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內，許多右翼支持者表示對主流媒體逐漸喪失信心，并質疑媒體的合法性。本文作者杰伊·羅森（Jay Rosen）表示，美國媒體長期以來都面臨著在“尋求庇護和尋求真相”作出選擇的挑戰。一些新聞機構為追求更多的受眾、堅持以“疏離”的態度報道新聞；然而這種“公平對稱”卻掩蓋了極端右翼行為背后的危險性。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媒體并未挽回右翼讀者，他們選擇通過網絡建立自己的媒體生態，并沉迷在各種各樣的虛假報道之中。即便在特朗普卸任后，作為“少數黨派”的共和黨依舊試圖通過虛構報道來與民主黨對立。本文作者杰伊·羅森（Jay Rosen）是紐約大學的新聞學教授，并撰寫博客“新聞思考”。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

“新聞業”是一種報道政治、對候選人和公職人員提出質疑，并提醒美國人他們的公共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工作。大多數新聞工作都是在“新聞界”（The Press）這個機構內完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進入和離開新聞業，這個機構才會經久不衰。

可以這樣總結即將到來的對抗：正如一些政治學家所說，共和黨正逐漸成為一個少數黨，或者反多數黨。將共和黨凝聚在一起的信念和優先事項遭到了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在更深層次上，人們不想成為共和黨日益代表的主張。一個反多數的政黨不可能以這樣的姿態出現，通過擺脫不斷縮減的“大本營”來贏得選舉。所以，它也必須是反事實的，必須用虛構的方式進行斗爭。讓人們更難投票、更難以理解該黨的真實意圖——這是同一個項目的兩個部分。共和黨與誠實的新聞業之間的沖突是結構性的。作為一個“日漸萎縮”的黨派，共和黨也不得不與新聞界開戰；當然，除非新聞界在壓力下屈服。

我來解釋一下我的意思。《大西洋月刊》的羅恩·布朗斯坦（Ron Brownstein）所看到的和我一樣。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為什么2020年代會像1850年代一樣危險”中，布朗斯坦引用了幾位共和黨人的話，他們承認了正在發生的事情。

民主黨的聯盟轉型規模很大，甚至比共和黨聯盟的復辟要大得多。隨著特朗普鞏固了共和黨轉變為一個“白人身份的政黨……一個民族主義政黨，與你在歐洲看到的政黨沒有什么不同……而民主黨變成了一個其他幾乎所有人都支持的政黨，”的計劃。共和黨資深政治顧問、“反特朗普林肯計劃”（anti-Trump Lincoln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邁克爾·馬德里（Michael Madrid）對我說道。

布朗斯坦寫道:“近年來，共和黨人的行為表明，他們和內戰前的南方黨派一樣。決心作為少數派控制國家的方向。”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遺余力地拒絕奧巴馬選擇的最高法院人選，不惜犧牲一切讓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 ）進入最高法院。“顯而易見的是，過去十年共和黨州通過了大量法律，使投票變得更加困難。從今年共和黨對限制郵件投票作出的狂熱努力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此外還有：干擾人口普查；使郵局癱瘓等手段。)

這些事件告訴布朗斯坦，一個從事了37年政治報道的記者：“共和黨人相信，壓制進入選民隊伍的新生代，比試圖討好他們更有機會保持權力。”這就是一個反多數主義的政黨必須做的事：壓制選民，但也要投射虛構的東西，比如認為選民中存在的欺詐現象十分猖獗。

這是一個實證主義的問題：美國存在很多選舉舞弊嗎？是否會影響選舉？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不止一次的回答。這就是我所說的，“（共和黨）與誠實的新聞之間的沖突是結構性的”。共和黨不得不依靠諸如選民欺詐之類的虛構故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如果新聞界想要立足于現實，它就必須否決這種說法。

但新聞界有多想立足現實？它愿意走多遠？在特朗普鋪天蓋地的謊言的逼迫下，記者們例行對諸如“有大量證據表明選民造假”之類的事實進行核查，并宣布它們是虛假消息。這很好！但如果有權勢的人繼續制造戰略謊言，媒體會停止放大這些假話嗎？他們會懲罰那些在電視上傳播虛構故事的政客嗎？周日的節目是否會不再邀請他們？新聞界是否會改變其慣常做法所依賴的心理形象？

兩個大體相似，卻有著不同理念的政黨，試圖通過公開辯論抓住“美國中心”（即大多數選民）從而贏得通過體制推行優先事項的授權。在那些被埋沒的正常政治畫面之上所建立起來的，是政治新聞的例行公事。

正如羅恩·布朗斯坦（Ron Brownstein）所言，共和黨是一個少數黨，“在民主黨更徹底地代表了這個國家加速發展的多樣性之際，它正在加深對最具種族仇恨的白人選民的依賴。”沒有任何新聞界的例行常規是專門為這種情況而建立的。在美國媒體的劇本中，從沒有任何關于如何報道一個“通過試圖壓制選票，而非爭奪選票來運作的政黨”的劇本。

面對這種不對稱，記者們將不得不決定自己的立場。但是選擇像“會見新聞界（Meet the Press）”這樣的節目，像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這樣的廣播網，像《紐約時報》這樣的新聞編輯室，或者像美聯社這樣的新聞服務，并不是選擇加入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這樣說的人是在欺騙你）。確切地說，要做出的選擇是，是不是要繼續實現兩黨代表制度？在該制度下，兩黨會在新聞中獲得大致相等的話語權。因為他們是旗鼓相當的，多數選票的競爭者。或者基于美國政治的現實變化，重新制定他們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共和黨試圖從少數人的立場：以白人民族主義為基礎，財閥為捐助階層，來控制這個制度。而民主黨則試圖為他們不守規矩和慢慢擴大的多數支持者帶來秩序。

童話故事式的兩黨制，與適應變化了的現實，聽起來根本沒有選擇的余地。哪個有自尊心的記者會不站在描繪真實世界現狀的那一邊呢？

這似乎是一個簡單的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在批評媒體時經常提出的一個觀點是，主流記者所做的某些事情并不是為了服務公眾，而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批評。這就是“他說，她說”式的報道，“雙方都這么做”的本能反應，以及“對不平衡現象的平衡處理”。

報道新聞、對權力進行問責、爭取公眾的知情權是新聞工作的首要原則，也是正確實踐的基礎。但是，保護自己不受批評，卻完全不遵守這些原則。它的合法性要低得多，尤其是在“批評來自于滿懷惡意的批評者”的情況下。這就是“搞定裁判 （操縱媒體有利地評價自己的候選人并報道對手的負面新聞）”這個詞的由來。政治參與者試圖通過質疑偏見來影響判斷，無論其指控是否合理。

我最喜歡的，關于“保護自己免受批評”的描述，來自《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前記者保羅·泰勒（Paul Taylor）在1990年出版的，關于選舉報道的書：《看他們如何運行》。我最喜歡其中的一句話：

有時我擔心，我對做出尖銳判斷（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的畏懼，使我不適合這個爆炸性的日常新聞世界。另一些時候，我的結論是，這使我非常適合從事新聞工作——當然，也適合現代“客觀”新聞的嚴格和傳統。因為我可以通過從中間點出發、不偏不倚地書寫故事，處理我的困境。我可以在對某人（或某項政策或想法）所能作出的最好和最壞的評價之間尋找中間點，然后在那個公平的地方寫下我的故事。不去依靠其他（黨派的、意識形態的、心理學的）的羅盤引導，而是以公平的黃金均值為目標，這樣一來，我可能會降落在真理的附近。......是的，我在尋求真理。但我也在尋求庇護。我對我所面臨的最艱難的決定，選擇置之不理。

我在尋求真相。但我也在尋求庇護。對我來說，這是美國有史以來關于政治報道最重要的幾句話。在主流媒體報道政治記者的正常行為中，尋求真相和尋求避難的行為是混合在一起的。這就是我們在10月28日，從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晨間版得到這樣的報道的原因：

右翼擔心郵寄選票的可信度。他們從特朗普總統處了解到，總統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宣稱這個系統充斥著欺詐行為，從而加劇了民眾的擔憂。而左翼擔心的是另一種情況，他們最擔心的是，特朗普在選舉當晚領先，他的競選團隊或司法部試圖提前結束計票。關于計票的爭議可能會持續數天，乃至數周，因此雙方的活動積極分子都在制定計劃，進行動員。

在這種新聞報道中，全國公共廣播電臺搭建的“房屋結構”是將左右兩翼的憂慮與“尋求庇護的部分”搭配起來。特朗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宣稱郵遞選票充斥著欺詐行為，這當然是在煽動人們的恐懼。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尋求庇護的部分中必然會被注入假話，而是報道本身帶有保護性。全國公共廣播電臺作為公正的觀察者，站在雙方之間，不支持任何一方的說法。這就是這一新聞報告的框架：保持對稱。

但潛在的現實是不對稱的。郵寄選票是一種安全可靠的選舉方式。右派的恐懼是被操縱的情緒和“那又怎么說”主義（whataboutism，一種政治宣傳技巧，即通過指出對手的錯誤來轉移注意力）。同時，特朗普的威脅性言論，例如“必須在11月3日得到最終票數”，為民主黨人的擔憂提供了可怕的合理性。在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報道中，這種差異被淡化了，該報道稱：“左右兩邊的政治活動家和極端分子都擔心對方會以某種方式竊取選舉。”是的，他們都在擔心。但其中一種擔心是基于現實的，另一種則不是。這難道不應該意味著什么嗎？

政治學家諾姆·奧恩斯坦（Norm Ornstein）就是這樣得出了他的格言:“對不平衡現象的平衡處理會扭曲現實。”再說一遍，哪個有自尊心的記者會選擇不站在描繪現實世界的一邊呢？好吧，以追求平衡的“房屋風格”的全國公共廣播電臺記者為例，在這種情況下，尋求真相與尋求庇護混合在一起，而由于體制上的謹慎、優先事項的錯位以及來自咄咄逼人的右派的內部批評等問題，“尋求庇護”已然為記者提供了報道框架。

如果我們到上個世紀，追溯媒體尋求庇護行為的起源，我們會發現兩個主要支流：一個是隨著報紙的整合而興起的商業動機，即盡可能多地吸納民眾，避免惹惱部分受眾；另一個是曾經屬于工人階級的新聞業的專業化，這種專業化要求報道顯得疏離，站在高于“掙扎的黨派人士”的立場上來講述故事。離我們時代更近的，是第三種壓力：右派通過無休止地抱怨自由派的偏見來恐嚇記者，并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

但正如Crooked Media的布萊恩?比特勒（Brian Beutler）上周所寫的那樣，一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

來自右翼的，長達數十年的誹謗，已經使大多數保守的美國人遠離主流新聞媒體，讓他們被右翼宣傳所包圍。這些主流媒體的回應是，讓共和黨行動派或堅定的保守派占據版面和捐贈者刊頭；追逐毫無根據的報道，以避免被指責帶有偏見；頑固地堅持不可辯駁的“虛假平衡”假設；將真相顛覆為他說與她說的二分法。這些回應都無法平息右翼批評人士的不滿，他們并不是想影響媒體，而是想讓媒體失去合法性。這些嘗試都沒能把福克斯新聞的觀眾和布萊巴特的讀者吸引回真正的新聞市場。

右派現在有了自己的媒體生態系統。隨著共和黨越來越專注于白人民族主義和壓制選民，公共服務媒體追逐核心受眾或關注共和黨對偏見的抱怨就顯得沒有意義了。布萊恩?比特勒和我也在向主流記者表達同樣的觀點：這些右翼人士想要摧毀您的機構，是時候采取相應的行動了。

讓投票變得更難，讓人們更難理解政黨的目的是什么，這些都是同一個計劃的一部分。“邀請共和黨人參加著名的新聞節目，聲稱共和黨人支持已有的新聞保護條例，并不能為觀眾帶來共和黨的立場，”比特勒說，“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謊言。”現在，我們要在尋求真相和尋求庇護之間作出選擇。無論記者是否意識到，這種沖突都即將到來。 即使特朗普走了，持不受歡迎立場的少數黨派也必須攻擊基于現實的媒體，并試圖通過這些媒體向選民展示歪曲的自己。長期以來，這種情況一直存在，但在特朗普上臺后，它又重新變得不可忽視了。

我的建議是：反正避難所并不存在，所以我們還不如尋求真相。

【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作者杰伊·羅森（Jay Rosen），原題為：America’s Press and the Asymmetric War for 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