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教授  上海紐約大學 NYU Shanghai官方微博 資料圖

當代盛行的民粹主義的一大特點是反智主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與知識經濟和信息技術相伴隨的“知識競技”愈演愈烈，曾多次訪問上海的哈佛大學桑德爾教授在新作《優績的暴政》一書中指出的“優績主義”的一大后果，是將人分為“成功者”與“失敗者”，而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失敗者”們會用選票進行復仇，故而催生和激化了波及全球的政治亂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有統一領導和統一指導思想的國家，在抵制反智主義、捍衛理性主義和堅守道德高地方面有明顯優勢。百年前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訪華后題為《中國問題》的書中說，中國將來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強國這一點應該沒有多大問題，但中國將來能不能做到強而不霸卻有點令人擔心。但我認為，如果我們強調中國發展蘊含的道德意義，中國發展做出的國際貢獻，中國發展所體現的價值理念，當然還要加上中國發展所需要的問題意識，我們就有理由不僅為成功解決羅素的“中國問題”而自豪，而且為妥善回答中國的“羅素問題”而自信。

在論及價值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區分單個價值和價值體系。

文化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價值體系的差別，也就是諸個價值的詮釋方式和關聯方式的差別。盡管不同民族的價值體系存在較大差異，但價值體系中的單個價值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民族間價值差異根本上是因為價值之詮釋和關聯是離不開特定的民族語境的。

就中西方關系而言，中國的指導思想（之一）是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恰恰來源于西方對現代性和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價值領域進行意識形態批判，恰恰是為了讓那些曾經被用來制造幻覺的價值，如自由，平等和團結，找到真正得以實現的條件。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使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人有理由把自己看做不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忠實繼承者，而且是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故鄉的思想啟蒙和社會革命的忠實繼承者。

當然，自由、平等、團結等價值之間會產生矛盾，因此需要協調和排序；這些價值自身也有矛盾，如自由有消極與積極之別，平等有形式與實質之別，團結有抽象與具體之別，這些矛盾都只有在具體的時代和民族的條件下才能找到實際的解決方案。

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為解決這些矛盾做出的艱苦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因此是具有極其重要的世界意義的；這些探索的經驗和成果，是我們能夠與西方開展積極而有成效對話的重要前提和寶貴資源。

此外，我們還應該將“價值”和“利益”區分開來，這一劃分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代世界的國際爭論。

價值和利益當然是相互交織的：利益之爭會披上價值外衣，價值之爭背后有利益訴求，反智主義的盛行與這兩種情況有重要關聯。但恰恰因為價值和利益之間的這種交織，恰恰這種交織會成為反智主義盛行的溫床，我們要更重視和善于把這兩者區分開來。

2003年伊戰前夕歐美一些知識分子發表反戰宣言，強調在全球政治中那種誤把價值當利益來對待的思路是極其危險的，因為，如果說利益是可以做自上而下的分配、由外而內的贈送的話，價值則是唯有相關各方基于各自理解才能選擇是否接受、是只有相關各方自己認可以后才能發揮作用的。

這些學者當時還指出，美國政府的自我中心的普遍主義思路可以這樣來解釋，即美國人不似歐洲人那般有過殖民體系崩潰、大國地位失落的經歷，也未曾在本土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因此美國人不容易體會他國人的痛苦，不容易從他人視角考察問題。十多年前那場西方內部的歐美價值之爭，我覺得今天仍然可以給我們思考國際政治提供重要啟發

若從區分價值與利益的角度看當前當前美國政治，可以得到一些頗有意思的觀察。如果說小布什以及后來的奧巴馬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將價值當作利益、熱衷于以價值名義進行國際干預的話，特朗普政府的思路則可以說是反過來了，將利益當作價值，不加掩飾地只顧美國利益，主張“美國優先”。

從這個角度看，今年六月特朗普在西點軍校的演講值得重視，當時他說“美國士兵的工作不是重建外國，而是堅強地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不受外敵侵害，我們正在結束無休止的戰爭時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地、清醒地、專注于捍衛美國的重大利益。美國軍隊的職責不是解決遙遠土地上、許多人甚至從未聽說過的悠久沖突。我們不是世界警察。”

現在特朗普即將卸任總統，新總統拜登在國際上很可能將回到之前的那個美國立場，重新熱衷于在國際范圍內推行“價值外交”。

相對來說不大確定的是，新一屆美國政府是否會同時延續其把美國利益當作優先價值的國際戰略？若答案是肯定的，若“把普遍價值當做利益在全球分配”與“把美國利益當做價值在全球捍衛”這兩種進路會在新一屆美國政府的國際戰略中結合起來，我們在國際舞臺上將面對的，有可能是一個既更加冠冕堂皇自以為是，也更加斤斤計較貪得無厭的強大對手。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當堅守道義高地，在繼續全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同時，在國際上繼續強調道德站位，用好道德資源，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所要求的那樣，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國際范圍內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僅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而且形成推動和平的強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