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王煜 制圖

2013年10月底，孩子不滿三周歲，我們第一次路過“在城長”兒童生活館，一進去我女兒就被生活館環境吸引，好像就是為她準備的空間，毫不客氣開始玩玩具、翻圖書，還天真地問我：“媽媽這里是幼兒園嗎”，我們第一次來，就待到了館內下班時間才回家。

之后近三個月時間，氣溫日漸降低，我們每天都來生活館，女兒一直拿繪本讓我給講，別的孩子也來聽。一開始我是小心翼翼的，擔心別的家庭嫌棄我講的不好。為什么會擔心別人嫌棄呢？因為一直以來因為自己是外地人，漂在北京，總覺得別人家的條件都比我家強，我家肯定是最差的。沒孩子之前，每天忙著做生意，對周圍的人也沒有深入了解，頂多見面打個招呼而已，感覺別人的故事和我也沒關系，好像自己和北京這個城市也沒太大關系。

2020年9月15日，常青藤官園生活館舉辦了社區兒童臉譜繪畫活動。張繡時 圖

記不清哪天自己就成了生活館的志愿者，從此再來生活館，好像變得有點忙了，需要輔導孩子們寫作業，還要整理圖書，管理圖書借閱，偶爾還要幫助準備活動材料和教學用品。與兒童的交流多了，才發現社區里原來有這么多和我家孩子一樣的流動兒童，他們的性格、愛好、見識、家庭各不相同，原以為每個孩子都是天使，是父母的寶貝，他們都在有愛的家庭氛圍下成長，而實事并非如此。

當時官園兒童生活館周邊有好幾家批發市場，還有有名的車公莊早市。生活館里很多孩子的家庭都是做小生意，家長們大都從事買菜賣水果或者流動早市攤販等工作，一年到頭，除了春節，其它時間幾乎都在工作，全年無休也十分正常。家長們忙于打工，孩子只是隨同父母一起生活，雖然同吃同住，但很難說有時間精力陪孩子，對于輔導孩子寫作業、帶孩子去趟公園、與孩子聊聊天或者一起讀個睡前故事等這些簡單的親子互動幾乎都沒有。

2014年底，我從志愿者變成了常青藤官園生活館的全職工作人員。生活館的同事給我的感覺是隨和、放松、自由、尊重，鼓勵提出不同意見，工作氛圍是我原來未曾感受過的。女兒也成了生活館的資深小會員和向導，只要有兒童來館，她都積極的找小伙伴搭話，與小伙伴分享玩具，見面很快就像是相識已久的好友。在社區兒童生活館，孩子放學后能在老師的幫助下完成作業，還能交到朋友，還有系列興趣活動可以參與，每天都過得很充實。看著我女兒和其他孩子的成長，我的世界也開始發生變化，好像打開了了解周圍社區的一扇窗。

在社區兒童生活館，作為流動兒童的媽媽，一開始我是參與者和受益者。來到兒童館工作之后，我從媽媽變成老師，從和孩子的點點滴滴接觸中，我逐漸感受“陪伴” 對孩子成長的意義，并領悟到從事這份工作對自己和家庭的價值。

苗苗的膽小和無處安放的眼神，引起我的關注

當時生活館室內地面鋪有軟地墊，走到門口的苗苗不敢進來，不愿意脫鞋，其他小朋友也起哄說苗苗不洗腳有腳臭，都有拒絕她進來的意思，多事的男生還說她成績不好，大舌頭，說話不清楚。看到眼前的這幕，不自覺地想靠近這個“被嫌棄的孩子”，更想讓她和其他孩子一起學習一起玩耍，我在門口勸說了好久，她才放下顧慮。我用電水壺燒了一壺熱水，倒在平時澆花的盆里，讓苗苗在廁所洗過腳后，再帶她進來，我將她帶到靠墻的位置寫作業。

在之后的日子，我們很快就將地墊撤掉了，孩子們都穿鞋進來，苗苗依然每天獨自來生活館，盡管還有一絲怯生，臉上終于露出了淺淺的微笑，當小朋友在室內扎堆玩耍時，玩熱了會脫外套，只有苗苗，捂到滿頭大汗，還是堅持要穿著外套，當小朋友們在室外盡興地來回奔跑時，苗苗只是慢半拍的小步跑，始終放不開。

苗苗初來生活館，剛讀三年級，老家在安徽蕪湖；哥哥比她大兩歲，一家人住在北京二環內的小胡同內。爸爸送快遞，媽媽經營一間小賣店，賣點蔬菜和日用品，小賣店就一間屋子，前面賣貨，后面一家人起居生活。我第一次去家訪，苗苗媽媽以為生活館也是培訓機構，認為不可能有免費提供輔導和參加活動這樣的好事，“你們愿意輔導就輔導，她愿意去就去，和我沒關系，要交錢了可別找我”——這是原話。

除此之外，家訪發現，苗苗媽媽總是習慣性地說苗苗很笨，而且將原因歸因于自己懷苗苗的時候吃了太多毛雞蛋，還說苗苗比哥哥笨，哥哥也跟著說妹妹很笨。哥哥叫寶寶，兄妹倆人都經常來生活館，苗苗總是說：“寶寶是重要的，我是不重要的”。

作業輔導讓我走近苗苗

緣于苗苗家長和她身邊小伙伴對她的差評，我想從課業輔導上幫助苗苗，讓她的成績提高一點，改變一部分人對她的評價。相處時間長了，我逐漸發現：苗苗除了學習有困難，還缺少基本的照顧自己的生活常識；苗苗說話就像從電視劇學來的語言，特別不自然，也很不自信；別的孩子基本都是和班上同學或小伙伴一起來生活館，苗苗總是獨來獨往。

當時生活館負責作業輔導的是大學生志愿者，苗苗短時間內很難和志愿者敞開心扉，她有難題了還是找我解答，通過半學期的陪伴，她的成績的確有了明顯提高，從曾經不及格到偶爾考個八九十分，她從內心認為只要努力也可以考個好成績。常來生活館的小朋友在看到苗苗的考試成績轉好后，也漸漸改變了對她的看法，逐漸接納了和苗苗一起游戲。苗苗內心的喜悅很快就傳遞到臉上，她終于可以放松地圍坐在孩子堆里玩耍，沒有顯得那么膽怯了。

苗苗開始有更多參與

我陪苗苗寫作業，苗苗完成作業后，經常帶我的女兒一起玩，她們倆在一起時最喜歡畫畫，于是我鼓勵她參加美術小組，剛開始她也是拒絕的，一直否定自己，說自己畫不好，不想參加，怕同學們笑她。我的孩子也幫著拉她一起參加美術小組，就這樣她堅持了三學期，每當生活館的宣傳欄換新的美術作品時，都會用二到三幅苗苗的作品。年底聯歡晚會，作品展示也特意挑選了苗苗的畫作，同伴們看到苗苗的畫作參加展示了，都驚訝地追問苗苗，膽小的她也不敢接話，但紅紅的臉蛋露出開心的笑。

生活館的外出活動，需要大的孩子幫著照看小的，讓她當組長，她怎么也不肯。我試著讓她當了幾次物資保管員，慢慢地苗苗才接受當小組長，一路上照顧年齡尚小的孩子可謹慎了，表現得特別有耐心。我每次活動總結時都會表揚苗苗組長的付出，終于在小小孩子面前，苗苗開始表現出自如和自信了。

如蝸牛的觸角，慢慢地展開

在生活館，多數孩子都會吵鬧，我們在維持秩序時，苗苗總是會主動安靜，似乎是在體諒老師；當別的孩子沒帶橡皮，沒有帶作文紙時，苗苗一定會積極借出自己的文具，與小伙伴們分享。每天晚上苗苗離開生活館，都沒有家長接，我會和我女兒一起送她回去；當我們收拾生活館玩具、整理圖書、打掃衛生的時候，她總是主動幫老師一起整理。苗苗慢慢交到了三兩好朋友，周末她們也會相約來生活館玩或寫作業或畫畫。

苗苗五年級的時候，學校自然實踐課程組織孩子們養蠶，苗苗也養了一小盒。放學后苗苗帶著她的蠶寶寶來生活館告訴我：老師，等我的蠶寶寶長大，它們都會吐絲的，如果結的絲足夠多，我送給你做衣服吧。苗苗簡單的語言，讓我能感受到她內心的變化。我和她一起去公園摘了桑葉，聽她描述著蠶寶寶的未來。

苗苗返鄉讀初中，假期再來生活館

苗苗和哥哥先后都回老家上寄宿制初中。苗苗爸爸還在北京送快遞，苗苗媽媽的小賣店關停了，她去超市工作。每年寒暑假苗苗都會回來北京，也會來生活館，長高了，話少了。還是會主動和老師一起收拾房間，整理圖書，準備手工材料、陪小朋友們下五子棋，也會聊聊平時住校時的學校生活，有時候說著說著就說起老家話了，說在老家上學很辛苦，除了英語在北京打的底子好一點之外，其他都跟不上。還說哥哥在老家沉迷于電子游戲，不想上學了。

孩子回老家了，苗苗媽媽有事就找生活館

倆孩子都在生活館的時候，苗苗媽媽基本沒來過。孩子回老家之后，苗苗媽媽反倒有事就來生活館尋找幫助，比如需要復印某個證件，打印一份證明材料、手機網購后需要退貨，居住卡如何辦理。看到自己租住的地方有房子出租，也會來生活館告訴其他家長，提供租房房源。這樣一來二去，我們和苗苗媽媽比孩子在生活館的時候互動更多，各自也默認了這份靠譜的友誼

2020年12月1日，親子繪本《小藍和伯蒂》延伸手工制作。 張繡時 圖

愿生活館成為流動兒童溫暖的首都記憶

在與苗苗成為朋友的日子里，我接觸到很多和苗苗處境相似的流動家庭的孩子，有時候是輔導作業，有時候是他們餓了問我找吃的，有時候是晚上沒人接送他們回家，更多的時候是陪著他們一天天在生活館做活動。七年時間（2014-2021），官園生活館登記在冊的兒童會員800有余，其中70%都是流動兒童；他們初中階段都要返鄉就讀，留在北京，能在父母身邊讀書的日子，可能是他們最快樂最難忘的回憶。

我的孩子已經小學四年級了，生活館變成了她的第一個家，除了上學和回第二個家睡覺，基本都在館內浸泡，近3000冊的圖書，她自言已經看過一半；時常更新的玩具，她說給更小的弟弟妹妹們玩就好了；再有外出活動，她也勇敢地擔起了新一輪的組長；征集兒童志愿者時，她自信地說，我必須要當志愿者，我可以幫助其他新來的小朋友……

我的孩子慢慢長大了，意味著我家很快就要面臨流動兒童的“初中大關”，大概率我和孩子要一起返回四川老家，還能留在北京的日子屈指可數，但是在生活館的每一天都很充實：每天可以看到孩子們的喜怒哀樂，知道孩子們的學習情況，鼓勵孩子們的點滴進步，了解孩子們的脾氣個性，贊美孩子們的優良習慣，設計孩子們的趣味活動，引導孩子們積極樂觀。

在生活館的7年時間，都藏在孩子的活動照片里，孩子們就如同一排排小筍子，長大一茬，還有一茬。在生活館，我們彼此陪伴，一起成長，我的生活變成了一個日子一群孩子，忙忙碌碌，踏踏實實。每個日子都是好日子，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再想起7年前我和女兒的那種孤獨感，好像不見了，好像我們融入了生活館無數個流動兒童家庭的喜怒哀樂里，不孤獨了，更堅強了。

（作者沈娟系常青藤北京官園兒童生活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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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未來”關注3500萬流動兒童和6500萬留守兒童，呼吁改變1億中國兒童身份困局。本專欄由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縱橫計劃”資助，在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