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我們星球的現狀”活動中說，與過去一年的毀滅性流行疫病同時發生的，是全球變暖達到了新的高峰，生態退化跌入了新的低點。極端氣候和波動及其造成的火災、洪水、熱帶氣旋和颶風等災難，越來越成為常態。

古特雷斯說，全人類即將迎來一種新的生存境況，所有人都要面對這個事實，與時間賽跑，適應快速變化的氣候，形成面對災害的能力。他寄希望于國家、城市、公司做出具體的政策、計劃、目標，好讓所有人公平地過渡到新的人類階段。

星球故障的痛癢

對于每個在慣常工作和生活中抽身乏術的人，甚至吃不上飯的人來說，這是個真實存在的問題嗎？一個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等待國家、公司、金融機構在災難來臨時為所有人分配匱乏的資源嗎？

環境的惡化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甚至理所當然的問題，或者它必須變得無關痛癢，才能讓我們還有勇氣活下去、面對每個不停到來的明天。“我們很清楚這肯定是一場災難，但是我們又能做什么呢？”——紀錄片《明天》的導演之一席里爾·迪翁，想要追問這個困境的答案。

2012年夏天，迪翁讀到《2100，地球末日？》這篇文章，文章源于發表在《自然》期刊上的一篇報告。報告指出，人類即將面臨一個傾覆點，屆時退化的生態系統會帶來一種大規模滅絕的地球環境，絕大部分現存物種都無法適應。

當環保知識權威用一系列統計數字和高度概括的描述，告訴我們這個地球正在經歷的潛在事實時，數字和概括也讓我們與事實本身脫離了經驗上的關系，環境與我們產生了距離，變成了一個虛擬的圖景。

迪翁決定用紀錄片彌合這個距離，讓危機有關普通人的痛癢。這部紀錄片要成為一份自救手冊，讓無法直接左右政府、公司、機構的普通人，從有同樣遭遇的先行者身上，獲得切實可行的自足方案。

講一個有吸引力的故事

一個環保故事，和不斷開發自然、取用自然從而實現人類進步的夢想故事大相徑庭。為了能夠讓人們接受和踐行這套“陌生”的價值判斷，迪翁要讓故事關乎人類集體。

這首先是一個集體踏上旅程的故事。曾因出演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無恥混蛋》而為人熟知的女演員梅拉尼·羅蘭，加入進來，一行六人組成“必須做點什么”的攝制組。羅蘭的加入，為旅程帶來一個緊迫的起點：她要為自己剛出生的孩子找到一套可行的方法，讓他能在未來的世界中存活下來。

拍攝集體  本文配圖均為紀錄片《明天》截圖

他們來到美國斯坦福大學，采訪了生物學家利茲·哈德利和古生物學家托尼·巴諾斯基，他們是發表于《自然》的那篇報告的研究者。兩人告訴攝制組，接下來20年是非常關鍵的時期，決定了我們能否為即將到來的“傾覆點”做好準備。獲得證實后，迪翁和羅蘭重新看待習以為常的日常景觀：城市中的機動車流、流浪漢、越來越高的樓宇天際線——預示著傾覆點的到來；岌岌可危的物種多樣性和令人心曠神怡的大自然——讓人心生留戀。

在英國托特尼斯鎮，參與創立“過渡型城鎮”的羅布·霍普金斯告訴攝制組，其實保護環境的故事，不一定非要展示駭人或清苦的圖景，也可以有吸引力。可是這種吸引力來自哪里？羅蘭等人想到，也許恰恰來自“改變”本身，來自創造性的另類生活方式，以及實踐這些創意的人們。所以他們決定要在全球各地尋找這些人，把他們自給自足的方案拼成一個新的故事，這個故事將繪制出一個真實而有生命力的世界。

食物短缺的應對方案：自食其力

迪翁和羅蘭一行人探訪了三個地方——美國的底特律、英國的托德莫登、法國的諾曼底——期待從當地人身上，了解未來普通人如何面對食物短缺問題。這些地方證明，本地的食物生產，不僅能讓普通人尤其貧困者在經濟崩潰中靠自己的雙手存活下來，而且能將危機轉化為過上更好生活的契機。

底特律曾經是世界汽車之都，但由于1960年代的暴亂以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底特律經歷了劇烈的經濟危機和人口流失，政府債臺高筑，城市加速破產，居民甚至找不到新鮮食物，貧困者靠快餐度日，出現很多健康問題。

在城市廢墟上，“綠色底特律”等組織摸索著城市農業的模式，占底特律人口大多數的非裔美國人和貧困居民學習種植水果、蔬菜，吃上了新鮮的食物，自食其力也能讓他們對自己的城市重拾信心。

城市中心的農場

“底特律永不止步”（Keep Growing Detroit）項目的2萬志愿者一起打造了底特律的1400個菜園和農場——它們都在城市居民觸手可及的“附近”。未來全球九十億人口中，將有70%以上居住在城市。城市農場的啟示是，如果待在城市是普通人無法逃避的歸宿，那么也許要認真考慮如何激活城市中可用而分散的零星土地。城中心的耕地只是本地食物生產的一部分，城郊農場也很重要。中心和郊區的農場產出未來將養活底特律一半的人口。

如果說底特律的普通人是被迫自食其力的話，英國約克郡的托德莫登則是一個主動通過食物改變城市的例子。托德莫登也在“去工業化”的經濟結構轉型中成了“廢墟”，許多人失業，生計困難。五十多歲的帕姆·沃赫斯特和瑪麗·克利爾，用聯合的方式發起了一場“不可思議的可食用作物”（Incredible Edible）行動，人們在醫院、火車站、學校、辦公樓、街道的空地，小到幾平方的角落，種植蔬菜水果，改變生活，讓種植變成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業：當食物的景觀慢慢顯露出來，參與進來的人就越來越多。2013年以來，20萬居民獲得了空置土地用于種植。農業生態學專家尼克·格林則在城郊開辟了“不可思議農場”，教年輕人重新勞作。

食物的聯結作用

“不可思議農場”的“最佳園丁”

但是小農場真的可以養活這個世界嗎？羅蘭和迪翁一行來到法國諾曼底的貝克埃盧安，這里有一個實踐樸門永續（permaculture）農業耕種方式的農場，小而高產，經營者是查理和貝琳夫婦。樸門永續農業是一種模仿自然多樣性和循環生態進行種植的模式，它創造一種群落生境，在不同的植物、昆蟲、動物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這種生態系統能夠讓寸草不生的地方重現生機。

查理和貝琳夫婦的小農場在生產和銷售上連年上升，證明了樸門永續農業的生產力。他們不使用拖拉機和石油，生產力反而上升到原來的三到四倍。推算下來，類似的小農場有能力在未來養活70%的人口。

小而高產的生態系統

可是為什么小農場模式這么好卻沒有引起關注和普及呢？

迪翁和羅蘭調查到，大農場背后是石油公司，它們為農業提供了從拖拉機到化肥、農藥的生產條件，鼓勵農產品通過物流加入全球化的生產和銷售體系，如此一來人與自己的食物來源、與生產食物的農民越來越遠，失去了對食物的把握。

石油公司等大企業控制著經濟，影響政府的經濟決策，使得農業必須依賴石油能源。所以，改變農業生產方式，首先要找到一種不依賴石油的路徑，這是解決食物短缺問題、實現本地食物生產的條件。

能源、經濟、民主、教育

石油能源屬于化石能源，它支撐了兩次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文明，但碳排放也帶來各種環境問題，同時，它也不是無限的。解決能源問題，需要找到一種可持續獲取和轉換能量的方案。迪翁一行人來到丹麥哥本哈根、法國留尼汪、瑞典馬爾默、德國弗萊堡生態區、冰島雷克雅未克，這些地方的人們已經率先探索出一些可替代的能源方案，比如太陽能、風能、水能。

更有啟示性的案例，在美國舊金山，這座城市依靠垃圾回收再利用，提高能源的使用率。食物殘渣和樹枝之類的綠色垃圾被轉化為可降解物，經過處理后，成為一種混合肥料，供農民種植，給土壤帶去營養，同時節約水資源。這些回收后的資源提供給當地生產者，將生產變成一種滿足當地人需求的活動，讓本地生產和消費成為可能。

堆肥：舊金山的能源可持續方案

然而，節約和可再生不能帶來短期內經濟效益的迅速增長，這對于強烈依賴增長的經濟模式而言是無用的，增長模式要求人們盡可能消費更多的東西、消耗更多的資源。要解決能源的問題，先要轉換經濟模式。迪翁和羅蘭一行人再次踏上旅程，他們要找到一種不以無限消耗和無限積累為前提的經濟模式。

他們來到法國里爾的普克索公司，這是一個擁有114名員工的信封工廠。普克索不以市場份額和盈利為首要目的，而是將工廠變成一種生態系統，不僅投入于生產的木材、電力等資源可以被回收，而且員工發展出與機器、機制之間的情感關系，旨在生產出能夠自我修復和進入循環的物品。這樣的經濟模式確實不能夠帶來高增長，公司收益增長浮動在0-2%之間，但是普克索所有員工在過去15年間無一人下崗失業，每個人在這個生態系統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普克索信封工廠

在迪翁等人造訪英國托特尼斯、瑞士巴塞爾、英國布里斯托、美國加州奧克蘭市的旅程中，他們逐漸發現，多樣化的、能夠解決本地人直接而實際需要的小型企業和輔助貨幣網絡，是減少無限消耗的可行方案。貨幣回到它原初的功能：交換，而非在無止境的流動中積累資本。本地經濟模式的好處在于重新獲得對“附近”的感受力和回應力，本地企業家會努力為自己的生活場所、自己平日里打交道的人和組織創造價值。

小型企業可以讓決定經濟模式的權力從政客和大企業手上轉移到本地人手中，這顯然會受到大企業和大資本的阻擋。為經濟模式尋找替代方案，變成了如何實現權力自主的問題。發生在冰島雷克雅未克的一起“公民對抗金融”行動所產生的“眾包憲法”，啟示了普通人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和選擇，實現制度改變。這個案例更大的啟示在于，民主不僅是一種制度規定，它本身更是一種意識和實踐，每個普通人每時每刻的選擇，都是政治參與的實踐，每個小的行為和選擇，都關乎權力，繼而關乎食物生產模式、能源模式、經濟模式的變化。

冰島“眾包憲法”的誕生過程

更接近東方文化的基層“公民自治”案例，發生在印度金奈的庫桑巴坎村。在這里，村長艾朗格在1998年做出了一個微小但影響巨大的推動：讓高級種姓和低級種姓的家庭毗鄰生活。印度在建造小區時，一般會將不同種姓的空間區隔開來。而艾朗格決定建造50對“孿生房屋”，在一對房屋中，一個賤民家庭會和來自四大種姓的另一個家庭相鄰而居，鼓勵他們互相接近，反饋是積極的。新一代人的種姓固化情況得到消融，兩三代人后，他們有望生活在一個完全擺脫種姓制度的社會中。

印度金奈的“孿生房屋”

迪翁等人還意識到，普通人的自主，取決于成長時獲得的教育，教育需要讓每個人學會如何在微觀的參與中表達自己、與不同于自己的對方共存。一行人最終來到芬蘭埃斯波的科爾科喬夫學校，在這里，每個角落（不僅是課堂）都是學習的場所，沒有排名和打分，學習是在交流中傾聽彼此、產生信任和創造力的過程。這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們是否能夠自食其力地應對抽象而真實的危機。

至此，迪翁和羅蘭等人的公路片已經用眾多普通人的故事拼合出了一個集體“改變”的故事，但這只是一個不斷延伸的故事的吉光片羽。據攝制組統計，世界上還有1200多個轉型城鎮、800多個“不可思議的可食用作物”項目、4000多種補充性貨幣，一個19歲的男孩發明了一臺可用于清潔海洋的機器……自主自足的故事還在不斷發生，它們構成了普通人的“明天”。

（作者徐亞萍系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

“真實影像”專欄聚焦紀錄片，試圖從非虛構的影像文本中還原城市記憶和拍攝者的思想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