們也都有，我們沒有去交流這件事，但這種愧疚和傷痛的感覺是一直籠罩著我們的。”

31歲學電影的導演和被逼瘋的20歲剪輯師

電影里，作為李冬梅化身的小咸安慰在媽媽墳前哭泣的父親，說“我以后會好好孝順你，就像兒子一樣”。生活里李冬梅并不記得自己是否真的有機會對父親說出過這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話，但她決定拍這個電影的那一刻，這是她一定要放進去的臺詞。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電影，總說是用來圓夢的。而有人用它來抵償一場噩夢。

李冬梅很要強，從小學習好。她是那個小村里第一個大學生，到成都上大學，讀英美文學專業，畢業后成了一名英語老師。她喜歡教學，也得益于英語好，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她還是不安。

 “我覺得心里面其實有一些傷痛，一直梗在那個地方跨不過去，我不知道該怎么去做，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我感覺到特別的不安。這種焦慮接近于絕望的感覺一種方式，一個出口。”

一次偶然的機會，她的外語導師發現她在看一些花花草草之類的自然景觀時非常專注，那種專注是平靜的，和平時籠罩著焦灼感的她很不一樣。于是他建議李冬梅可以嘗試學攝影。

從接觸攝影開始，李冬梅發現自己對于影像的興趣，但比起攝影的瞬間永恒，她好像更喜歡講故事。而她想講的故事里，有對她生命極為重要的東西。

于是31歲的李冬梅做了件讓身邊人覺得大跌眼鏡的事情，辭掉正式編制的好飯碗，去澳大利亞讀電影。“我去學校提辭職，校長問我要去干嘛，我說我要去學電影。現在想想那個場景，可能是還蠻好笑的吧。”這是乖乖女李冬梅遲來的叛逆。

她考上墨爾本大學導演系，作為本科生，她是班里的大齡生，不僅大齡，還對電影幾乎一無所知，而當地的同學許多在高中的時候已經有了不錯的拍片實踐。“當時分不清各種膠片的規格，也不懂很多電影術語，更不明白流派這些，但是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當初那個決定。”李冬梅很感激學校的電影教育，“它很好地保護了我本來的樣子，我想表達的，我感興趣的，它從來沒有否定過。”

李冬梅的電影是特別的。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并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固定鏡頭、全景、長鏡頭，沒有花樣。山路、草木、一蔬一飯，或者人的行走或靜坐，連語言都是極少的，配樂之類的輔助劇情手段，都是沒有的。極簡、自然的美學，為電影更添一份作者性的表達。

事實上，這種非常私人而幽微的情感是這部看似極為簡單的電影的功力和魅力所在，用鏡頭捕捉下時間的流淌和生活的某種真相。

影片拍攝用了31天，后期做了一年。在這個不需要任何特效，許多場戲連長鏡頭都不需要分切的剪輯工作里，剪輯師卻是極為痛苦的。在平遙影展的一場內部分享會上，20多歲的剪輯小伙抱怨李冬梅導演的節奏太慢，“這部電影一開始排定的順序之后，就幾乎沒怎么調過，也沒有什么聲畫的技巧，剪輯花了一年時間，幾乎都在剪輯點的選擇上，幾乎每場戲，導演都要求我乘以1.5到兩倍的時間，可能是人生體驗不同，對節奏的感覺也不同，導演想要凝視那段的空間和過程。”而這些內容，吃飯、睡覺、走路，延長了倍數的時間，也許就是電影觀感沉默的原因。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對于這樣的選擇，李冬梅說，這追尋直覺，試圖還原那些深入骨髓的記憶片段，時長除了交代內容，也影響著觀看者的感受，“不是我選擇了這樣的美學，而是人生里有這么重要的經歷，使我完成了這樣一部電影。”但她也知道，“20多歲的剪輯師快要被我一個40歲的導演逼瘋了。”

初次亮相威尼斯，這部電影就驚艷了西方觀眾。在《電影手冊》2020年10月刊里，主編Marcos Uzal發表文章《Vacance de Venice》(《威尼斯假期》)，說《媽媽》滿足了他對威尼斯電影節最大的期待——啟示性。“初看下，用疏離沉靜的固定長鏡頭拍攝的《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會被迅速歸為人們熟知的中國鄉村編年史類影片。但這似曾相識的感覺很快就會被忘記，因為這部電影的表現形式是出于對純粹與極簡的追求而絕非討好和做作……它的敘事手法會讓我們聯想到侯孝賢早期編年史類的作品，故事在一段特定時間內展開，死亡作為時間線上的缺口被捕捉到，而核心是周圍環境本質的冷漠。”

15萬保單抵押貸款和用來還花唄的獎金

這部電影的誕生，除了在挖掘自身傷痛經驗的精神層面上是艱難的，在拍電影這件事上同樣不容易。

平遙的選片人吳覺人在向媒體介紹這部電影時說，“是從一張保單開始的。”李冬梅決定拍《媽媽》之后，這件事變得“刻不容緩”，盡管也有朋友建議她去一些創投慢慢找錢，但對她來說這件事必須立刻做，“寫劇本積蓄了很多力量和情緒，如果不馬上做，我很怕這個事情以后就會做不下去了。”李冬梅從大學開始，一共拍了9部短片，短片的籌備時間往往要花上半年，而《媽媽》的籌備期只有3個月。“我跟朋友說，這好像談一場網戀，如果不奔現，可能一陣勁頭過去，就黃了。”

于是她抵押了四妹一份保單，獲得15.5萬元的保險。從開始創作《媽媽》以后，李冬梅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純粹的創作上。在更早之前，她做過一些生意，也接過一些活，有積蓄能夠維持一段時間的創作，“本來生活挺安逸，我還挺有底氣的。”李冬梅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賺錢讀書，知道有積蓄可以更安心的創作，也知道自己能夠選擇專注和純粹，不被物質的焦慮牽扯。

平遙拿了獎金，李冬梅說，“太好了，有錢可以還花唄了。”追問她的經濟狀況，她也很坦誠，“花唄、借唄、微粒貸，輪著，每個月要看這個月最低還款額是多少。”《媽媽》是她最想拍的電影，面對這已經不止是一部電影，而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必須要忠于自己的感受去呈現而又沒有任何“市場前景”的選擇，不去融資欠人情也許是保持純粹最簡單的辦法。

李冬梅在平遙影展上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在去年的平遙影展是個特別的存在。除了是“費穆榮譽”大獎獲得者，它先是遭遇退票，放映場次被替換成某種暗號式的“藏龍B”，又在放映過程中創下“離場人數最多”的傳說。但留下的人會被電影最終無聲而壯烈的結局牢牢釘在座位上，被一種反撲回來的深沉而悲憫的氣息浸透著，回想起之前那些令人有些“昏昏欲睡”的日常里究竟蘊藏著怎樣的珍貴和殘忍。

電影人程青松在首映后抱著李冬梅大哭。“一個那么大年紀的異性，這樣的舉動讓我覺得一下有點懵，但我很感動。”李冬梅說。還有沒買到票的觀眾，在電影宮外守候，依然想要見導演一面。“我和好多觀眾說了好多話，我覺得我一輩子都沒有跟那么多人說過那么多話，他們每一個人都那么真誠，許多人帶著他們生命里的傷痛經驗來告訴我他們在這部電影里看到他們自己。”

談及電影收獲的反饋時，李冬梅說，如果可以，你幫我在文章里再感謝一下他們吧，他們喜歡這部電影，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費穆榮譽”。一些影迷拿了本子或者票根來找李冬梅簽名，有些人會希望她再寫句話，李冬梅會跟他們說，“要勇敢。”

“這是我拍這部電影最大的收獲，如果你覺得認定一件事對你很重要，那就去做，整個拍片的過程給我個人很大的力量感。我覺得我以前是飄的，是無依的，對人生沒有掌控感，是失控的。但這次拍完片子之后，我開始覺得原來我也是有力量可以去完成，可能在別人眼里看起來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李冬梅說。

采訪李冬梅那天，是平遙的深夜。我們躲進電影宮采訪間的“小窯洞”里，沒找到開關，就在黑暗里說話，能看到她眼睛里的光。如她所說，有一個12歲的小女孩留在身體里沒能長大，因此她赤誠，敏銳又天真。以下還有一些對話，關于電影，關于李冬梅，或者關于某些不可言說的痛。

李冬梅在《媽媽和七天的時間》片場

【對話】

澎湃新聞：電影里你和爸爸說“你要像兒子一樣孝順他”，和父親的關系后來怎么樣呢？那時候應該并不能很清楚地理解你所面對的悲劇的根源，到什么時候開始有了一些反省或者批判的意識嗎？ 

李冬梅：沒有怨恨父親，是對自己會有一直有一種內疚感，這種內疚感讓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難快樂的人，確實影響到我很多。但我覺得如果我足夠成熟的話，我永遠不會去批判我的父親。

我可以去批判這樣的思想，但我不能批判我的親人。因為我爸爸他有他認知的局限，我爺爺他更有他認知的局限，而我的母親她逆來順受是因為深愛我的父親，你不能去批判這些人，你一旦批判，你針對的只是一個概念。

我其實能理解我爸爸他有他的苦，他自己就是單傳，我爺爺那輩也是只有他一個男的，他們一輩子也活在比較的焦慮中，一樣是受害者。我是真的能理解他們的不容易。而在那個環境里，我也不能夠去說我媽媽她怎么不去反抗，她沒有那個意識，也沒有那個力量。

澎湃新聞：電影得獎了，爸爸的反應是？

李冬梅：我爸爸其實挺擔心我用這個電影在批評他，所以他到現在也沒有看看這個電影，他其實不想要我拍這一段。但我在微信上和他說我得獎了，他給我回了一個“贊”，一個草莓熊比著大拇指。（說著比劃了表情包的樣子）

澎湃新聞：《媽媽》這部電影是非常私人的記憶，你的個體經驗幾乎可以說是成就這部電影最重要、最有力量的部分。但之后作為一個導演，剝離這種生命經驗，這樣的創作方式是否可以延續和復制？ 

李冬梅：這的確是依靠這種個人的經驗和直覺去創作的一部電影，但我相信有很多人他們也經歷過一樣的東西，但他們為什么沒有選擇去拍成電影？我覺得其實內容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內容是我生命里面的經歷，但是表達形式是我創作者創造的節奏和架構，我給你們看什么，什么時候給你們看，這是我作為導演的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單純講內容的話，這個片子內容可以在5分鐘之內講完，我為什么用兩個小時13分鐘去講，那是屬于我的創作。當然在生命的經歷里這其實是一個原點，所以我覺得我不是很擔心今后走向哪里，這個原點是和我息息相關的，但不是生命經歷的照搬，我也相信《媽媽和七天的時間》這部電影看似在講那七天的生活，情感也看似很私人，但我相信它表達的并不只是個人的那種很小的東西，最終形成的東西一定是高于那個的。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澎湃新聞：你說的這種“原點”，可以說說具體對你之后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嗎？

李冬梅：我確實在成長過程中是那種很沒安全感小孩，我記得兩件事對我的沖擊特別大，我對這個世界的信任完全坍塌。一個是媽媽的去世，前幾天還在一起吃飯，突然放學回家媽媽就不在了；另一個是四川地震，那時候發現原來看起來那么堅實的土地其實那么不堪一擊的。這造成了我性格里面很憂郁的底色。這種顏色可能也許會慢慢平復了就淡一些，但是不會消失。 

澎湃新聞：去復刻這樣一段經歷，對自己是殘忍還是治愈？

李冬梅：我覺得兩者都有。拍攝的過程中我回到那個地方，試圖找到當時的時間和感受，我是有恐懼的，其實拍攝的時候我很少在監視器旁邊呆著。在拍電影之前，我給自己一個預期，也許拍完這個電影，我對我媽媽的思念會少一些。事實上有些情緒的確得到一些疏解，但是思念的東西也已經是底色了，可能長大我不會說我今天想媽媽了，但是可能每時每刻我都會潛意識里面就覺得，要是可以再叫一聲媽媽該多好，我會羨慕所有有媽媽的孩子。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