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過高的不平等都會危害其長期經濟發展，公平和效率兼得是經濟學追求的理想目標。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是否可能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公平的發展”？

最具影響力的關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庫茲涅茨通過對英、法、德、美等國家歷史上不平等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全面統計分析發現，這些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不平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后人將這一發現稱為庫茲涅茨倒“U”型規律。盡管庫茲涅茨本人并不認為他的發現是具有普適性的“規律”，但后期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在驗證倒U型特征的存在性及其背后的理論邏輯，不斷強化其“規律”性特征。

將庫茲涅茨發現倒U型特征視為普適的規律具有兩方面的誤導性。

第一，認為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的必然代價，在經濟發展初期出現收入分配惡化是正常的，這一錯誤認知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收入惡化后積重難返。

第二，認為收入不平等在經濟發展后期會自動縮小，“涓滴”（Trickle-down）機制會自動將財富分配給低收入群體，“涓滴”經濟學的盛行讓很多發達國家收入分配持續惡化。

事實上，庫茲涅茨的發現只是部分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表現。工業革命以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導致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分配持續惡化，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使得這些國家不平等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收入差距在這一時期內出現先上升后下降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并非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必然結果。

首先，不平等并非經濟增長的必然代價，經濟高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收入分配的惡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等發展中經濟體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同時，其收入分配也有所改善，實現了“公平的發展”。

其次，發達經濟體經濟進一步發展也不一定會帶來收入分配的自動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實現了持續的增長，但其收入分配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在持續惡化。

由此可見，不平等并非經濟增長的必然代價，“公平的發展”是可能實現的。與此相反，如果僅看重增長而不注重公平，一國的經濟增長往往難以持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只有11個欠發達國家實現了從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這些經濟體的共同特征是在高速增長時期實現了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反，在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快速惡化的國家基本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可見，公平是發展中國家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無論是從經濟增長還是社會公平角度，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應該高度重視不平等問題。

各國歷史經驗表明，政府制度和政策是能否實現“公平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在實現“公平經濟發展”國家和時期，政府對收入分配更為關注，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收入的制度和政策，包括增強累進稅率、提高社會福利、加強工會力量、完善教育醫療體系等。而在未能實現“公平經濟發展”的國家和時期，社會往往傾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相信通過“涓滴”機制可以讓經濟增長果實自動惠及低收入階層，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被弱化。

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是實現“公平經濟發展”的典范。通過對日本和東亞經濟體實現“公平經濟發展”原因和機制的研究發現，其關鍵性的制度和政策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在經濟發展初期，大量勞動力集中在農業部門，但農業產出受到土地的約束，農業投入增加必然面臨邊際報酬遞減，使得農業收入增長難以持續。要提高農民收入，必須推動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減少農村勞動力。要實現勞動力有效轉移，需要有能夠吸納農業勞動力的工商業部門。

在日本、韓國經濟發展初期，都推行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部門（如紡織、服裝等）發展，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為低收入群體帶來了更高的勞動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相反，很多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如鋼鐵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吸納就業很少，低收入階層收入難以提升，造成收入分配惡化。

第二，以土地改革保障公平的土地分配，激發農民積極性。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財產，而且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活動（如信貸）運行的基礎，政府的土地分配政策不僅直接影響到收入分配，還對長期經濟增長有著重要影響。大量研究發現，更加平等的土地分配有利于社會公平和長期經濟增長。實現經濟騰飛的日本、韓國在經濟發展初期都進行了土地改革，創建了以家庭經營為主的穩定生產關系，刺激了自耕農耕作和投資的積極性，使其努力采用新技術，提高產出水平，為其實現公平經濟增長提供了保證。相反，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土地改革的失敗則為其經濟停滯埋下了伏筆。

第三，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生產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對于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民收入非常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政府為農村修建了大量公路、鐵路、水利、發電站等基礎設施，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農民收入水平上升。同時，由于貧困的農民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受益更大，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逐步下降。韓國從1971年開始啟動“新村運動”，大幅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大幅提高，城鄉收入差距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開始下降。

第四，以公平教育體系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化。公平的基礎教育，對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都至關重要。在實現了公平經濟增長的經濟體中（如日本、韓國等），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都很高，使得其公民能夠受到良好的、公平的教育。比如，日本1980年平均受教育水平就高達8.9年,韓國1990年平均受教育水平也達到8.9年。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教育投入方式與經濟發展階段緊密相關。在經濟發展初期，勞動密集型產業符合其比較優勢，政府投入應該以基礎教育為主。隨著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多，政府需要逐步加強對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第五，不斷完善再分配體系。再分配政策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對于一國政府而言，再分配政策包括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一方面，實行“累進”稅率的稅收政策可以直接降低收入不平等，也就是說，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稅率可以縮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支出改善收入分配，其直接手段是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轉移支付（包括為低收入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間接手段是通過更加包容性的政府支出（如對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使低收入人群可以更多獲益。

經過再分配之后，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往往會大幅度下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和東亞經濟體的再分配體系都在不斷完善，為弱勢群體構建了越來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了收入分配，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穩定發展。

從日本和東亞經濟體的經驗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實現“公平經濟發展”的機制和制度政策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異。發達國家降低不平等主要依賴再分配工具，政府的作用也主要體現在再次分配中。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財力相對有限，激進的再分配政策容易造成企業和家庭稅負過高，降低經濟效率，阻礙經濟增長。

對于發展中國家，初次分配是政府影響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通過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以土地改革、農業基礎投資等方式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以公平的公共教育體系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化。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公平經濟增長的關鍵，發展中國家政府需要在初次分配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核心是促進機會的均等化。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五，作者陳斌開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作者感謝溫以萍同學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