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8日，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在上海地產集團、世博文旅主辦的“城市更新，文化隨行，共美空間文化主題講座”發表演講，本文系錄音整理稿并經作者本人審閱。

上海是一座有底蘊有文化特色的城市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讓我來講這個題目。我才明白這是一個正確的地點、正確的時間。正確在于地產集團，這個是上海最大的“地主”，是決定城市市政關鍵的機構。1930年代上海租界南京路、外灘最大的地主是哈同、沙遜，決定了當時的城市面貌。土地的持有者對市政最有發言權，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

正確的時間，我覺得這兩年談“城市更新”題目越來越熱，城市改造中的“公共空間”談的更多，以前是復旦做哲學、做歷史的人談，現在同濟做規劃、做建筑的也談“公共性”，太好了！我的研究有一個領域是上海史，為了搞懂上海，我們需要把上海看作一個城市主體，要了解它的本質和特征，還要和其他城市作比較。我們看這個城市本質是什么？這個城市源于海港，即我講的“以港興市”，鑄就了它的早期特征。然后比較它的特點，我們常常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或者“西方的紐約”——后面這個比較少提，是1925年英文《上海指南》上說的，上海在時區上處在紐約的西面。上海和這些城市是相當的，完全可以比較，不須攀附。上海當然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它在七百多年的發展中，跟中國其他的城市都不一樣，當然也和巴黎、紐約很不一樣，這個一看就明白。但是我們還是喜歡對標，喜歡比較，因為需要?，F在是把上海作北、上、廣、深的比較，我和周振鶴教授意見一致，深圳不可以跟上海比，我們指的是比文化。三十年前，深圳確實是一個小漁村，但說上海在開埠之前是個小漁村，我們是不同意的。1842年開埠之前，上海已經是一座都邑城市。不能說上海已經可以跟蘇州、杭州一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是宋代定了的，《馬可·波羅游記》里也這么說。上海的經濟在萬歷年間登峰造極，乾隆年間的開埠，奠定了上海作為“南吳壯縣”“東南都會”的地位。1850年代以前，上海的市政格局和蘇杭相比有差距，但不是一個小地方，已經是通都大邑。這個可以用“十六鋪”來證明，可惜十多年前已經拆光了，目前留下了一片“老碼頭”。上海是有文化底蘊的一個城市，說上海本來沒有文化，這個錯誤說法一定要糾正過來。現在講“海派文化”之前還有“江南文化”，這是對的。糾正過來，我們才可以正確的方式講文化遺產保護，講城市文化的“公共性”。有文化，要保護，這一點大家比較一致了。

公共性是上海與生俱來的特征

我們一般講西方城市有公共性，中國城市缺乏公共性。一般地講，這是對的。中國大部分的城市起源于都、府、州、縣、衛，宮殿、衙門和營房建筑是封閉機構，缺乏公共性，這是對的。但是，像上海這樣“以港興市”的城市，航運、貿易、商業、手工業、金融業、娛樂業，都是開放產業，天然地具有“公共性”，是另當別論的。2008年，外灘改造完成，防汛墻外拓，過境車輛走隧道?？臻g大開，眼睛一亮，伍江教授、陳丹燕作家和報道記者稱這是上海城市“會客廳”“公共空間”，真是很恰當。最近北外灘拆除揚子江碼頭，也將建造上海的“世界會客廳”，我們還在焦慮地期待。

上海城市的公共性一直就比較強，在國內城市比更是如此?，F在提公共性，也提文化遺產保護，城市更新要有延續性，十年、二十年前大家都不大愿意聽。住新房子不好嗎？老百姓也要拆！這個道理，需要慢慢講，好在現在大家至少有了共識，城市更新應該是有序的，城市文化遺產其實是上海最可保護的東西。我小時候上海在工業、商業、科技、教育、醫療領域在全國具有巨大的優勢，如今，與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在一些領域的位置與此前不同了。還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方式，文化品位，消費習慣，社會風俗等等，這些東西都附著在城市建筑、傳統街區和制度習俗，即所謂城市文化遺產上，旅游、演藝、消費、房產、創意文化產業都要靠它們了。現在比較，我們不是單講發展“硬道理”，也開始講一些文化“軟實力”。上海的文化遺產就是城市的軟實力，拆了不但可惜，而且令我們喪失競爭力。其實，軟實力有時候是很過硬的，我遇見不少朋友，中外都有，他們離開北京，定居上海，都是說胡同拆光以后，沒有“北京味兒”了，上海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還有保存。

“公共空間”和“公共性”，涉及到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城市規劃和建筑等許多領域。地產集團學建筑的比較多，我有時候也和同濟的老師在一起談問題，我很高興鄭時齡院士和伍江校長，也和我們持相同和相似的看法。

不同學科之間的一個聚焦，就是“城市”。七八十年代以后，社會學家對美國新英格蘭、中西部大城市的衰退現象注意研究，但市政當局的“城市更新”卻束手無策，只能任由郊區化，老市區狀況急劇下降。今天美國的“銹帶”如底特律、密爾沃基、哥倫布等城市的很多社區都是鬼城。大城市市區的衰退問題，已經在最近兩次大選暴露無遺。歐洲面臨一樣的情況，但因為有文化遺產支撐，巴黎、倫敦、漢堡的情況看上去還好很多。這幾年的“市區重建”和“城市更新”，紐約、芝加哥、匹茲堡、巴爾的摩等城市都已經慢慢好起來了，辦法就是利用文化遺產資源，重振房地，創意和文旅產業。

“郊區化”不能解決城市病，更不能消除大城市內部的社會矛盾，它造成的最大問題就是市中心生活失去“公共性”的同時，郊區生活陷入了封閉性。美國哈佛大學帕特南教授有一篇論文《孤獨的保齡球》（Bowling Alone），講的就是郊區化以后，社區崩潰，公共交往減少后，市民社會質量下降。非常遺憾的是，上海九十年代以來的郊區化也產生了同樣的問題。上海中環以外建造的小區樓盤，一個個都很大，封閉式的，公共設施缺乏，有也是集中在Mall里面，小區的社會生活的公共性比市區生活差很多。小區大就不容易交流，設施少更沒有公共性。我們為什么喜歡去歐洲旅游，歐洲的老市區更新較好。我們在羅馬，看到得到二千年前的遺址，但室內的空調、抽水馬桶都有。米蘭的DOMO大教堂是中世紀的，大商場Galleria是十九世紀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功能基本上還是保存在市中心原來的大樓、街區中運轉。羅馬是首都，政府功能太強，公共性也差。但是，很多老的建筑、街道、社區，靠旅游業維持下來，看上去確實很美。我曾經寫過文章，巴黎是現代高速節奏和傳統休閑生活結合得最好的城市，塞納河邊上可以飆車，也有古老的舊書攤。這個城市既有中世紀，也有十九世紀，還有二十世紀的蓬皮杜中心，城市的延續性非常好。

中國城市的公共性原來就不夠，中國城市的起源。“六大古都”都是按照軍事要塞和行政中心的職能建立的。行政中心是自上而下的，不是雅典、羅馬，是為了商業、貿易、航海，為了市民生活，按照市民的制度來布置的。中國現在的大城市，大多是在古代的都、府、縣三個等級城市基礎上建立的，都起源于行政城市。要么是一個軍事堡壘，北京在元代之前是一個軍事要地。都城、要塞的公共性是很差的，唐代長安都城里的街巷禁開窗戶。宋代開封、臨安好很多，才有“清明上河圖”。直到清朝的北京胡同，都城生活都關在四合院、王府里，社區本身是封閉的，和上海十九世紀福州路、張園的馬路生活完全是兩個世界。

行政城市最重要的空間都集中在衙門附近，“衙前街”“學前街”“校場路”，“學前街”是文廟前，校場是練兵場。上海也有縣衙、學宮、校場，但是上海城市的重心不在城里，而是在城東門外面。清代“十六鋪”遠比城中“虹橋”繁榮。從一開始，從730年前建縣開始，上海這個城市其實是一個老百姓的城市，這一點是很可貴的。“上?！笔鞘裁?？上海鎮，在宋代的市舶務，是個海關稅務機構，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向這里通海的商人收稅，看中的是碼頭。所以我定性上海是“以港興市”，先港口，后有上海。這個海港不是從鴉片戰爭以后才開始的，宋代上海就是一個通江達海的港口，南至福建、廣東，北至天津、山東，交往范圍數千里。上海從碼頭、集市、商業、加工業發展起來，而不是從衙門起源的。上海有民間性、商業性、交往性，這些特性加起來，就是“公共性”。

“以港興市”引來了“五方雜處”。各地商人聚居在上海十六鋪，自發組織，由此產生了一種重要的“公共性”，即同鄉、同業會館。生意人聚在一起談論問題，討論規矩，判誰對誰錯，該獎該罰。這些職能在西方是法院，在中國很多就在會館。上海保留下來的好幾個大院子，福建人的三山會館，山東人的商船會館，蘇州人的錢業會館，這幾個都在最近十幾年里作為文物保留和修復了。錢業會館移建到豫園的東北角，但拆掉的很多，如廣肇公所、四明公所，非?？上А４騻€不恰當的比喻，錢業會館相當于乾隆年間的金融俱樂部，商船會館是當時的航運交易所，三山會館是福建人商會，廣肇會館是廣東人俱樂部。后面這兩個會館還在上海鬧出“小刀會”，很有紀念意義。上海有那么多寧波人，西藏路市百一店北邊的四明公所新會所，是一幢很堅固的西式大樓，也有百年歷史了。虞洽卿、王正廷多少名人在里面開會演講，它的公共性是很強的。這些拆了就很可惜。

上海公共性的起源除了本土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來源，即存在了一百年的租界，這個需要好好地說，但今天時間不夠。對租界的認識，一說就是殖民地。實際情況遠比大批判要復雜，上海城市的主體是租界，“北市”超過了“南市”。但是，上海租界不是殖民地，我一直試圖跟大家講租界不是殖民地，租界就是租界，它們是清政府租借給外僑的完全自治區，也就相當于現在的街道、區級行政。到民國的時候，華人代表“華董”也參加到這個自治體內，在法律上就是一個區級自治政府。浦東開發的時候，陸家嘴搞土地批發，當時有批評說你們又要搞租界殖民地了，我說陸家嘴連租界都不是，因為開發區行政權在上海市政府。上海不是殖民地，但上海確實像殖民地香港一樣，引進了非常完善的英美法體系，獨立運作了一百多年，甚至比許多殖民地城市還要完備。這個是上海“公共性”的重要來源。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向全世界各大城市輸出了現代市政制度，像上海的銀行制度，就是從英格蘭、蘇格蘭式的簿記制度過來的，后來本地的錢莊卷進去了，現代化了。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美國輸出了基督教，所以上海的教堂很多。各教派附屬建造的大學、中學、醫院、出版社、報館、博物館、圖書館建筑更是不計其數。有一個大約的數字，上海房地產代為經租的大樓、公寓、新村，絕大部分都是教區資產。上海的涉教建筑比現在要多的多，現在留下來的還有很多。我們知道，教會的公共性是很強的，西方市政制度中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教會的。另外，現代市政制度的就是圍繞公共性建立的，上海福州路的工部局大樓就是典型的Civic Hall，是市民代表議政的地方，具有公共性。當然三輪車夫也不可以隨便進去，但是一般體面市民、生意人是可以進去的。接待大廳是按照歐洲市政廳格局來設計的。這幢大樓要改造，十年前聽說有方案是做“市民活動中心”，完全正確，這幾年就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了，反正要更新改造。

圍繞大型公共建筑更新、改造和擴大城市公共空間，總是能夠取得很好效果。我們有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如今的“徐家匯源”，以徐家匯大教堂為中心，氣象局謙讓地拆除次要建筑，騰出空間，世紀集團在那邊做一個“徐家匯書院”，邊上有主教府、藏書樓、徐匯中學、氣象博物館、徐光啟墓，一個完整的文化型公共空間，非常優美地呈現出來，將來會成為上海最好的社區之一。相反，南市董家渡堂雖然保留了，但周圍老的附屬建筑都拆除了，陸家、朱家、馬家、艾家等大家族的遺跡都不見了，孤零零地沒有社區感，原來的公共空間反而逆傳為封閉式社區了。從外灘源到徐家匯源，上海東西這兩源，都是我們爭取后定名的，確實是上海文化起源時期的兩塊最重要的公共空間。現在我們把徐家匯源和外灘源作為上海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只能說是兩個都是。其實，虹口更是“海派文化”之源。北外灘的虹口地區是更早的海派文化發源地，現在上上下下都是肯定了海派文化，以前海派文化是不大好講的，有些確實是糟粕。然而，海派文化的精華，就是它的市民性、公共性。

福州路八十年代還被稱為“文化街”，現在已經衰敗了，眾多的文化遺產已經難以更新和利用了。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里，福州路的公共生活是不得了的。中國所有的重要報館，如《申報》《新聞報》；中國最重要的出版社，如商務、中華、開明、生活都在那里。新聞、出版也是一個公共空間，就像今天數字化網絡也是一個空間，我們把網絡稱為虛擬空間，福州路是一個實體空間，有茶館、酒樓、劇院，當然也包括妓院、書寓、堂子。一百年前，這個是上海、中國和亞洲最大的市民空間，人們拿它和倫敦“艦隊街”相比，里面就產生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等。福州路的輝煌無與倫比，但這樣擱置、荒廢下去，它的文化遺產都要散失光了。和福州路齊名的是張園，靜安區政府在修復大中里的時候，也在恢復張園，希望能夠把這個參與締造中華民國的場所修復起來，保存給中國人。

我寫過一本小冊子《南京路：東方全球主義的誕生》，我把南京路定義為早期全球化的成功案例，比今天的“全球化”更成功。南京路有四大百貨，先施、永安、新興、大興，都是廣東人做的。大家很少提起，前面還有英國人的老四大百貨，即福利、惠羅、泰興、連卡佛，既有全球化，又有地方化，是上海人自己的“全球化”。這次南京路修得很好，東端把河南路到外灘連接起來了，有幾處是按照維多利亞風格來修的，看上去很漂亮。世界上不是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文化遺產，全世界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包括像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悉尼、奧克蘭、香港、孟買這些城市，很多大樓看起來和上海很像，但上海在其中肯定是第一的。舊金山是1849年起來的，上海開埠還比它早幾年；芝加哥是1837年建市的，早于上海開埠幾年，但經過1871年大火，很多大樓和街區和上海差不多同期建造，有幾座教堂、發電廠、百貨大樓非常相像，修整得很好。像上海1920年代的南京路建造規模，是超過世界大部分城市的，南京路上新、舊四大公司，這個是其它城市沒有的。上海人為什么懷念南京路和1920年代，因為全國人民一到上海，就有一種解放感，一種在“大世界”才有的釋放，這就有公共性在起作用。

城市更新的前提是延續

講城市的延續性，最好的案例當然還是羅馬。羅馬這個城市在地面上就可以看到兩千年脈絡，威尼斯宮的建材取自古羅馬廢墟，有幾處還露出古代紅磚墻，很多人家仍然住在中世紀的房子里。西安也有兩千年歷史，但在地面上基本看不到，要到陵墓里去看，上面都燒掉了。中國人喜歡拆燒前朝建筑，這是根深蒂固的。嬴政、項羽、劉邦如此，劉徹、王莽、李世民、朱元璋也都差不多。滿清努爾哈赤、多爾袞以“清承明制”的口號，倒是沒有拆掉紫禁城，是個例外。中國城市的延續性不好，歐洲是好的，以前美國也不好，也是攤大餅擴張，建一塊，放棄一塊。

1850年代，巴黎有一個城市改造的“奧斯曼計劃”，在中世紀蜘蛛網一般的街道里開出了幾條大馬路和廣場，如圣日耳曼大街，圣米歇爾廣場等，增加了公共空間。但很快發現這樣的剖膛開肚對文化遺產的破壞很大，就適可而止了。于是，我們看到的巴黎城市的尺度適宜，新舊互補，既有活力，又有品味。巴黎當時也想大拆大建，效果不好，就停下來慢慢規劃，想明白了再改造、更新，今天的巴黎基本上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有些十六、十七世紀的老社區也存了下來，特別有味道，如東北角的瑪黑社區，原來是一個沼澤地，破破爛爛的，改造好了是巴黎最有魅力的時尚地帶。

上海的“江南文化”時期留下了很多明清園林、書樓、大宅邸，豫園、文廟、書隱樓、九間樓只是殘存下來的極少數。上海的十九、二十世紀留下的社區遺產更是輝煌。上海結合了東方和西方的，“海派文化”時期的魔都建筑，外灘一線至河南路以東的“萬國建筑博覽”是基本保存下來了，西區徐匯的衡復風貌區也大致能夠留下來。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南外灘的十六鋪，拆得太多了，城市記憶消失了，這是上?！耙愿叟d市”的源頭?。哪纤伍_始算是一千年呢！

城市記憶毀去以后，整個城市的文化品位、地位是下降的。北四川路、乍浦路、海寧路這一帶，是上海和中國電影工業的發祥地，那個地方是有一連串近十家電影院，當年商務印書館拍一部膠片，在一百米范圍內跑片放映，就產生了中國的電影工業?？上А袄赚斔埂焙缈诖髴蛟阂呀洸鸬袅?，上海的電影產業和巴黎、紐約、好萊塢是同期的，現在是一點影子都沒有了。拆掉以后，新建筑的雷同相似也是一個很要命的問題?，F在一、二線城市，上北廣深、蘇杭寧，都造得差不多?；蛟S將來還會慢慢發展出來自己的特點，但今天看上去就是千篇一律的樣子。建筑設計院用一張圖紙，修修改改，東西南北到處造。我發現深圳的一幢大樓，和徐家匯公園東側的一模一樣。最近二十年上海有“鄔達克熱”，為什么懷念鄔達克？他是當年上海的房地產商從歐洲找來的。公和洋行等設計事務所設計標準建筑，需要鄔達克這樣的個人事務所設計一些有個性的建筑。他果然提供了許多意大利、西班牙、拜占庭、英國鄉村，以及現代派式樣建筑。鄔達克的每幢房子都有個性，都是獨家設計。當年上海還有很多建筑師，從賓大、從巴黎回來的，最晚還有德國包豪斯學派的。

前面說了，外灘源、徐家匯源，還有豫園商城的更新改造，都算是蠻成功的。條件有限，目前能夠保存下來就好，有教授要求原汁原味的保護，現有功能不得轉換，這做不到，也不符合“更新”原理。比如說新天地、田子坊原來都是居民區，是住宅的功能。轉成商業、休閑、創意產業，我覺得是可以的，要不然什么都保不下來。建筑的功能轉換經常進行，你看1948年的上海老地圖，很多街面房子是開店的，五十年代以后才把排門板拆掉，封閉起來。當然，像目前武康路這樣，不改變居住功能，保留民國街道風貌，又能成為打卡勝地，就更好了。徐匯區文化局在開發武康路歷史文化名街的時候，就有想法，不改變功能。一報上去就批準了，因為武康路的文化遺產實在太豐富了，每一幢房子都是名人故居，樓房和環境又很好，都是三四十年代建造的，外僑離開后，汪偽、國民黨高官進去住，后來老干部又進去住，房管所一直是修的，房子的狀態很好，現在變成了風貌區一部分。伍江、陳丹燕提出“永不拓寬的馬路”，尺度和功能不改變，這是最好的。但是，武康路上的商業化也很厲害，我希望是適可而止，不要再變成一個大的商業區。

這波徐家匯商圈的改造，用連廊貫穿五條馬路匯聚的放射圈，是非常好的方案。徐家匯商圈經歷繁榮之后，最近十幾年陷入困境，公共空間缺乏，馬路分隔嚴重，游客、顧客難以導入，很少逗留。現在有三層空間，空中用連廊連接，下面是地面溝通，地下是地鐵通道，徐家匯就有三層交通空間，完全是立體的，然后就做成了一個系統的公共空間。徐家匯源中心地帶不斷整修，遠處徐家匯中心建造浦西最高、最大體量建筑，這個會比以前好很多。徐匯區的很多人現在都認為，當年徐家匯商圈可以挪到萬體館那里建造，留下徐家匯文化遺產申報世界級非遺，培育5A文旅景區，對上海城市更加有利。然而，木已成舟，往事不可追溯，目前的改進方案，是對三十年前改造方案的補救。

好城市是修出來的

經過一百七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上海，老上海已經是一個巨型城市。留下來的社區體量非常大。1950年代就有500萬人口，光是中山路內環線內的老市區，就存有上億平方米的老建筑。我們可以用數據樹立這樣的概念，1845年開始的英租界，外灘到河南路這塊僅835畝，后來美國就在虹口又拿了一塊地。1848年，英租界擴展到2820畝，1893年又拓展到1萬多，最后1899年公共租界一共獲得了33000多畝。50年間增加了41.7倍，年均增長是7.8%。法租界、華界的情況也差不多，只是閘北、南市、吳淞、江灣、五角場被戰火摧毀，不然老城市的建筑體量更是驚人。上海的經濟動力強，城市建筑面積擴展非?？?，以速率論是比今天還要快。一百幾十年里，上海的建造風格經歷了東印度公司式、維多利亞式、仿文藝復興式、歐洲鄉村風格式、美國Art deco式和現代派式樣，建筑史學者認為上海市全球城市中式樣最豐富的城市，稱之為上海的“黃金時代”。

上海就是這樣的，從十六鋪（南外灘）開始，沿著黃浦江一步一步往下走，外灘、北外灘，到楊樹浦東外灘，然后到軍工路，再出吳淞口，入江入海。當初民國“大上?！表槕拔拿}”，選擇江灣建造五角場是對的，上海走過了這樣一個“以港興市”沿江發展的過程。但是，沒有注意到的是，1900年代上海出現了一股沿“大馬路”往西發展的路線，公共租界從南京路，加上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這五、六條馬路，一起往西擴展。主力是南京路，通過靜安寺路、愚園路、虹橋路，一直往西。這條“文脈”到1930年代開始顯露出來，“一·二八”、“八一三”戰火摧殘之后，滬北、滬南、滬東凋謝，滬西就一下子凸顯出來了。直到今天，仍然沿著接下去的虹橋、徐涇、趙巷往西發展。大家去查一查，這里是上海土地拍賣的密集成交區，價格也是最高。我一直說，上海的房地產和社區開發是“東進”，還是“西拓”，這是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北上”和“南下”的功力都不強，只有同時能夠連接江蘇、浙江的“西拓”，即青浦方向，動能儲備最足。到了20世紀的時候，上海沿南京路往西走，才造就了哈同。哈同是南京路、靜安寺路的大地主，據說三分之二地皮是他的?，F在的展覽中心中蘇友好大廈，原來是他的“愛儷園”。

上海核心的競爭力是文化，不僅是精神層面的“海派文化”，還是物質層面的社區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改造、更新的時候，應該把文化的因素放進去。我們城市的發展是超乎尋常的，它留下來的遺產也是眾多的。上海原來有很多核心競爭力，比如說上海有中國最早最大的現代航運、貿易、工商、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事業，這些都有建筑留下的。遠東的金融中心，中國現代工業發祥地，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怡和紗廠、英美煙草，現在都還有遺跡可尋。1950年代以后，“支內”“外遷”“回鄉”“社隊企業”，上海巨大的產業規模都跑到江蘇、浙江去了，產業優勢已經沒有了。今天的區域開發，有一塊地方是我很贊成，就是臨港重大裝備產業區。上海要有產業，東京的強勁，在于它有很多產業。上海二、三千萬人口，沒有工商業繁榮，這樣規模的城市難以維持，上海在醫療、教育、科技上有地區優勢，醫院、大學和科研院所還是可以進入Top 10。瑞金、中山、華山、仁濟還是好的，復旦、交大、同濟也不錯，但我覺得最具優勢的一塊，還是城市的綜合文化實力。我說的是城市文化在整體上的國際化、民間性和公共性，這方面上海甚至是不比北京差，比深圳、廣州、南京、蘇州、杭州、武漢、成都、重慶肯定要好很多。上海城市的文化遺產其實要比他們豐富，所以要在城市更新過程中認真對待。

其實，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有不少經驗。前面提到的“保持城市發展的文脈”，“永不拓寬的馬路”，“可供行走的城市”都是上海學者提出來的。北京的胡同原來是可以串的，現在大部分拆了。沒拆的被裝修改造成富豪的深宅大院，公共性反而差了。親近市民，才是城市的要義。上海舊市區的馬路還行走、交流，人們在這里創造新的生活，還有生機。北京的馬路，大院很大，機關很多，走半小時也找不到24小時便利店，很多有意思的活動都在封閉空間里進行，普通市民會覺得不夠親近。最近宗明副市長主編城市讀本《建筑可閱讀》，又傳出了一個理念，即城市建筑和社區可以作為文化資源來欣賞，也作為文化產業來發展。建筑文化確實是可以賞玩的，可以經營的。很多人委托我們設計行走路線，一條路線就可以走半天，坐下來吃午飯，下午有空可以再走，這就是文旅結合的事業了。疫情當前，出國出不去，連江、浙臨省的邊界也時續時斷，大家只能行走自己的城市，深度旅游，于是我們發現了很多有意思的城市空間。江、浙和全國游客不能出國，到上海來看外灘，看徐家匯，看武康路，是半出國，小出國。前幾天一個報道說上海的咖啡館已經是全世界各大城市當中最多的，這個報道我相信，外國人喝咖啡可以在家里，上海人把喝咖啡當作交往方式，要在公共空間里喝，這就導致咖啡館數量大增。上海的咖啡館肯定比北京、深圳、廣州多，一方面是傳統文化，一方面是空間特征。85度C在上海開首店的時候說了一句很不得體的話，說要把臺灣的咖啡文化帶給上海，他們不知本埠的咖啡傳統要深厚得多。

說到現在，我主張，就是說一個好的城市，不是造出來的，而是修出來的。建造的時候，設計師的設計總是有缺陷，不完善，和環境不協調的。但是，可以慢慢地改，最后就變成了一個好的建筑、好的社區。這個道理上次在思南公館和伍江教授討論時提出來，大家都贊成。城市不是翻大餅，不斷拆了造，造了拆。從這個角度來講，徐家匯源比陸家嘴有意思得多，社區活力也更強。愚園路這幾年也火了，主要的功勞是徐錦江總編不斷地寫。愚園路街道就去修了，現在修出來的這個樣子是很好的，說不定就能改造成一個新的好社區了。

上海還曾經提出一個很好的主張，即“以人為本的城市”。這個口號是世博會以前就說了，以人的尺度，人文價值的尺度建造和改造我們的城市，這是根本的理念。2010年世博會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以人為本”的價值體現。

如今，上海決定把世博園舊址還給市民，開發成“世博文化公園”，這將成為與紐約中央公園、舊金山金門公園同等規模的大都市腹心處的公共空間，無疑是全體市民的大福利！自然也會在上海的城市更新歷史上寫下最為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