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新聞創新實驗室 remix計劃

本報告執筆人：

王辰瑤，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創新實驗室主任

劉天宇，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全球新聞創新研究小組其他成員為：羅昊、卓金澤、方慧、王存雙、楊曉涵、李瑞、馬蕓熙、丁安一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全媒體新聞生態系統創新研究”（20XWA00）的成果。

本文為報告精編版，完整版請點擊文末“閱讀全文”獲取。

01

報告簡介

本報告使用系統性文獻綜述（Systematic Reviews）考察2020年中外重要新聞業研究機構和網站當年度新聞實踐和新聞觀念變化創新的相關文獻。

研究小組首先確定了四類報告所需文獻來源：

第一類是2020年英文學術期刊中所刊載的新聞創新研究文獻。搜尋期刊主要來源于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收錄的新聞學研究英文學術期刊（1-3區），同時也補充了若干未被SSCI收錄但與本報告主題較為相關的學術期刊（如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第二類是2020年中文學術期刊中所刊載的新聞創新研究文獻，包括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所收錄的新聞傳播學學術刊物與香港地區、臺灣地區的相關刊物。

第三和第四類分別是重要的英文新聞業研究機構網站和國內新聞業觀察站點、媒體行業觀察類微信公眾號。

按此分類，研究小組依據文獻來源的顯著性選定了49個文獻來源節點，并通過閱讀所選來源節點于2020年發表的論文、評論、報告的標題、摘要，依照與本報告主題的相關程度，最終確定了248篇文獻作為本報告的文獻來源。

通過初級編碼，研究小組得以將幾百萬字的原始文獻解析成148個新聞創新行動者的創新行動、幾十個描述新聞創新實踐和理念的術語，以及圍繞新聞創新實踐展開的大量經驗研究成果。

在此基礎上，報告撰寫人對新聞創新行動者進行抽象化和系統化分析，并對新聞創新行動進行概括和分類，形成對2020年度全球新聞創新實踐與研究狀況的總體性分析。

全球新聞創新行動者地圖

（圖層來源：http://bzdt.ch.mnr.gov.cn ；空間數據：Open street map ；制圖：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孫艷）

本報告的主要發現是：

1.數字新聞業（digital journalism）的主體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媒體”或任何單一的行動者，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新聞行動者網絡”（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數字時代的新聞性內容，正是在這一網絡的實踐圈層中生成，并被影響圈層建構形塑。

2.全球新聞創新的行動者們同處數字時代，面臨共同危機和相似的問題，但也呈現出高度語境化的特點。

3.既有媒體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危機”，但并沒有被邊緣化，而是在危機中不斷調適，成為數字時代新聞創新的主力軍。

4.新冠疫情對全球新聞業造成沖擊，因疫情尚未結束，影響程度還不能定論。但比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機對新聞業的影響，或可得出相對樂觀的結論：新聞業已經度過轉型陣痛期，數字化新聞業正從虛弱的幼兒階段逐漸步入抵抗力更強、更有活力的青年階段。

5.本報告在系統文獻分析基礎上，析出并空間定位了全球148個新聞創新行動者，并根據新聞行動者的實踐和相互關系，首次以可視化方式呈現“全球新聞創新行動者地圖”和“新聞行動者網絡示意圖”。

6.按照新聞創新研究的不同路徑，本報告將2020年度研究提及的新聞創新觀念聚類在8個主題概念上，分別是：可持續性模式、算法新聞、產品創新、深度融合、協作式新聞、調適實踐、專業權威和新聞使用。

02

新聞創新全球圖景

2020年，全球都籠罩在新冠疫情的陰影之下，新聞行動者如何“戰疫”，成為2020年度的全球媒體主題。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對全球媒體也造成了新的經濟壓力，并因社交隔離打亂了原有的新聞生產流程，但全球媒體也在困境中積極應對。

很多媒體都嘗試通過建立遠程協作社群、加強與讀者網絡社群的聯系等方式，克服記者行動受限的困境，增強在危機下的報道能力（Simone&Kunova，2020）；還有很多媒體開始采用類似南非新興在線媒體《異議者日報》（Daily Maverick）的做法，加入會員計劃，通過有效提供對會員群體的服務，獲得會員對媒體組織的回報（不僅僅是經濟方面），以此加強媒體在新冠疫情下的財務安全，探索不同于廣告和單純付費方式的新的可持續模式（Granger，2020）。

疫情危機還激發媒體對解決問題的關注，如巴西最大的傳媒集團之一Group RBS在疫情中致力于提供解困式新聞（solution journalism），通過內部培訓提升整個團隊對抗疫情錯誤信息、進行健康傳播的能力（Dorroh，2020a）；美國非贏利性新聞網站ProPublica通過對芝加哥首批新冠肺炎逝者的數據報道發現，“新冠肺炎首先帶走了黑人的生命，本不應該這樣”；《衛報》數據項目組則發現，生活在貧困街區的倫敦人獲得私人綠地的機會最少，疫情中如果關閉公共公園，對這些人的生活影響最大（Ricchiardi，2020）。

疫情中個人尤其是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借助網絡工具建立合作式報道項目的努力，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全球青少年新冠疫情報道項目”，吸引了15個國家的20多家中學生媒體機構參加（Geluso，2020）；19歲的尼日利亞新聞專業學生Sultan Quadri在疫情中創立了一個名為“人民核查”（People’s check）的事實核查平臺，聯合了15所大學的40多名事實核查員，對抗疫情虛假信息（Quadri，2020）。

諸如此類的全球媒體觀察層出不窮，其共同主旨是：全球新聞媒體（包括大量新興媒體）沒有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擊垮，它們通過協同合作、商業創新和產品創新努力克服新聞生產的困難，提升媒體為社會服務的能力。

綜合2020年對新冠疫情下媒體表現的觀察研究，本報告認為：2020年，新冠疫情危機下的數字新聞業仍然強健發展，各類新聞行動者應對危機頗有信心。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尚未數字化的傳統新聞業造成的嚴重打擊和一片哀嘆的局面，或許我們已經可以做出相對樂觀一些地判斷：傳統新聞業已經度過轉型陣痛期，數字化新聞業正從虛弱的幼兒階段逐漸步入抵抗力更強、更有活力的青年階段。

03

“新聞行動者網絡”分析

本報告提出的“新聞行動者網絡”（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是基于數字時代的新聞實踐，尤其是2020年度研究者們觀察和分析的新聞實踐新現象、新經驗。

報告從中析取和抽象行動者與行動者的連結關系，形成這一“網”圖。將這些新聞實踐中的關系“可視化”，目的是從總體上直觀把握數字新聞領域的樣貌。當然，隨著實踐的變化，這一新聞行動者網絡“圖”也很可能會改變。

本研究計劃逐年通過系統性文獻分析，析取并提煉數字時代的新聞行動者網絡，用這種系統、歷時的方式體現“新聞行動者網絡”的動態性。

“新聞行動者網絡”分為兩個圈層：

內層是由既有媒體（legacy media）、平臺媒體（platform media）、原生數字媒體（original digital media）以及在中國語境下的“政務媒體”行動者結成的“數字新聞業”或“網絡化新聞業”，它們也是主動嘗試新聞創新的行動者，構成了新聞行動者網絡的實踐圈層。

外層是由使用者、管理者、教育者和信源構成的新聞行動者網絡的影響圈層。

數字時代的“新聞”（這里采用的是對新聞的廣義理解，指寬泛的“新聞性內容”），產生于數字新聞行動者網絡的實踐圈層，并被影響圈層建構形塑。

既有媒體和原生數字媒體可分別對應“傳統新聞媒體”、“專業媒體”和“新媒體”、“網絡媒體”這樣的概念，但“傳統”、“專業”、“新”等作為媒體定語，容易附加價值判斷。既有媒體與原生數字媒體則可較為客觀地區分它們是在數字時代之前就已存在的新聞生產組織，還是在數字時代新創立的新聞性內容生產組織。這樣命名還可避免以傳播介質來區分的不嚴謹，因為數字時代的媒體本質上都是“數字化媒體”、“網絡化媒體”，既有媒體早已通過轉型、融合策略孵化了大批自己的數字產品，并以此與用戶相連接，而這一數字化過程除非完全達成，否則不會停止。

既有媒體與原生數字媒體都以持續性內容生產為特征，所不同的是原生數字媒體沒有既有媒體的歷史傳統，也不承繼原有的媒體組織架構、管理制度和經濟模式，并較少受大眾傳媒時代的新聞觀念和新聞文化的影響。

從很多方面來看，原生數字媒體都有另起爐灶的意味，是進入數字新聞內容生產領域的新行動者。從本報告關注的2020年全球新聞創新行動者來看，已有58家屬于原生數字媒體，盡管它們的規模普遍較小，穩定性較差，但往往憑借著深耕某一垂直領域的內容，與使用者產生更強的情感連結，并通過采用會員制、基金會資助等多種商業模式，躋身于新聞性內容提供者的隊伍。

示意圖中把原生數字媒體與數量龐大的數字新聞使用者的交叉部分視為“自媒體”（we-media），因為“自媒體”既要體現個人媒體的個人屬性，但同時又有穩定對外發布內容的媒體屬性。一些“自媒體”起步后逐步發展，成為公司化運作的內容生產組織，個人屬性減少，媒體組織屬性增加。更多“自媒體”在運行一段時間后，無法堅持持續內容生產，就退回至新聞用戶群體，以觀看使用新聞為主，偶爾參與新聞實踐。

“平臺媒體”在新聞行動者網絡實踐圈層中處于優勢地位，因為各類行動者很多時候都不得不棲身平臺之上，獲取各類平臺媒體賦予的平臺身份（如微博號、公眾號、頭條號等），接受平臺媒體的算法邏輯。平臺媒體并非只是沉默的渠道，它們同樣具有媒體屬性，只是相較于既有媒體和原生數字媒體，平臺媒體更多是在聚合、管理內容，有研究者把社交媒體巨頭看作是“重新發布”內容提供者們所創建內容的“超級把關人”（休梅克、韓綱，2020）。

中國語境下新聞行動者實踐圈層還有一個明顯特點，即多出一個“政務媒體”行動者。這類行動者的大量出現表明數字時代的管理者正在改變傳播策略，從原先借助媒體的“傳通”功能到自辦媒體直接面對公眾。

中國語境下，“政務媒體”與“既有媒體”的關聯很強，如縣級融媒體向基層社會治理平臺方向的轉變，即是這兩者強關聯的一種表現?？傊瑪底謺r代的新聞性內容主要產生于平臺媒體、既有媒體、原生數字媒體、位于使用者與原生數字媒體交叉處的自媒體、以及中國特色的政務媒體交織形成的實踐圈層，新聞性內容不再被傳統新聞業壟斷，而是在多元新聞行動者的互動實踐中生成。

更進一步，我們還可看到，新聞行動者實踐圈層不僅多元（因此也不再穩定），還深受其他外部行動者的影響。

“使用者”中不僅孕育大量的自媒體，數字技術的普及還使得個人很容易進入新聞生產傳播的領域，成為協作式新聞、液化新聞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使用者”自身也被數字化為可見的“流量”，成為平臺媒體運作的基礎邏輯和其他媒體行動者的重要評價尺度，并由此產生對新聞生產、新聞觀念方面的一系列深遠影響；“管理者”除了親身下場打造“政務媒體”，當然更以法律、規范、制度等“規則”手段調配新聞行動者網絡的資源，引導其發展方向。

除了這兩個主要的外部行動者，本報告圖示還歸納出“信源”和“教育者”作為新聞行動者網絡影響圈層中的要素。

“信源”在大眾傳媒時代本是新聞生產過程中的重要考量（甘斯，2009）。數字時代，“信源”對形塑新聞的影響力則有所下降，原因是，一些“信源”自己就成了“媒體”，他們不再必須借助新聞媒體為中介來傳播，脫離了傳統新聞生產鏈條。不過，大多數個人和組織盡管已經擁有了傳播工具，卻不具備足夠的社會能見度資源，他們仍然只有作為“信源”才能成為新聞的一部分。而海量的、真偽不辨的網絡信源，也給新聞生產帶來新的挑戰，新聞行動者也在開發新的應對方式，如開發自動化判斷工具來幫助記者評估社交媒體上信源的可信度 。

“教育者”則通過對公眾提供媒介素養教育和采用創新方式培養下一代媒體從業者，間接但也許是深遠地影響新聞行動者網絡。2020年這方面比較多的關注集中于在新聞教育中注入數字技能、編程能力（Foust&Bradshaw，2020）、采用體驗式、協作式的新聞教學方式（Maniou，Stark&Touwen，2020）、開設創業新聞學教育（Caplan&Tsakarestou，2020）、規范化創傷報道教育（Seely，2020）等方面。

顯然，在由實踐圈層和影響圈層組成的這個復雜動態的新聞行動者網絡中，諸如“新聞是什么”這樣的元問題必然會被不斷追問。數字時代“什么是新聞”或“新聞邊界”問題的回答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命名”，而是在去中心化的復雜網絡中經由多主體的話語闡釋而被重新創立。這一過程在短期內不會結束。

04

新聞創新觀念分析

2020年新聞創新研究領域沿用近年來創造的新名詞，并繼續產生新術語，這多少說明該領域仍然處在新經驗大量涌現，而對此的理論處理則相對滯后的生長階段。

不過仔細分析這些術語，不難看出它們實際上是簇生的。本報告采用王辰瑤在《新聞創新研究：概念、路徑、使命》一文中對新聞創新領域劃分的6種研究路徑，分別是商業、技術、組織、文化、使用者和關系路徑（王辰瑤，2020）。關系路徑主要對應報告上一部分進行的“新聞行動者網絡”分析，其余5個研究路徑作為對2020年新聞創新研究領域文獻系統分析的概念聚類維度是較為適用的。

本報告根據實際情況，把技術路徑調整為“技術/產品”路徑，把組織路徑調整為“組織/生產”路徑。按此5大維度，對2020年新聞創新研究文獻中析出的描述性術語、概念，進行系統分層后，本報告提煉出2020年度新聞創新研究的八個主題概念，并逐一闡釋。

（一）可持續性模式

新聞創新研究商業路徑下的主題概念是“可持續性模式”，這個新聞創新的核心觀念旨在探討新聞行動者如何才能生存的問題。

新聞創新作為危機的應對，在數字時代新聞業如何生存的問題上已探索探討多年。路透新聞研究所2019年對歐美7國212家主流新聞媒體的調研發現，既有媒體中大部分紙媒新聞品牌（如69%的報紙和57%的周報周刊）都采用了內容付費模式，不過廣電媒體仍然采用內容免費策略，而94%的數字原生媒體的內容都是免費的。因此，從目前來看，內容付費模式并不能成為數字新聞業的一個主要的商業模式。

內容付費把新聞產品作為商品并獲得利潤，但這只是媒體通過新聞市場獲利的途徑之一，其他“市場化”獲利方式被談及較多的還有“原生廣告”模式和“利基”模式。前者指將廣告內容融入用戶體驗，以實現其“原生化”，后者指媒體通過為細分市場的用戶提供內容或服務獲得收益，又被稱為“垂直化創新”。

2020年的研究對市場化商業路徑可能帶來的問題也多有警示，如即便是在公認全球新聞付費意愿最高的北歐地區，也有研究認為無論采用哪種付費墻模式都會對公民的新聞使用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因為媒體會將更高質量的新聞產品放在付費墻后，從長期來看，這可能會影響地方的民主參與（Olsen，Kammer&Solvoll，2020）。

本年度還有不少研究對新聞媒體如何才能在數字時代生存的問題提出了“非市場”的應對方式，概括起來也有兩種，一種是“會員模式”，另一種是“政務服務模式”。

嚴格說來，“會員模式”是市場與非市場路徑的混合，它在某些方面和付費墻模式很類似，都是付費后可閱讀媒體提供的內容，不同的是，采用“會員模式”的媒體把訂閱者視作一個會員社群，為其提供超出新聞內容產品的有償服務，如數據咨詢、舉辦會員活動、提供技術培訓等，這些都是市場化行為。

但相比“內容付費”，“會員模式”更強調媒體與會員社群的情感聯系，因此可能帶有很強的公益色彩，而非單純的市場交換。2020年不少關注原生數字媒體生存的研究都指出，與會員社群建立良好的信任關系，為他們提供高品質新聞服務，尋求價值理念的一致性，往往是小規模非盈利獨立原生數字媒體生存下來的關鍵。

如2020年一個值得關注的報告是紐約大學新聞教授Jay Rosen團隊和荷蘭新聞媒體《通訊員》（De Correspondent）共同發起的“探索會員制項目”（MPP）的重要成果——《會員制指南》（The Membership Guide），指南結合對全球34個采用會員制新聞媒體案例的調研，一步步地拆解新聞媒體如何可能通過會員制在數字時代解決公信力危機和可持續性危機（Jacob，2020）。

但必須指出，公共新聞媒體的“會員模式”從理想到現實仍需要經歷很大考驗。例如在疫情打擊下，發起者《通訊員》也不得不宣布其旗下英文新聞網站從2021年1月1日起停止更新（Wijnberg&Pfauth，2020），原因是大量會員自身也陷入財務困境，無力再對媒體提供支持。

“政務服務模式”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用“非市場需求”來解決既有媒體生存問題的方式，指除了獲得財政撥款外，既有媒體通過為黨政管理部門提供政務廣告服務、技術服務、政務新媒體托管服務等獲得收益。研究者也指出，既有媒體能不能得到這些“非市場需求”，也得看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不存在了，那么這些為黨政機關服務的“非市場需求”也會離場（陳國權，2020）。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圍繞新聞媒體如何生存的“可持續模式”的討論仍然是2020年度新聞創新領域的重要話題，從目前研究成果來看，并沒有哪一個單一的創新模式可以成為整體替代性方案，但人們對不同模式的利弊和運行方式有了更深理解，也許只有靈活綜合運用多種可持續性創新策略才能解決數字化新聞業的生存問題。

（二）算法新聞

技術/產品路徑下新聞創新觀念主要體現在“算法新聞”和“產品創新”這兩個觀念簇集上，之所以將它們統合為技術/產品路徑，是因為大量的產品創新是技術驅動的。

算法是被廣泛應用并深度影響數字化新聞內容從生成到分發的關鍵性技術因素。在2020年的研究中，算法在新聞行動者網絡中的實際位置也被揭示得更加清楚：算法規則是平臺運營和內容創作這兩個網絡之間的連結點，也是整個網絡的權力中心，并經由不同行動主體的協商合作發生“算法馴化”（黃淼、黃佩，2020）。同樣，另一篇研究新聞算法與用戶互動關系的論文也發現，這兩者始終處于相互響應、相互發展的狀態（楊洸、佘佳玲，2020）。算法可能造成的影響（危害）也被進一步闡明：作為一種中介，算法決定了信息流的可見性。而關于健康傳播領域的實證研究證明算法的相關性的確存在內容平臺附著其上的偏見（聶靜虹、宋甲子，2020）。

另一種威脅是算法驅動下自動化生成的虛擬個人賬號（俗稱僵尸粉），可能會干擾新聞的社交分發，引發新聞的正當性危機（師文、陳昌鳳，2020）。雖然從目前的研究看，算法的影響力還不能被簡單歸結為信息繭房效應，但人們對此已有足夠的警惕。有學者提出應該采用桑達·埃爾德雷斯1995年提出的“信息偶遇”概念來化解可能的信息繭房問題（趙云澤、薛婷予，2020），其實現途徑可被理解為對算法的優化。有研究者建議不再采用被動的“偶然性新聞接觸”一詞（不要把這種行為誤解為是純粹“偶然”的），而采用一個新的隱喻“新聞引力”（attraction of news），要看到平臺媒體的算法機制在制造新聞引力時起的作用（Thorson，2020）。

總之，人們越理解“算法”對新聞行動者網絡和新聞生產分發的實際影響，就越會對“算法”去神秘化，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和應對方案。

（三）產品創新

除了算法這一技術因素，很多新出現的新聞性創新產品也由技術驅動。

如AI（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新聞生產和傳播，但前臺的AI新聞應用新奇感大于實質意義，反倒是一些隱匿于新聞生產后臺的AI應用，如用人工智能輔助判斷信源可信度的工具、作為人類新聞生產者的人工智能助手，對越來越龐大的網絡已有數據進行處理等AI應用，可能會真正改變對新聞產品的定義。

除了AI技術，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和MR（混合現實）技術也被應用于新聞產品，其共同訴求是創造新的新聞體驗感，因此被稱為“沉浸式新聞（immersive journalism）”。不過，這類沉浸式新聞在帶來強情感卷入體驗、改變新聞敘事結構的同時，技術擬真與客觀真實之錯綜復雜的關系，也可能在未來更新既有的新聞真實觀念（李鯉、吳瑾，2020）。

除了技術驅動外，還有一部分是屬于理念驅動的新聞產品創新，典型如近年來討論較多的建設性新聞。尤其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側重于解決問題的解困式新聞、方案新聞有了更廣泛的現實需求。而疫情造成的心理健康問題，也使得建設性新聞提倡的正面情感價值更被重視。如一個叫正面新聞的網站（https://www.positive.news/）訂閱量比往年增長了150%（Green，2020）。

此外，倡導性新聞（advocacy journalism）在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案例也受到一定關注，社會活動者把推動兩性平等、減少家庭暴力、減少失業等社會發展目標與新聞報道緊密結合（Desoukie，2020；Eaton，2020）。

無論借由技術驅動還是理念驅動，新聞產品創新在數字時代的明顯趨勢是：圍繞新聞如何更好進行公共服務的目標，探索新聞可能實現的社會功能和新的實踐方式，但在探索創新的過程中，新聞基于客觀事實的基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會被改變？如果改變，則會帶來什么影響？還需要深入探討。此外，技術擬真可能造成的“深度偽造”（deep fake）問題，也會讓數字時代的“假新聞”及其治理變得更加突出。

（四）深度融合

媒體融合自2014年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以來，就成為中國語境下新聞實踐和研究領域被討論極多的重要議題。至2020年，該議題的新發展可被概括為“深度融合”。但是，深度融合具體怎么展開？它是否有明確的路徑？對數字新聞業會產生何種影響？只能說，目前仍處在多方努力探索的階段。

不過相比于前一個融合階段，央媒首先發力示范、省級媒體跟進的行動路線，深度融合階段最主要的行動者似乎來自既有媒體中的基層——縣級融媒體。當然，這與2018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提出的“扎實抓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要求直接相關。

縣級融媒體圍繞“引導群眾、服務群眾”的建設目標，體現出強烈的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思路，管理者與媒體行動者的關系進一步交融。通過媒體深度融合，國家力量正在向基層下沉，進入到社會輿論和社會治理的微觀場景，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趨勢。往上一級，直轄市下屬的區級融媒體建設也在以類似的思路開展。區縣基層融媒體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其策略實施的實際效果還有待觀察。畢竟在中國如此巨大復雜的語境下，自上而下的統一要求與具體的實際情況之間存在“一致性和多樣性”的矛盾（曾培倫、毛天嬋，2020）。

如果說深度融合在基層媒體中主要體現為向基層社會治理的轉向，那么在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媒體行動者那里更多體現為智能轉向。由此，中國語境下的媒體深度融合圖景大致可概括為：打造有全國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承擔社會治理功能的基層融媒體，自上而下、社會治理與技術驅動是其特色。

相比之下，其他語境下的媒體融合則很少具備這樣的特點，如加拿大魁北克省6家媒體為解決財務困境，自發進行合作社嘗試（Maas，2020），就是一個典型的基于市場的水平融合實踐。

但在中國自上而下的宏觀設計下，具體媒體行動者如何在組織和實踐層面展開有效行動，還需要更多的經驗探索。中國媒體行動者在融合路徑上確實展現了很強的創新行動力，技術采納和組織變革的速度都很快，有研究者在對比了澳洲媒體的融合狀態后認為，中國媒體融合已走在澳大利亞媒體前面（馬國倉，2020）。

但相比于技術和組織層面的融合表現，媒體融合在新聞觀念、新聞文化、新聞內容上的創新明顯偏軟偏弱。如研究者在分析了既有媒體新聞客戶端的內容后發現，客戶端新聞相對于報紙新聞，在行文表達、信源使用、背景信息提供和報道主題取向上沒有太大差異，多媒體特性和互動性表現得沒有想象得那么普遍（王海燕，2020）。既有媒體如何從組織創新、渠道創新、技術創新等比較可見的創新績效，進入到新聞的文化創新、內容創新、觀念創新等更有長遠影響力的深層因素，恐怕應該是媒體“深度融合”下一步應該探索的問題。

（五）協作式新聞

與媒體組織層面的“融合”趨勢相一致的，是媒體在新聞生產層面越來越明顯的“協作”模式。當下協作模式的新聞生產主要表現為兩個面向：新聞從業者之間的協作、新聞從業者與其他群體的協作。前者如30多個國家的事實核查組織聯手進行的有關新冠肺炎信息的核查，他們通過簡單的在線工具，有效地開展了一個龐大項目，運行并每日更新疫情事實數據庫（Abidi，2020）。迄今，該數據庫已經核實并公布了9000多條疫情事實核查新聞。

后者則更為廣泛，一方面，專業媒體可引導公眾廣泛參與新聞生產實踐，如印度一家非贏利新聞組織在關于城市空氣質量的數據新聞項目中鼓勵居民參與搜集當地城市空氣質量數據（楊揚、張學騫、張虹，2020）。尼日利亞的一個公民新聞項目UDEME鼓勵公民用手機拍攝社區內被廢棄或執行不力的項目，并給州長和機構打上標簽，試圖引起他們關注。如今這個項目在尼日利亞發展了15000多名活躍成員在基層監督政府（Egwu，2020）。

另一方面，專業媒體可聯合其他專業群體（如行業專家）以雙重專業化的方式進行協作式新聞生產，如國際新聞記者中心（ICFJ）奈特項目研究員開發了一個“科學+”（Science Pulse）平臺，這個平臺與巴西科學機構合作，提供來自1300多名經過驗證的科學家或科學組織發布的最新信息。記者可以在這個平臺上發現新的報道想法、找到潛在的專家信源（Dorroh，2020b）。地方圖書館也是新聞媒體理想的合作伙伴，美國多家城市報紙與當地公共圖書館合作，開展各式各樣的協作式新聞生產，包括把當地高中生培訓成社區記者、在圖書館設置本地新聞演播室、合作舉辦新聞素養工作坊、在圖書館開展公民對話項目等等（Sepessy，2020）。

（六）調適實踐

協作式新聞這個主題概念也是對數字時代新聞生產不再被既有新聞媒體所壟斷這一觀點的現實回應，新聞從業者越來越多將以引導者、協同者的身份策展新聞，以各種創新方式邀請各類專業人士和公眾進入新聞素材的挖掘、新聞故事的呈現和新聞傳播的過程中來。

（七）專業權威

文化路徑下的新聞創新研究仍然圍繞“專業權威”這一主題展開?！皺嗤弊鳛橐环N“稀缺資源”，必然被新聞行動者網絡中的多元行動者以各種方式主張，并相互競爭。按照卡爾森的觀點，新聞權威也是使新聞系統得以運行的關鍵概念（Carlson，2017）。2020年有不少研究從不同方面提出了對數字時代新聞專業權威的新建構方式，本報告概括為以下方面：

第一，通過適應互聯網時間，加快新聞節奏來重建權威。以往研究已經指出新聞時間與建構新聞權威的關系，2020年一項針對澎湃新聞的案例研究指出，新聞組織內部在對標“互聯網時間”的過程中調整原有新聞周期和組織架構，用創新行動推行新的時間觀，以此重塑新聞從業者的專業話語權威（周睿鳴，2020）。

第二，通過建立新的新聞敘事規范，重建新聞文化權威。比如，有研究者提出要重視數據新聞報道在數據采集、數據處理和數據發布階段的“數據客觀性”問題，要通過設計嚴格的數據采集規范、建立高素質的數據分析隊伍、設計科學的數據相關性分析流程來優化數據客觀性（叢紅艷，2020）。還有研究者對沉浸式新聞這樣的數字新聞實踐用“生動性”（vividness）、互動性（interactivity）等指標進行衡量，并做出批判性思考(Palmer，2020)。

第三，進一步闡釋了記者如何通過與信源的關系建構專業權威。

第四，通過控制“地點”建構新聞權威。

第五，在關鍵事件上記者作為闡釋群體通過與公眾的互動重建職業認同和文化權威。如自特朗普總統2017年2月在個人推特上指責美國一些權威媒體為“美國人民的敵人”，稱他們的報道為“假新聞”后，美國新聞界與公眾則在推特上展開了一個標簽為#不是敵人#的爭鋒相對的話題。研究者將這一新聞公共話語案例視為在壓力和危機下新聞范式的自我修復。在公眾對新聞業信任度低迷的時期，這一話題討論對新聞業的傳統范式進行了積極廣泛的公共辯護(Whipple&Shermak，2020)。

除了討論如何給新聞權威建構的傳統方式注入新的實踐外，新聞業越來越多地關注專業權威建構的核心問題——如何重建公眾對新聞的信任？

為此，研究者們提出了一些新的新聞規范性理念：如在新聞實踐中做到有意義的、有效的、有限度的“透明性”，而不是無限制的、形式主義的“透明性”（張超，2020）、用“介入性”邏輯取代“客觀性”邏輯的建設性新聞（常江、田浩，2020）、運用可核查性、觀點中立、考察信源知名度等原則打擊假新聞，增強認知權威(McDowell&Vetter，2020)、在面對更復雜的知識體系時，記者要承擔起“知識經紀人”的角色，通過報道把一些科學研究的成果轉化成公眾可以理解的知識，從而作用于社會(Gesualdo，Matthew&Itzhak，2020)，等等。

但是，本報告也要指出，規范性理念與復雜實踐之間仍有很大距離，經濟、政治、技術、文化等變量給重建公眾媒體信任的努力帶來很大挑戰。

（八）新聞使用

在新聞文化權威建構問題上，其實還有一類行動者策略越來越受到重視，即如何增強與公眾的情感連結。如有研究者提出，新聞從業者要學會和公眾“交朋友”，通過貼近公眾的議題選擇、真誠真摯地表達和提高公眾在新聞生產中的參與感來建立“信任性真實”（李唯嘉，2020）。沉浸式新聞、建設性新聞、新聞游戲等也被視作能增強新聞受眾情感體驗的新新聞類型。這些情感轉向的行動者策略離不開一個前提，即在“新聞使用”這個主題概念下增強對“情感公眾”的理解。

新聞受眾研究傳統上把新聞使用者視為公民（政治傳統）或消費者、用戶（市場傳統），很少關注他們作為情感公眾的角色，但這一狀況正在改變。

一些研究試圖揭示情感公眾存在的原因。如有研究者指出，新媒體環境下，情感體驗的質量正逐漸成為新一代用戶媒體產品使用的關鍵因素之一。而情感體驗之所以成為媒體使用的動力，本質是個體試圖在媒介內容中找到情感寄托。這一方面源于微粒個體在數字時代的歸屬感缺失，另一方面是媒介結構的變化使媒介話語屬性從理性向感性轉變（程思琪、喻國明，2020）。

還有研究關注平臺媒體對情感公眾的塑造，認為社交平臺媒體是一種“情感基礎設施”，將帖子按照“喜愛”和“厭惡”進行情感邏輯分類的算法會被“垃圾新聞”生產者利用，強化“我們”與“他們”的對立，而由此而來的情緒化回應又再次成為“新聞”的一部分。在這樣的循環中，新聞逐漸成為表演性的，用于產生情感共鳴和身份認同，而不再是有關經驗性事實的表征(Savolainen，Trilling&Liotsiou，2020)。

對平臺媒體算法邏輯中可能存在的“情感架構”的揭示是重要的，它提示人們要在新聞行動者網絡的復雜互動下理解作為“情感公眾”的使用者群體，而不是僅僅給他們貼上素養不行、逃避真相的標簽（一些關于“后真相”的論述就隱含著這樣“歸罪于公眾”的論調）。

除了明顯的情感轉向外，“新聞使用”主題下還有一些是關于數字環境下新聞使用行為變化的研究。這些關于新聞使用者為什么、以何種方式在數字時代使用新聞的發現，對于新聞行動者來說很有意義，他們可以據此采取適合的策略，盡可能彌合新聞傳受之間的鴻溝。

05

總結與展望

“創新”有時會被當成“追逐閃閃發亮的新奇事物”的行為，帶有一些讓人不以為然的通俗流行的意味。但本質上，“創新”是一種動力機制，是行動者們主動地、有創造性地實踐，最終推動系統發生結構性變化的深刻的過程。

數字新聞業正處在一個全球新聞創新大量涌現，并快速重構數字新聞系統的過程之中，可以說，這是新聞實踐領域正在發生著的“范式革命”。顯然，也是觀察、記錄、分析這一過程的難得的研究窗口期?！度蛐侣剟撔聢蟾妗凡粌H希望能成為記錄這一歷史進程的可靠文本之一，更期待能對數字新聞實踐和新聞研究產生實際影響。

就實踐而言，行動者需要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新聞行動者網絡”中的位置，并建立與其他行動者的關系。

在這一行動“網”中，“身份”其實并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動態的位置和關系才是。

新聞行動者網絡也是由多元行動者在實踐中結成的影響圈層和實踐圈層相互交織變化的關系網絡，它既是系統性的，也是策略性的。從某些方面看，這一關系網絡的確有“形勢比人強”的特點，如大型平臺媒體的算法邏輯就是對廣大使用者有強大的黏合合效應，因此它們更容易獲得數字產品的利潤，因此它們成為其他媒體行動者（不得不）棲身的平臺，因此它們制定平臺規則會對其他行動者產生強制力，也因此它們必然成為重點管理對象。

但從另一些方面看，這一關系網絡也有足夠的主觀能動色彩。既有媒體的傳播技術不如人，就必然落伍落寞了嗎？渠道為王，內容就不再重要了嗎？顯然都不是。既有媒體們可以聯合起來、可以進行各種協作式新聞實踐、可以轉型、可以融合、可以全媒體化、可以發掘“非市場需求”，總之這些策略的指向都是，通過主動制造關系，使自己在新聞行動者網絡中的位置更穩固。

其實無論對于哪類媒體，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只有單一關系往往是危險的，它因為缺乏其他支撐而更加脆弱。從長遠來看，媒體行動者與使用者的關系具有決定意義，不能真正贏得使用者的媒體，最終會失去傳播力、引導力、公信力和影響力以及一切支持。

但從短期看，管理者對各類媒體行動者的影響力都強而直接，比如在中國語境下，政務媒體作為一種特殊媒體行動者類型的橫空出現，就是這一影響力的生動證明。

就研究而言，從全球新聞創新及其觀念聚類來觀察當下的新聞場可以獲得有益的系統性視角。其益處在于，能夠用比較的研究思路，聚焦于共同的研究問題。

比如“可持續性模式”就是一個全球新聞行動者都在探索的共同問題。就像一個激動人心的大型全球試驗，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市場不同監管不同傳統下的行動者共同參與這一試驗，采用相同或不同的方式，或殊途同歸，或高下有別，或各有千秋。進行系統比較研究，方可更好理解實踐與語境的現實關聯。而且越是具備全球比較視野，也越容易發現具體研究對象的獨特之處。比如中國既有媒體的深度融合就因為與管理者的密切關系，而在全球媒體融合議題上顯示出很強的特殊性。系統地考察新聞創新觀念，并對其進行聚類，容易看出概念、術語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分歧，有利于理論化工作。

廣泛的議題，系統的視角，比較的思路，以及混合式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將有助于新聞創新研究朝著更深入更有理論創造力的方向發展。

Remix排版 | 鹽巴

REMIX教育的目標是探索“互聯網+高?！钡目赡苄裕源龠M產業和學界的融合為使命，聚焦于人文社科學界與互聯網業界的聯動與融合。

原標題：《《2020年全球新聞創新報告》，全文版正式發布！》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