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者在談論災害的社會性效果時經常會提到所謂的“泰坦尼克現象”：擁有不同社會資本的人即使在面對同樣的風險時也有著相異的應對方式及后果。撞擊冰山后，頭等艙和三等艙不同的存活率顯然就是最好的例證。但熱愛強調階級變量的社會學家和大眾傳媒經常忽視性別這一同樣重要的維度，讓“孩子和女性先走”的美談更是加深了隱喻背后的這種傾向性。在更為日常和現代的情境中，兩性在面對災難沖擊時可以調動的資源顯然有著巨大的差別。

日本社會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現無疑是這種差別一個十分明顯的案例。包括中國讀者也熟知的上野千鶴子在內的日本學者和社會團體從疫情初期就開始了呼吁大家關注防疫中出現的各類性別不平等。正如她們所說，突發的疫情不僅為社會的性別關系帶來了新的挑戰，更是把既存的結構性偏差更明顯地呈現甚至擴大。進一步說，日本女性在公和私兩方面遭受的沖擊也直接點出了資本主義想要實現的“工作-家庭平衡”（work-life balance）理想在現實中的千瘡百孔。

職場：無解的雙重結構

去年9月剛卸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經濟上最大的建樹就要數由“金融緩和”、“財政出動”和“成長戰略”這三支箭所組成的“安倍經濟學”。但在國內外媒體對他策略進行評價的時候，安倍內閣對于女性進入職場的鼓勵卻沒有被太多人提及（又一個媒體和學界忽視性別視角的例子？）。

早在2013年6月，在安倍提出的“日本再興戰略”中，他就把“女性活躍”作為重要的目標之一。2015年8月，《女性活躍推進法》又得到國會通過，為目標提供了具體的法律保障。在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政府的目標之一是要消解日本女性在就業中會出現的“M字結構”：這一結構的底部是因為婚姻和生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遠離甚至是徹底告別職場的30、40代女性。在此之上，安倍甚至提出了“二〇三〇”這一具體的目標：即到2020年企業管理層的女性比例至少要提升到30%。有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19年，日本女性的受雇者總數增加了307萬人。光從數字來看，這些政策似乎還是有些效果的。

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新冠疫情很快就讓這一看上去進步的數據露出了破綻。在NHK最新一份針對全國6萬8千人的抽樣調查中，在去年一年間因為新冠而導致各自形式失業和減收的男性回答者占到了18.7%，相比之下女性則有26%，為前者的1.4倍。同時，在失業后沒能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回答者比例則分別是男性24.1%和女性38.4%，又有1.6倍的差距。

如果我們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就能發現女性相比之下的高失業率是由她們在“非正規雇用”勞動者中過高的比例所造成的。根據日本總務省的數據，在疫情影響剛開始深化的2020年5月，非正規勞動者相比于去年同月就減少了61萬人，其中女性有47萬人，占77%。流行開始約半年后的9月，非正規勞動者同比更是減少了123萬人，女性約占6成。事實上，上述被視作是安倍政權實現女性就業提升的數字中，非正規的雇用就占到了60%左右。一個可供參考和比較的數字是，40歲以上的男性勞動者有90%都是正規雇用。

在平時，不需要雇主承擔各種社會保障義務的非正規雇用就是企業可以隨時調整的“次級”勞動力。而當面對結構性沖擊時，她們又是首先被辭退以保障收支平衡的對象。再具體說，新冠等流行性疾病又和石油危機等經濟問題有著全然不同的效果。在今天的日本，以服務業為代表的非正規就業靠著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作為成立的條件。平日里，這些服務人員需要比制造業的勞動力付出更多通常是無法被量化的“情感勞動”。而危機時，不能或者不需要被遠程及AI技術輔助的她們又成為了最先被淘汰的對象。本次疫情讓日本經濟的這種正規/非正規二元構造更為徹底地呈現在了大家面前。而女性在疫情下的勞動市場所承受的更為巨大的挑戰也讓我們看到了量化數據所無法體現的不平等。

家庭：令和年代的昭和模式

與職場不盡人意的性別關系成對出現的自然是具有類似缺陷的家庭私領域。政府無法解決的雙重勞動力構造可能到頭來根本就沒有解決的動力。因為被非正式雇用所限制的女性在“回歸家庭”后對孩子養育的貢獻可能才緩解了日本社會最燃眉的少子化之急。從而，疫情中政府的相關策略也從頭到尾體現出一種與時代不符的脫節感。

比如，上野千鶴子就首先把矛頭對向了去年安倍政府提出的讓全國中小學校一并休校的政策。這一于2020年2月27日發出的意見可以說是日本政府最早的防疫措施之一。但上野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它所蘊含的“昭和味”。在政府看來，回到家的學生可以靠著全職母親的監督繼續正常的學業和生活，但問題是在令和的今天全國還有多少家庭能完全保持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直到幾周后，政府才宣布了給不得不暫停工作照顧孩子的勞動力提供補貼的配套措施。

另一位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落合惠美子同樣指出了這一系列操作的不足。她認為這種讓家庭這一最小社會單位來承擔防疫責任的做法基本上是新自由主義政府的一貫路數。同時，政府的補償只是根據勞動力的市價所估算出的統一結果，而它是不是符合真正承擔起照料責任的家庭成員實際上的付出則被打上了一個問號。自然，在現實中這一“家庭成員”絕大多數都是母親。更有甚者，即使到了后期不管是父母都開始居家辦公時，承擔起絕大多數照料責任的還是女性。落合和學生進行的緊急調查顯示，遠程工作期間因為家務而煩惱的女性達到了36%，而男性的這一數字只有15%。如果限定在沒法找到育兒設施的家庭里，女性的煩惱率則直接攀升到44%。

同樣在政府的“昭和式”家庭模型里找不到對應還有單身母親。日本NPO組織“單身母親論壇”在去年6月的調查中發現，因為新冠而有不同程度收入減少的單親媽媽高達7成。其中更是有一半的人收入降到了疫情前的50%以下。還有近20%的受訪者表示她們不得不減少自己和孩子每天的進食來維持生計。由此可見，上述的政府補貼只有在雙親存在且一方（男方）仍繼續工作的前提下才能發揮理想的效果。

另一方面，政府設定的理想夫妻形象也沒有為其可能的破裂預留足夠的斡旋余地。在回顧疫情年日本建筑界的“空間言說”時，我們曾提到政府的貧困保護政策是建立在受益人有著固定住所這一未明言的前提之上。類似的，在面向所有公民發放的10萬日元臨時補償金的政策中，我們也能找到基于“傳統家庭觀”的隱性先決條件。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在“世帶主”（約等于中國戶口本上的戶主）的統括下向所住地政府進行申請。在通過審核后，各成員合計的補助金又將打入戶主提供的唯一賬戶里。這一政策幾乎是一經發布就引起了相關團體的抗議，因為它根本沒有考慮到因為家暴等各種原因處在分居狀態之下的家庭。相比于一般人更需要這筆補助的她們反而會因為施暴者被國家認可的戶主地位而喪失這來之不易的收益。好在日本政府很快亡羊補牢，宣布只要憑借著在官方機構或民間團體進行過家暴咨詢的證明書，公民就可以在現住地進行獨立的補助金申請，從而繞過了戶主這一可能的障礙。但先不說這一補救措施在細節處仍然不甚明晰，在原本政策公布之際根本沒有考慮到相關因素這一事實就已經說明了政策制定者思考的落伍。特別是考慮到在過去類似的幾次“全民發錢”操作時，家暴等因素就曾被大范圍地探討過。

而在既存的家庭暴力會給疫情對策造成困擾的同時，疫情所帶來的新局面無疑又給家庭不和諧增添了額外誘因。根據內閣府公布的數據，2020年前11個月，官方反家暴機構收到的咨詢共計13萬2355件。這比2019年全年多增了1萬件以上。在全社會都在談論如何要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時，相關政策顯然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作為家務勞動絕對多數的承擔者和家庭暴力最普遍的受害者的女性則不得不承受這種“時差”所造成的苦澀后果。

性工作者：被國家定義的身體

如上所述，因為結構性的原因，同樣的疫情沖擊對于日本社會的男女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不管是職場還是家庭，女性都處在一種“腹背受敵”的狀態之中。而要說能最直接體現出女性困境的職業的話還要數日本的性工作者們。事實上，圍繞著她們展開的爭議貫徹了疫情發展的各個階段。權力對于她們身體的規訓也體現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宏觀運轉邏輯。

首先，上文中提到安倍政府在疫情擴散的初期宣布學校停課并在后續公布了對監護人的停業補償。但相關規定中卻增加了對陪酒和性服務等行業（在日本一般統稱為“風俗業”）的排除條款。官方給出的理由是用公共的稅金去補助這些行業“不適當”。此舉很快遭到了各界的非議。事實上，從疫情一開始，“夜晚的行業”就被輿論認定為是感染的一大源頭。如果承認這種可能有偏見的論斷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么對于相關從業者的補助就應該更加充分從而讓她們斷絕私下營業，而不是可能讓她們不得不繼續的反向激勵。在反對職業歧視的萬人聯署等壓力之下，厚生勞動省在4月7日終于宣布“風俗業”工作者停業來照顧孩子也可以和其他職業一樣享受補助。但對風俗業熟悉的評論家還是指出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有的問題。目前，許多從業者和店鋪之間是以“項目委托”而不是“長期契約”的形式來進行工作的。這意味她們能收到的補助要比諸如夜店經理等正式員工少將近一半（又回到經濟雙重構造的問題）。同時，在申請補助時她們需要提供完整的個人信息以及以往的稅務證明。雖然目前還沒有業者申請補助的明確數據，但社會對于風俗業的負面認知以及她們所處的困境似乎讓總體上的預期無法樂觀。

緊接著，在進入到緊急狀態之后，為了穩定經濟的運行政府又陸續推出了對企業的持續補償金和房租補貼等強力政策。但同樣的，以風俗業為主體的公司又因為相同的理由被排除在了范圍之外。2020年的9月，一家關西的風俗業者以這種排除違反憲法為由把國家告上法庭，相關審理還沒有最終的結果。但和休業照顧孩子時不同，這次政府并沒有因為反對的聲音而進行補救。雖然政府的決策往往是多重原因的復合結果，但權力對于女性身體應然性的認知無疑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作為“母親”的風俗業者在一波三折后最終至少在形式上可以得到補償，而作為“勞動者”的風俗業者卻被徹底拒絕。對于權力來說，女性的“生產力”只有在她可以幫助社會實現“再生產”時才被承認。而性工作者們不和生育直接關聯的服務內容也很自然的不被認為需要幫助。雖然風俗行業因為它的特殊性而站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社會總體對于女性的對待又何嘗不是貫徹了相似的邏輯，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小結

新冠疫情對日本社會的沖擊最刺眼的一個衡量指標大概就是自殺率了。僅拿去年10月的統計來說，男性的自殺率比前年同月增加了22%，而女性則增加了83%。用數字來比較同樣是悲慘性的事件并不完全有效，更何況一個性別家庭成員的自殺往往和另一性的境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但在社會保障網出現裂縫之時，事實上處在弱勢地位的女性所受到的打擊更為強烈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雙重的勞動力市場構造以及沒有與時俱進的家庭政策決定了性別不平等在新冠影響下日本的具體呈現方式。正如國際貨幣組織所警告的，“疫情可能把全球范圍內過去30年取得的性別平等成就一并抹除”。這一世界共通的問題急迫需要各國從自身社會特殊的條件出發來尋找最為恰當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