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卸下美國總統一職的特朗普在四年任期內給美國留下了自己的烙印，特色鮮明且代價高昂。美國媒體將此總結為：“美國光輝正在褪去，民主的理想漸被掏空，全世界都受到了特朗普時代的創傷。他留下了一個自由被削弱的政治舞臺和不安定的全球局勢。”

現代美國脫胎于一系列重要的社會共識，這些共識表現為主流社會對于憲法、民主、法治、平等、國際秩序的基本看法。歷史上，重要共識的動搖或撕裂，曾經造成了嚴重的災難。對于奴隸制和種族平等的不同理解，就曾經導致了殘酷的內戰和重大的傷亡，乃至國家的分裂。對于國際秩序的理解導致美國參與了歷次國際戰爭，乃至兩次世界大戰。

上述共識是美國社會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歷史遺產，并指引著這個國家面對不同時代的挑戰，并以此為基礎造就了現代的美國。但在特朗普時代，一些重要的價值共識、上層建筑和基本制度遭到了動搖。

被動搖的共識、上層建筑和基本制度

第一，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傾向削弱了政治共識。美國的競選歷史上不乏以變革者形象出現的候選人，但變革方案卻有著天壤之別，是走向未來還是退回過去，是增進共識還是增加分裂，可謂大相徑庭。相比于最近的變革者奧巴馬，特朗普的變革方案顯然傾向于民粹主義，更多地屬于顛覆而非建構，選擇倒退而非進步，傾向于零和而非正和。

奧巴馬并非長期依靠特定群體的不安全感和憤怒感維持支持率。奧巴馬任期的一系列變革措施，從醫改法案、改善少數人群體處境、環保新能源的經濟政策，到新的多邊貿易規則等，總體上是在做加法，導向是試圖走在時代的前面。如果說奧巴馬政府時期是努力增強美國社會的共識，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則處于嚴重的社會撕裂中，公共生活中以社會階層、地區、產業、膚色進行政治動員的傾向加強了，意識形態分歧與群體極化現象比以往更明顯了。

此外，特朗普是第一位越過官僚體制，通過網絡、自媒體向民眾直接發聲的總統，政治前所未有地侵入到社會文化層面，進入到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民粹主義在選舉期間達到高潮，出現挑戰美國政體的極端現象，并幾乎動搖美國的政治運行。

第二，特朗普時代族群矛盾重回公共空間。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移民國家，也是種族歷史包袱最重的社會，有著世界上最復雜的族群結構，可以說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族群關系的變遷史。建國伊始，這就是一個集近代最新制度設計與古代最野蠻的奴隸制于一身的國家，經歷了奴隸制和平權運動，從憲法修正案到司法判例再到國會民權立法，從種族歧視到反歧視再到反向歧視訴訟的艱難法治變遷，最終才逐步形成了理解差異、尊重多元的社會價值共識，以及平等與非歧視的種族關系準則，當上述價值共識與行為準則被人們廣泛接受并自覺遵守時，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正確”反映了社會對歷史真相的深刻認知，對于公平、正義、文明的基本理解，而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對道德權威的臣服。這些寶貴的共識，使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血統，不同出生地的人們得以相互尊重、彼此共處。

但是過去的四年里，種族言論開始在公共空間回潮，曾經的竊竊私語變得公開而嘹亮，新一輪種族騷亂與種族暴力席卷全國。雖然美國反歧視法律制度依然牢固，平等與反歧視依然是主流觀念，但種族偏見顯現，社會共識弱化，族群關系撕裂，確實反映了特朗普時代族群關系的某種特征，而特朗普在種族、性別議題上的超常規言行，對這種局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三，進步主義停滯，保守主義回潮。在如何改善少數人群體的處境問題上，特朗普時代乏善可陳，而且在少數族群平等問題上持搖擺態度，在女性尊嚴與地位問題上持爭議立場，在移民問題上推出排斥政策，在國際關系上采取單邊主義方案。這并不是說特朗普具有嚴重的道德問題，但起碼讓人懷疑特朗普在美國面臨的諸多現代性議題上脫離時代，似乎代表著部分在上世紀40年代出生、帶有大男子主義的白人、老年、富裕群體的觀念。在多元化的時代，這種觀念已經暮色沉沉，并不代表世界的未來。

第四，用不成功的非傳統商業模式治理政府。特朗普管理政府的諸多方式帶有顯著的公司管理風格。當然，“治大國如烹小鮮”，公司管理方式并非完全不能用于國家治理，事實上，美國大量的官員來自于企業管理層。但問題是特朗普恰恰是一個不成功的企業管理者，其原始財富來自于繼承或贈與，其公司經營幾度瀕臨破產，至今拒絕公布個人稅單。自上任以來，特朗普政府在諸多方面始終運轉不良，政務官團隊長期處于缺額狀態，尤其是在處理諸如公共衛生等專業技術工作中漏洞百出。

最后，特朗普政府回應世界變局的方式極為簡陋，事實證明特朗普版本的美國優先方案無法有效回應美國遇到的時代挑戰。

面對時代性挑戰，這次美國會給出怎樣的答卷？

如果說民主與法治是權力的牢籠，特朗普是最接近牢籠邊界的“囚徒”，他任性地晃動柵欄，暴打了看守，驚嚇了國家，但最終依然被關在籠中，并悻悻而去。

特朗普的離任為美國自我修復提供了一次機會，那么如何理解特朗普時代的諸多后果？

毫無疑問，特朗普時代的衰退，是相對于美國曾經的成就而言，只是發生在拋物線頂部的一次向右波動，就此做出美國已經走向整體性衰落顯然過于輕率。實際上，當今世界早已走出了以力為雄的時代，國家的價值并不在于追求強權，國家興衰也并非取決于絕對實力的消長，而在于能否以現代文明為準則面對國民、社會與世界。野蠻與文明之間橫亙著巨大的天塹，從野蠻到文明是一次漫長而痛苦的蛻變，反過來，從文明退回野蠻也注定阻力重重。品嘗過文明滋味人們又怎會向往野蠻。從這個意義上，認識美國乃至認識世界，都需要站在人類現代文明的坐標上，知道彼此的位置，否則毫無意義。

現代國家因何而興衰，因何而自立，現代國家的命運主要取決于能否及時回應時代的挑戰，能否在恰當的時刻以現代文明戰勝歷史痼疾，以政治文明傾聽每個群體的心聲，以法治文明規范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以社會和解尋求共識、彌合裂痕、治愈創傷，最終才談得上承擔國際責任，回應人類的時代性挑戰與共同性議題。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在近現代歷史上曾經做出過自己的答卷，跨過了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澤，抗爭過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痼疾，戰勝過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的威脅，摒棄過孤立主義、麥卡錫主義，今天美國人也用選票讓特朗普離開。

實際上，美國依然擁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新舊政府輪替是修復能力的體現，更是展現修復能力的機會。特朗普試圖破壞這種能力，但遭遇了失敗。拜登時代的首要任務將是修復和糾偏，然后才談得上重塑與建構，關注美國時代挑戰，重塑美國社會共識，重新校準內外政策，更新解決問題方案，這種自我修復能力實際上就是美國重新建立國際信心與影響力的契機。這取決于新政府在多長時間內，在多大程度上修復特朗普時代的創傷。這些創傷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對于變動中的國際秩序，以及國內經濟社會變遷的焦慮、困惑與誤讀。當上述焦慮與困惑以一種狹隘、短視、過時、功利且極具個人風格的方式表現出來時，就是所謂的特朗普主義。

當然，不能說特朗普任期內一無是處，但諸多證據表明特朗普并沒有為擔任變革時代的美國總統做好準備，毫無疑問他發現了重要問題，但缺乏解決問題的恰當方案，其制造、加劇的問題和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許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可以說，特朗普是帶著不甘與問題離開的，至于特朗普是否會回來，特朗普主義是否會長在，則受制于美國社會重新凝聚共識的能力，也取決于新政府以何種方案有效回應國內與國際的時代挑戰。而特朗普背后近7400萬張選票，必然將使新政府面臨一場艱難的苦斗。

（作者系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哈佛大學周丹，四川大學李瑋慈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