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于文學文本的網絡空間

1982年，美國作家William Gibson在小說中第一次提出了“賽博空間”（cyberspace）這一詞匯，用以指稱廣泛存在、互聯互通的數字技術。這一隱喻很快隨《神經漫游者》等科幻小說而傳播開來，到1996年“電子前哨基金會”創始人John Perry Barlow在互聯網上發表《網絡獨立宣言》之時，網絡是一種“空間”，這一認識已被廣泛接受。2013年，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也撰寫了題為《城市，由實體走向虛擬》的文章。在他看來，虛擬城市將成為城市的未來，因為“現代網絡形成了人類聚集的第二個空間，這個虛擬空間與地球表面的實體空間相平行”。

上海地鐵站內，工人正把最新的手機廣告裝上墻。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城市承載著人類的聚集。從這一角度，作家們注意到，互聯網不僅是機器的互聯、技術產物的互聯，本質是在既有的社會關聯基礎上，增添一層乃至多層“人”的連接。在這些設想中，網絡帶來的多重連接，將使人們獲得“更為自由”的“新的生活場所”。而在最近的新聞中，人們也已看到，因存在Reddit這樣的網絡社區，“散戶沖擊巨頭”這樣的事件才能發生，網絡切實發揮著組織大眾的作用，并改變了這種組織的形式。

而對表達人與世界關聯的文學藝術來說，網絡并不只具有所謂“媒介革命”這類偏向技術的面相。在遙遠的古代，先人聚集在山洞中或大樹下，訴說代代相傳的傳說與歌謠，誕生出最初的文學形態；又發展出具有祭祀和信仰功能的儀禮，產生出最早的戲劇，流傳演變至今。這樣的文學藝術形態，和依靠血緣與地緣的人群組織形式無法分割。但既然網絡給出了一種新的人際連接方式，完全能夠順理成章地推想：當人們不再聚集在大樹下，而是聚集在互聯網上，一種新的文學形態也將產生。

在與文學毗連的藝術領域，改變已經發生。2020年，受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影響，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與博物館應急開發了各式在線展覽。然而，在種種將既有展品“移植”到網絡平臺的嘗試中，真正能如魚得水乃至重獲生機的，當屬21世紀以來“原生”于互聯網的計算機藝術。在2020年3月，一場由上海、首爾、紐約等地多家藝術機構組織的線上展覽中，十個由不同地域藝術家創作的作品，通過網絡鏈接的方式展示在觀眾面前，并直接構成國際藝術社群維持相互聯系的寫照。相比于這類面向網絡中介之下人際關系的藝術實踐，或許今天人們所說的“網絡文學”還只是一個預演。

網絡的空間隱喻

然而，正如“賽博空間”來自文學文本，作為“虛擬城市”的網絡，亦難免是一種美好的修辭。它讓人們看到一個仿佛是“純粹”的社會空間，在那里，人和人的關系得以擺脫長久以來的空間距離給人帶來的束縛：這樣的“虛擬城市”不占據某種廣延（幾何意義上的空間），也不是身處其中的具體感知（精神意義上的空間），重點在于人際建立的社會關聯。

但在物理現實中，擺脫空間距離永遠不可能徹底實現。對通過網絡建立的人際關系本身，只要看到形形色色的買賣交易，無不依托于龐大復雜的物流體系，就能意識到：網絡“空間”仍是隱喻。它之所以被人認為實現了，依靠的是對“可見”的事物和“不可見”的事物的顛倒。對蛛網般密布城市的各種通信線路，以及串接其中的技術設施，乃至家庭中的網絡設備，人們或熟視無睹，或予以掩藏；即便人們手上持有、面前擺放的大小屏幕，相比不可見的數據流所轉換出的圖像，若非變得無足輕重，就是已成為一種累贅；至于維持這些設備運轉，以及更主要的是實現網絡應許人們的種種功能，其中涉及的人力，無不匿名化了：他們只需完成網絡“平臺”分配的任務，此外的事情便與網絡另一端的“用戶”無關。

在這個意義上，虛擬的城市或許可以存在，但它一定是由成百上千個城市、連接它們的道路、供給它們的村莊等共同組成的。這并沒有在已有的城市空間之外額外制造、疊加別樣的“空間”，而是人們在認識上，對于在種種“虛擬”所給出的紅火表象之下，真實生活和運作的人和事物選擇性的忽略乃至漠視所塑造。

與這種忽略與漠視相對應，“虛擬城市”當然也有它的獲利者。《觀光客的哲學》一書中，日本評論家東浩紀指出，網絡作為“空間”的隱喻，在將網絡技術轉化為有利可圖的商業領域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按照他對美國這一互聯網經濟策源地的觀察，網絡的空間隱喻，首先將相關行業塑造為一片新的“公地”——“信息產業充斥著無數的’網絡牛仔’，無主的網絡分裂成無數的私有土地，先行者們借此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網絡技術中的確存在一些創新性的成分，但空間的隱喻卻將它“與美國的愛國主義聯系起來”：聲稱存在一片“獨立”的“空間”，喚醒了“發現新大陸”的古老記憶，由而在網絡中的領地擴張，成為“西部精神”開拓荒地的再度演繹，更進一步收編了技術創新中原本可以存在的那種反傳統、反建制的力量。

虛擬城市中的文學救贖？

網絡的空間隱喻誕生于文學。對“網絡牛仔”膨脹到“生死予奪”的大權在握，文學雖不必負有直接的責任——說到底，修辭與其說是促發因素，不如說更像一種社會思潮或集體無意識的涌現；但起碼，在道義上，文學還是應當對這種“虛擬城市”承擔某種職責。

回顧20世紀以來的文學，城市始終在為文學提供關于“現代”、關于“未來”的直接形象。相比之下，網絡或更廣泛意義上的計算機藝術，只是最近的發明。Carl Abbott在《未來之城：科幻小說中的城市》對西方科幻文學中的城市形象進行了系統性梳理，揭示出E. M. 福斯特、艾薩克·阿西莫夫等作家筆下的“科學幻想”大多依托于城市的舞臺。作為補充，啟蒙了無數國人的《小靈通漫游未來》，亦以虛構的“未來市”為背景。就連晚清報人以紀實為主的《漫游隨錄》，側重的也并非城市情狀的“原樣”刻畫，而是將自身對“現代”的渴望、對異域城市文化沖擊的震驚體驗，符號性地借城市景致的名義呈現出來。可以說，奇詭的想象、震驚的體驗固然是城市文學書寫中重要的線索，但想象和震驚無不回指到作者所處的“現在”：字里行間是對現代生活方式的期許，或是對不堪現實的療愈；而借虛設的技術“異托邦”，作家們也得以向同代人提出善意警告。

這提醒我們，文學中的“虛構”城市具有一種救贖的力量。它不只是對現代經驗中集體無意識的被動呈現，而是保持著對生存在社會中的人的關切。當然，這種關切已不能依靠田園牧歌式的懷舊來實現；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反對機器的“盧德主義”，混淆了機器以及“應用這些機器的社會形式及其理念”，文學若只向著“前網絡時代”回返，恐怕也弄錯了聚集在網絡上的人們真正需要實現救贖的那種生活。

或許，在向著數十年前科幻小說中的“虛擬城市”進發的當下，文學的救贖在于，構想別種“社會形式”，讓那些被顛倒了的可見與不可見的關系，被忽略和漠視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提供穿透“網絡空間”幻象之后的洞見。

（作者朱恬驊供職于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是計算機背景的城市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