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而言，2020年無疑是危機之年。新冠疫情、總統大選和種族危機這三起重大事件相互交織，給美國社會和政治帶來巨大的沖擊，美國的“共和試驗”似乎到了內戰之后的最危險時刻。這場危機無疑是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就思想層面而言，有兩個因素顯得格外突出，即保守主義的強勢興起和種族主義的靈魂不散。本文將介紹美國歷史學家新近出版的兩本專著，為我們理解保守主義和種族主義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奴隸制、等級觀念與美國保守主義的南部起源

Heather Cox Richardson, How The South Won the Civil War: Oligarchy, Democracy, and the Continuing Fight for the Soul of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保守主義（movement conservatism）作為一種運動和思潮席卷美國，對其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這波保守主義是新生事物嗎？美國歷史上有沒有類似的保守主義思想和運動？保守主義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核心意識形態？它為何能贏得如此多的受眾？

近年來，這些問題引發了美國學術界的強烈興趣，相關著作層出不窮。但是這些作品多為政治學、哲學、公共寫作等領域的學者所著，歷史學者涉獵不多。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歷史學教授希瑟·理查德森（Heather Cox Richardson）在今年出版了《南部如何贏得內戰：寡頭制和民主為了搶奪美國的靈魂而進行的持續斗爭》一書，從歷史角度出發，深刻而銳利地解答上述問題，給美國學術界和公共領域帶來強烈的思想沖擊。

美國當代保守主義者認為，他們共享了一套全新的意識形態，包括呼吁減稅，反對聯邦政府干預經濟和介入公民權利，抵制福利國家的建設等，認為一個積極推動平等的能動主義的政府（activist government）會毀滅美國賴以生存的基本價值觀——自由。

在理查德森看來，這些觀點不過是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在一百多年的擁奴理念的翻版，并無什么創新之處。而且，這只是一種話語，并非保守主義的實質。美國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以等級制為基礎的世界觀，認為大部分民眾，包括愚鈍者、受教育水平低的人、黑人、女性、窮人，應該受到更高等級的少數精英的指導；這些底層民眾在枯燥的勞作中所創造的財富，會傳導至社會頂端，聚集在少數上層精英手中；這些精英來憑借其智慧、技術和人際網絡來最大程度地使用這些財富，進而創造進步。這種價值觀顯然與平等和個人自主（equal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這一美國民主的核心理念相互沖突。后者認為，社會的進步依賴于自由的個人所進行的生產和創新，而非一小撮精英的推動。因此，所謂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其實是寡頭制理念與民主理念之爭；這種斗爭不是一種現代現象，而是貫穿了整個美國歷史。

理查德森認為，這一現象之所以出現，其根源在于美國建立在一個巨大的悖論之上：那些試圖基于平等原則創立一個現代國家建國者們，卻擁有奴隸，并認為黑人、印第安人和女性是低等的；美國的平等取決于種族、性別和階級的不平等。無論是內戰前的南部奴隸主，還是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領袖們，都利用這一悖論創造了一種話語——有色人種和女性的平等會摧毀白人的自由。這一話語成為極少數白人精英們破壞民主并代之以寡頭統治的最有力武器。首先，他們避而不談有色人種和女性遭遇的不公，通過控制媒體和大肆宣傳，將自由塑造為美國精神的核心，并宣稱這種自由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即個人應該憑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來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受制于任何習俗、宗教和權力。隨后，他們宣揚有色人種和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會摧毀自由這一美國的靈魂，以贏得白人普通民眾的支持，進而控制美國的政治體系。此時，他們會呼吁保持現狀，并極力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強對社會的影響和控制，為自己謀取更多的財富和權力，宣揚唯有他們適合統治美國。這些措施必然會傷害將他們推上權力頂端的普通民眾，違背了所謂的個人自由主義原則。他們的應對策略是制造社會的分裂，宣揚存在兩種美國人，一種是辛勤勞作的、標準的個人主義者，一種是女性、少數群體和部分懶惰的窮人，并強調后者是所有問題的根源所在。在內戰前的南部和20世紀中期以來，少數的白人精英上層們不斷宣傳這套話語，以遮蔽和扭曲現實政治，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此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對西部地區與保守主義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自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以來，西部一直被視為是美國民主的實驗室，牛仔則成為個人主義的象征。理查德森指出，這種敘事是白人精英構建的神話。事實上，西部的開發過程，充斥著對印第安人的劫掠和對華人的排斥。牛仔是一項危險的工作，從事者中有大量的有色人種。白人民眾并不是憑借一己之力拓殖邊疆的英雄，政府為定居者提供了土地，派軍隊保護他們免受印第安人的侵害，并以各種方式推動西部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一事實卻長期被精英階層的話語所遮蔽。在內戰之前，南部奴隸主精英就試圖將奴隸制、白人至上主義和寡頭統治向西部擴展。南部同盟雖然在內戰中失敗了，但是在戰后，其意識形態卻在擴展到廣闊的西部地區，在那里深根發芽。19世紀末以來，西部的共和黨一再宣稱，西部是美國唯一自由的地方，西部牛仔則是個人主義的真正代表，逐漸將西部發展南部的意識形態同盟，構建出保守主義的強大陣地。

此書語言清晰流暢，觀點鮮明有力，一經出版就在學術界和公共領域引發軒然大波。批評者雖然為數眾多，但并未從學術層面給出太多嚴峻的挑戰。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此書雖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但不是純粹的政治寫作，而是建立在對美國種族和政治史的深刻理解基礎之上的學術著作。該書作者理查德森更非泛泛之輩。她是當今美國內戰和重建史領域最出色、最高產的學者之一，在哈法佛大學獲得美國史專業的博士，師從著名的內戰史學者戴維·唐納德（David Herbert Donald）和威廉·吉納普（William Gienapp）。她在1997年出版的博士論文《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共和黨在內戰期間的經濟政策》（The Greatest Nation of the Earth：Republican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 the Civil War），堪稱研究共和黨經濟思想，以及內戰與美國現代國家構建關系的奠基性作品。此后，她出版了多部關于重建和種族政治的重要著作。正是得益于這些豐厚的學術積累，她才能敏銳地發現奴隸制、南部邦聯意識形態與保守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對于想要深入理解美國保守主義、種族政治和自由理念的讀者而言，此書應該是一部不可錯過的佳作。

美國早期的種族主義與種族隔離的思想起源

Nicholas Guyatt, Bind Us Apart: How Enlightened Americans Invented Racial Segregation, Basic Books, 2016.

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判決中推翻了“隔離但平等”原則（separate but equal）。這一判決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種族關系的歷史，也推動美國歷史學者開啟了對種族隔離的學術研究。著名歷史學家科默·伍德沃德（Comer V. Woodward） 認為，種族隔離始于19世紀90年代，是重建之后白人至上主義在南部地區全面勝利的產物；最高法院在1896年普萊西訴弗格森（Plessy v. Ferguson）的判決中對“隔離但平等“原則的確認，進一步推動了種族隔離在全國范圍的確立。長期以來，這一觀點被學術界和大眾媒體廣泛接受，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常識”。

劍橋大學歷史學者尼古拉斯·蓋亞特（Nicholas Guyatt）在2016年出版《將我們分開：開明的美國人如何發明了種族隔離》一書，對美國種族隔離的思想起源做了全新解釋。此書認為，“隔離但平等”作為種族隔離的最核心理念，不是重建之后的產物，而是誕生于美國建國之初；種族隔離并不是堅定的種族之者毫無顧忌地加諸于有色人種的暴政，而是“開明”的美國白人為了應對種族問題而采取的權宜之計。這一觀點大有將傳統解釋全面推倒之勢，引發了美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蓋亞特的研究直接源自他對于美國學界關于殖民方案研究的不滿。殖民方案是美國建國初期至內戰期間，北部和上南部地區的白人群體中最流行的應對奴隸制問題的方案。其基本設想是，由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公民團體出資，從奴隸主手中購得奴隸，然后將他們送至海外的殖民地。美國學者普遍將殖民方案視為白人精英受種族主義的影響而提出的一種不切實際的設想，對當時的歷史影響甚微。但是，殖民方案持續半個多世紀，而且追隨者如此之多，其歷史影響真的如此之低嗎？這個問題成為蓋亞特研究的起點。

蓋亞特從全新的視角來解釋這一問題。在美國早期史研究中，非裔美國人和印第安人研究是一直兩個相互隔絕的領域，蓋亞特則試圖將二者納入同一個框架之中進行考察。蓋亞特敏銳地發現，19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的印第安人遷移措施——將印第安人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與殖民方案之間有很多類似性。首先，在1812年美英戰爭之后的二十年中，二者都長期引發全國性的討論。其次，二者都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以“仁愛”（benevolence）為措辭來表達；殖民方案和印第安人遷移的支持者都認為，有色人種一旦與白人隔離開來，就能充分發展潛能，自我治理，創造繁榮，并最終實現與白人的平等。為什么二者之間如此類似？這與其所處時代的知識和思想語境有何關聯？這些是蓋亞特此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蓋亞特發現，殖民方案和印第安人遷移措施的支持者是同一類人，即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包括知識分子、政治人物、改革家、牧師、政府官員等。這些人的自我界定是“自由的”（liberal）。具體來說，就是要支持啟蒙運動的理性觀念，對他人抱以宗教意義上的仁愛之心；更重要的是，要摒棄對他人的偏見。因此，這些“自由白人”（Liberal whites）認為，有色人種并不是天生比白人低劣，只是受歷史和環境的制約才顯得落后，白人有責任幫助有色人種走向“文明”。

這些“自由白人”為何要支持種族隔離呢？蓋亞特的答案是，他們面臨著我們今天無法想象的困境。這些人信奉啟蒙思想，擁抱普遍主義和平等主義；但是啟蒙思想畢竟源自歐洲，帶有明顯歐洲中心主義，無法為歷史和現實境況存在諸多差異的美洲提供精確的指引。就種族問題而言，美國與歐洲的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美國是一個有色人種數量龐大、族裔種類繁雜的多種族社會。所以，在共和國初期，這些白人精英們發現，他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在現代世界中無先例可循的問題：如何在一個多種族社會實現所有人權利和潛能的平等？種族融合應該是應對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答案。但是“自由白人”發現，這個方案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他們看來，與“不良”（bad）白人的接觸會使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品性退化。其次，種族間的通婚在當時遇到巨大的文化阻礙。開明如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也承認她在內心深入確實厭惡黑白之間的愛情關系，盡管她意識到自己的偏見缺乏正當理由。對此，蓋亞特有個頗有意味的斷言：美國早期并沒有奴隸制問題（slavery problem），只有種族融合問題（integration problem）。

在“自由白人”看來，既然種族融合艱難無比，那么種族隔離是實現種族平等的最佳途徑。將黑人殖民到海外，前奴隸們就有機會擺脫下層白人的殘酷偏見的影響，扭轉自己的墮落。在一個沒有白人干擾的社會中，印第安人則可以自己發展出蓬勃的文明。簡言之，只有通過物理空間上的隔離，有色人種才能實現與白人的平等。“隔離但平等”這一話語在重建之后的歷史中會具有如何強大說服力，是因為它其實是美國的建國原則（founding principles）之一。

蓋亞特此書不僅重新闡釋了美國種族隔離思想的起源，還具有一個更大的野心，即挑戰美國早期種族問題的傳統敘事范式。蓋亞特指出，美國早期的種族故事是一個“硬性”（hard）種族主義為中心的故事。一般的敘事模式是，先描繪“硬性”（hard）種族主義的勝利，然后以此為中心來解釋奴隸制的大規模擴張、印第安人的遷移、廢奴運動的興起、內戰。這種敘事模式最大的問題是將種族主義視為一種靜態的觀念，以今天的種族主義來解釋和評判歷史。事實上，在美國建國初期，種族主義并不像今天的學者們所認為的那么冷酷和堅固（hard），而是更加柔和和不穩定的（fluid），白人“種族主義者”對種族偏見的看法也遠沒有我們今天所想象的那樣堅定和肆無忌憚。

表面上看，這種說法頗有為種族主義辯護的意味。但是深入閱讀此書，我們會發現這是對蓋亞特的誤解。他只是強調，“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去捕捉歷史中的具體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受到時代的知識與習俗的影響、處于特定歷史時刻的人們普通性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由是觀之，種族主義就如同一種語言，隨著時態的變化，它的語法也在隨之變化的。這些“自由白人”無疑是那個時代白人民眾中智識能力和道德水準的“天花板”，他們意識到種族主義是錯誤的，卻又在客觀上推動了種族主義的發展，并接受了其結果，成為實際的種族主義者。這恰恰說明了種族主義在美國歷史中具有獨特而強大的生命力。因此，消除種族主義的關鍵，不僅在于對其進行猛烈的批判，更要在深度的歷史語境中理解其獨特性和復雜性。這種對種族主義的深度語境主義的解釋，應該是此書最大的貢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