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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不會變好?但大家都過得挺起勁呀
原創 李厚辰 看理想 收錄于話題#一日談7個


“
在這些世界必然敗壞的想象中,將自己放置在一個絕對的受害者身份,發明一種絕對的加害者身份,并將這種單向度的結構當作世界必然變壞的原因,和自己生活困境的本質性解釋。
這就是一種思考的暴力。
”
文 | 李厚辰
《一日談》的六期節目結束了,我很想寫些什么來總結一下這個節目的準備、播出以及后續的文章、評價和一切漣漪。
“世界還會變好嗎?”這個問題從中浮現出來。
因為我隱隱約約感覺到,正是認為“城市是必然(第四集)”的生活形式,借由“知識的強化(第一集)”,得到一種“世界不會變好(第三集)”的結論,因而才如此需要一種“烏托邦的解脫(第五集)”與“諷刺侮辱的快意(第六集)”。
我們可以面對一下這個大問題。
最初的發問者在102年前,1918年,大學者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問他:“這個世界還會變好嗎?”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p>
三天后,梁濟的尸體在積水潭被發現,梁漱溟的回答他沒有相信。
我們又快到一個人們憂心忡忡地詢問“這個世界還會變好嗎?”的時候,不過但凡我們如此發問,答案都不會好,產生這樣的擔憂,簡簡單單地給出“相信”世界會變好,不管包裝進多么漂亮的話語,都很難驅散悲觀。
所以今天不是要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圍繞這個問題,去看這個問題是如何被回答,如何被提出,到最后我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克服了這個問題。
01.
世界不會變好的真理們
在2020年結束后問這個問題是有價值的,因為早在2019年,我們就開始說“過去十年最糟的一年,卻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
2015年有一個針對歐美國家的關于“你認為世界在變得更好嗎”的調查,其中持有此信念人口數最高的國家為瑞典,卻僅有人口數的10%持有此信念,美國為6%(現在肯定大幅度降低),德國為4%,法國為3%。
這些是經驗性的事實,在經驗性的事實之后,我們還依靠符合經驗的理論或圖景,來向我們論證,未來不會變好。
想一想,我們到底編織了多少種理論和圖景,來證明這個觀點。
從“階層固化”到“內卷”到“打工人”的經驗,加上一套過于簡化的《資本論》敘事,塑造了一個在資本家與商業騙局下的高壓社會。這似乎只會隨著企業越來越龐大,競爭越來越激烈而惡化。
持續數年公共生活萎縮的經驗,加上一套高技術監管社會的敘事,塑造了一個在公共權力與技術資本編織下的高壓社會,這似乎只會隨著技術越來越發達,智能化水平越來越高而惡化。
在高強度對立的性別沖突中,面臨層出不窮的傷害事件,加上一套“父權社會”的簡化理論,塑造了一個幾千年來被性別差異深度塑造不平等社會,似乎根本不存在漸進改良的路徑,在個體可見的生命內,只能活在一個高度壓迫的性別結構中。
每年的氣候災害不斷刷新“XX年來最強”;人類生存方式面對傳染疾病的脆弱;北極南極冰川快速消失。加上一個“蓋亞主義”的理論,環保主義者相信,我們的自然環境正快速墜落,每一年自然的反彈都會更加強烈。
在個體角度,大都市的孤獨與人際矛盾的加劇,加上心理學“原生家庭”、“PUA”或其他理論,促使我們相信人與人之間不可能互相理解,因為自己曾經所處的環境,自己一生的厄運已經決定。
同時,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都在不斷走低,我們也站在人口拐點的刀鋒之上,生育率的下降折射出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和盼望,而老齡化社會的問題也會隨著生育率下降而激化。
“馬爾薩斯陷阱”似乎以另一種形式到來,那我們赫然站在了人口縮減的歷史周期中,這也是個糟糕的時代。

各個大國央行都在面對市場大放水,08年金融危機后,各個區域性金融危機不斷,建立在貨幣上的剝削和危機越來越強烈,物價飛速上漲,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需求也越來越強,但這又是另一種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機制。面臨二戰后重塑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崩潰的預期,經濟的末日論也被提上日程。
關于“活在系統中”的經驗,加上“奇點降臨”、“基因改造”、“腦機接口”等理論,就是伊隆·馬斯克一直宣揚的世界圖景,也預示著一個差距拉大,高技術,低生活的“賽博朋克”世界。
公共規范逐漸崩潰,禮崩樂壞,社會失范的經驗,加上諸多宗教對于末世的預言,也讓擁有信仰之人好談我們處在“末法時代”或“敵基督的時代”,進而認為我們已經在人類時代的末尾,一個最糟糕的時候。
如果你的“哲學病”還重一些,興許還會對一些更“接近本質”的理論感興趣。
例如對人本質的失望,物理學的熵的概念,甚至一些民哲類似“物演通論”的概念,進而相信人類甚至世界,都必然走向一個下坡路。
環境的、政治的、經濟的、金融的、人口的、技術的、心理學的、宗教的、性別的、階層的,還有更多,我們有無數的視角和理論來證明,這個世界已經不會變好了。
它們都足夠終極,足夠強烈。如果現在反過來想,我們有什么理論,是證明世界一定會好的嗎?恐怕不多。
02.
以下這些足夠你認可世界在變好嗎?
站在它們對面的,是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一眾人士,紛紛以統計學為基礎,論證其實我們的世界正在越來越好。
例如寫出《真確(Factfulness)》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和寫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都列舉了人類歷程中的諸多進步數據。
例如全球一歲兒童獲得疫苗的注射率已經超過80%,過去20年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數已經減半,戰爭的數量已經大大降低,全球的人均壽命已經突破70歲,兒童死亡率已經低于5%,識字率已經高于85%。
所有的這些數字都在近200年內發生了劇變,并在近50年的時間內加速進步。但比爾·蓋茨們能夠用這樣的統計學來對抗上述的諸多消極理論嗎?我認為有難度。
因為上述的任何一個危機除了其理論,在個體身上都有實際的經驗——他自己的財產,他與他人的關系,他與企業的實際關系。而進步主義者們提供的統計學,如果你不是一個在非洲或東南亞非盈利機構工作的人,恐怕這些“進步”只有歷史敘事的意義。
再說,所有的這些進步,幾乎都可以用“城市化”以一言蔽之。
人類整體的城市化水平從1960年的不到30%,到今天已經逼近60%。進入城市,并不是生活變好,而是說生活遠離了一些“基礎困境”。
比爾·蓋茨們一直宣揚的都是人類對“基礎困境”的解決,每一個都是了不起的進步,但絕不足以支撐我們相信一個好的“市民未來”。
因為舊問題去了,新問題又源源不斷。人可以擺脫了暴斃和早夭,但是依然在持續的折磨中度日。
看來,要證明世界會變好,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一向不喜歡輕佻的鼓勵言辭,空談相信人的潛能和所謂“向善的力量”對這個問題更沒有幫助。
不過,就算我們認為“世界不會變好”,又會怎么樣呢?
03.
世界不會變好,但依然活得挺起勁
世界會不會變好重要嗎?因為如梁濟一般自覺活不下去的人很少。
今天的人擅長區分“理想”和“現實”。人們判斷“世界不會好了”,大概是說“理想世界不可能到來”或者“理想世界不可能在現實”中產生,但現實生活還是可以維持的。
人們依然可以保住“快感”甚至“快樂”,所有那些不論明天是否到來,我們都能找點兒樂子的東西,在今天最被擁抱。
理想不會降臨,人們依然可以保住精神的烏托邦,以緬懷或文化消費的方式,通過迷影、藝術、文學等浪漫主義方式,直接保住自己的精神勝利。
面對一個必然壞下去的世界,人們還可以激烈咒罵,諷刺,讓這個世界和令他們變壞的人獲得應得的懲罰和侮辱,所以報復之風盛行,對于諷刺的權利,大家也盡可能捍衛。
世界可以變糟,但不代表自己的生活秩序不可能維持。
比如說,“財務自由”這樣的老概念又變成了“FIRE(Financially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強調極端的省錢和對金融投資的強烈關注和介入,以便盡快通過投資獲得被動收入,好與社會切割,過好自己的消費生活。
當然,人們還可以徹底放棄整體生活意義和追求,投入“活在當下”和“生活之美”的神話,相信重要的東西從來就是生活中的片刻,似乎盯住一片落葉,那些煩擾人的問題就消失了。

實際情況是什么呢?
實際情況是,在一個悲觀的市民身上,他幾乎可以擁抱我們上面使用的一切。
他一邊規劃著自己的收入和投資,賭一賭自己驟然翻身的機會,一邊激烈咒罵諷刺著他看不慣的一切,或是觀察和享受著他人的咒罵和諷刺,他時而投入藝術哲學,豢養自己高貴的精神,時而投入最膚淺的娛樂,購買自己的快感。
這一切當然并不融貫,經常是矛盾的。
有時他消費太多,就為過分消費損耗了積蓄和投資而悔恨不堪;有時他自己或所在的群體成為他人遷怒的對象,遭受著他人的咒罵和諷刺,他還得生氣并對抗著。
有時希望“FIRE”的人太多,導致房價上漲的厲害,他自己炒房的步調大受影響,退休或移民的計劃又得推遲。
那個“活在當下”的神話,當然只能給予語義的安慰。所有的這一切,又成為他人相信世界必然變糟糕的經驗組成。
我們就這樣一邊相信著世界不會變好,一邊以對沖的方式互相折磨著。
04.
克服唯一真理的興趣
現在對問題的認識稍微清晰一些了。我們擁有著世界變壞的信念,理想崩潰,然后維持著“現實”的路徑,而彼此傷害,又加重了我們認為世界變壞的經驗。
我一直在想,所有世界必然變壞的信念,到底是怎么被人們認可的?
當然這里的可能性非常多。
也許是因為人們懶惰,所以總是接受非常簡單的知識;也許是因為信息爆炸的大環境,所以知識的極化成為一種信息策略。
也許因為人們太愛追尋“本質”,所以總覺得生活問題有個終極的解釋;也許因為人們喜歡智識上的優越,所以總以比他人更悲觀來證明自己更智慧更清醒。
也許人們喜歡知識帶來的權力,所以都守著一些悲觀的信念,以逼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秩序(如極端女權主義者和比特幣鼓吹者),還有很多很多。
那所有這些可能的本質是什么呢?說到底,是什么在促使人們接受世界不會變好的信念?是否存在一個根本道理和本質,只要克服了這個本質,或者找到世界變好的本質,人們就會一改他們的悲觀?
我漸漸覺得沒有這回事了,沒有這么一個可以一舉改變人們信念的本質。
就像比爾·蓋茨陣營的一位科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的書籍《藍圖》,認為人類面向合作和向善的傾向,是直接寫在基因中的,這些基因在塑造著我們的社會。當然不會有人因為這個“基因決定論”的結論,就相信世界可以變好。
這便是《一日談》這個節目要說的,“談論另一種可能”。我想,不是“另一種”,而是“另一些”可能。
如果沒有這個唯一的“本質”,我們該怎么辦呢?
哲學家陳嘉映新出版的文集名為《走出唯一真理觀》。當然,這樣的標題總被人當作是“沒有真理”或者說“每個人都有偏見”,進而繼續認為,每個人都只能管好自己不應該干涉他人等奇怪的相對主義想法。

《走出唯一真理觀》
結論恰恰相反。
針對這些“世界必然變壞的信念”,不去追尋本質不代表我們失去了那個唯一的,最重要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我們獲得了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我們得勉勵人的求知,改變互聯網的信息爆炸環境,以道理消解人們對本質的興趣,提供中道的見解以破除極端的“悲觀智慧”,提醒人們警惕意識形態的權力性,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事情都值得做,也都得去做。
如果非要說“干涉”他人生活,過去我們只以一個本質的方式“干涉”,現在我們以各種不同的視角,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干涉著人們的生活了!
05.
克服唯一解法,有的是可以做的事情
不如想一想,你知道多少群體,符合以下的特征:
1)以受害者自居;2)認為與加害者無法達成共識和妥協;3)認為在互聯網占據話語權是最重要的。
這便是這種巨大問題的“悲觀世界”意識的結果。將個體困境過于簡單地連接到整個世界的問題,并將世界問題的整體解決與自己問題的解決掛鉤。
例如認為自己具體的996困境的解決依賴著《勞動法》的某種整體動作;自己具體的財務狀況的解決依賴著對資本家階級的整體對抗;自己具體的性別處境的解決依賴著對男性的整體開戰;自己具體的教育處境的選擇依賴著整體資源分配方式的變革;自己與他人道德秩序的具體問題依賴著世界整體的毀滅和重啟。
這些當然是奇怪的,也絕望的方法。

在大多數這樣的過程中,不管是呼喚國家級公權力的介入,還是寄望于鬧出全互聯網的巨大風波,導致人們觀念的突然轉變,任何問題似乎都是一場“互聯網營銷戰”,一場使用語言符號改變人的心智的大決戰。
當然沒有這樣的事情,沒有這樣的對抗,沒有本質性問題的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解決,這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語言把戲。
而我們在上面說的,勉勵人的求知,改變互聯網的信息爆炸環境,以更多復雜的道理和事實消解人們對本質的興趣,提供中道的見解以破除極端的“悲觀智慧”,提醒人們警惕意識形態的權力性,等等,都不是只能解決所謂的“世界變壞”的悲觀。
不如說,這就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將具體問題呈現的方式。
就像如果你的伴侶在拼多多996,除了讓他辭職改行外,你還能幫他做什么具體的事情?除了打贏互聯網輿論戰之外,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當然,這里面就,追求生活細節之美,或者讓他干得更起勁一些以便盡早退休。
拒絕結構性的根本方法,拒絕置之死地而后生,拒絕不破不立,也拒絕破罐子破摔,犬儒地認為沒有辦法。
警惕對世界的整體看法,去聚焦在具體的生活問題上,其實很多具體問題遠沒到世界末日的終極一戰。那么對問題的諸多解釋和可能性,就都值得一試,并給予耐心。
尾聲.
停止思考的暴力
我們都知道人與人傷害的暴力,我也說,。
那么,在這些世界必然敗壞的想象中,將自己放置在一個絕對的受害者,發明一種絕對加害者的身份,并將這種單向度的結構當作世界必然變壞的原因,和自己生活困境的本質性解釋,這就是一種思考的暴力。
思考的暴力,便是語言暴力和行動暴力的基礎。它傷害的不僅僅是別人,也是我們自己。而發問“世界還會變好嗎?”,求得一個本質性的,一次性的解釋,就是這種思考暴力的一種發端。
世界能不能變好,誰知道?哪里又是世界呢?我們生活中的問題,一定有解決的方案,可能性絕對不只一種。
所以,我們不光要討論另一種可能,而是另一些可能,可能性是豐富的。
*本文為李厚辰為節目《一日談》撰寫的談后感,原標題《這個世界還會變好嗎?》。
看理想與百度App聯合出品的新紀實訪談節目《一日談》正式上線。
在「一日」的時間里,主持人李厚辰帶著他對這個世界的疑問出發,與梁文道、?山周平、周軼君、梁鴻、陳丹青、周奇墨,六位當代文化藝術領域的思想者一起,試圖談論今日「良好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正如李厚辰在里所述,《一日談》這樣的節目只是引子的引子,是「另一種可能」的驚鴻一瞥,不過好在里面提示了方向。那起初是密林中一條難以辨識的小徑,你得從大路上走下來,那是需要一點勇氣的,沿著這條小徑向前探索。
*觀看節目,請在百度App內搜索「一日談」或點擊文末閱讀原文。第一季共6集,已完結。
原標題:《“這個世界不會變好”,但大家都過得挺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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