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發展階段的提升和國內外環境條件的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一些新的挑戰。12月21日，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培林圍繞新發展階段下更好實施需求側管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等話題接受了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專訪。

在宏觀經濟領域，劉培林認為要將供給和需求統籌考慮，促進技術和產業升級，優化投資結構，通過提高居民支付能力擴大消費需求。為實現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要增強我國對財富的吸引力。他認為，要充分認識到市場化力量引導的要素流動在縮小人際之間、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差距方面的重要性。

在中信出版集團《讀懂“十四五”：新發展格局下的改革議程》一書中，劉培林以“現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戰和新問題”為題，對我國新階段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營造有利外部環境、維護和延長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等問題，進行了闡述。

中信出版集團《讀懂“十四五”：新發展格局下的改革議程》

劉培林認為，當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挑戰，最顯著特征并非僅僅是需求受到沖擊，而是疊加了發達國家高技術出口限制驟然嚴格且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所導致的供給斷鏈風險。”雖然美國政府更迭后，這個風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但長期來看這個問題必須應對好。劉培林表示，為形成新發展格局，必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供給不斷鏈；同時，圍繞釋放產業和技術升級過程中的設備投資潛力，圍繞提高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改善需求側管理。

劉培林提出，要壯大中等收入階層，就要通過為人民群眾提供穩定的預期提高我國對于財富的吸引力。這對于激發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進而帶動投資、消費等都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促進設備投資，擴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為什么近期中央強調對需求側的管理？

劉培林：目前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還是今后的主線。要明確的是，注重需求側管理不是主線，雖然要重視需求側管理。

回顧我國管理宏觀經濟、應對各種沖擊的歷史，其實一直就高度重視總需求管理。以前我們討論過要不要“保8”，其實就是一種總需求管理。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主要應對思路也是擴內需。所以，事實上需求管理說了很多年了。比較起來，倒是近年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我國整個改革開放歷史上是新的宏觀管理安排。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需求側管理，應該放到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去理解。

為什么在現在的背景下再提需求側管理？我理解，這首先是和新發展格局密切相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11月25日的《人民日報》署名文章中指出，從供求雙方看，中國具備實現內部大循環、促進內外雙循環的諸多條件。劉鶴認為，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擴大內需，可以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動能，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蘇和增長。也就是說，我國雖然有巨大的需求潛力，但需要通過需求側管理才能充分釋放出來。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的體制機制障礙”。這意味著不僅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面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百姓的高品質生活也面臨著一些體制機制障礙。這個和百姓需求是聯系在一起的，也會和百姓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通過需求側管理，更好滿足百姓對高品質生活的需要，既是釋放需求潛力、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需要，也是更好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需要。

澎湃新聞：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需求側管理要“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中國經濟目前在需求側主要的痛點和堵點在哪？如何解決？怎么理解“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

劉培林：我覺得要解決好兩個問題。第一，需求的總量要提上去；再一個就是需求的結構要優化，要和新的發展階段相適應。這兩個問題也是交織在一起的。

需求側的痛點難點，可以從投資和消費兩方面來看。

在投資方面，我認為未來投資結構會有較大的變化。投資主要由房地產、基礎設施、設備三大類構成。過去一段時間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短期內爆發式增長。但是，從目前情況看，這兩方面的投資飽和度已經較高，未來雖然仍然有一定空間，但空間已經比較小了。

在我看來，將來我國設備投資的增長空間還很可觀。根據我們和世界銀行合作的研究報告，我國目前人均基礎設施（包括房產、道路等）資本存量水平，與經合組織成員國相比已經不低；但如果比較中國和經合組織成員國每個勞動力所擁有的設備資本存量水平，則我國還有可觀的增長空間。

今后我國的設備投資，應該是建立在技術升級基礎上的，是基于生產率提升基礎上的投資。我國要走向現代化，必然需要更先進的設備，農業、制造業、服務業都是如此。當然，在今后產業和技術升級過程中的設備投資，應該主要以市場引導為主，才能避免形成嚴重產能過剩。

在消費需求方面，首先政府要通過監管手段提升消費品質量，打擊假冒偽劣產品。這些措施是能夠釋放一部分消費需求的。此外，釋放需求潛力更主要的措施，則是擴大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支付能力怎么來？兩個因素，一個就是要提高生產率，第二個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

老百姓都愿意買好東西，你不用教他，他只要有錢自然會買好東西。所以重要的是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提升生產率和縮小收入差距，擴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樣自然會帶來消費升級。有了這個前提，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提供一個好的消費環境，保證消費品質量。

劉培林

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十四五”末邁進高收入國家

澎湃新聞：你剛才提到提升支付能力，我國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大批中等收入群體和更加富裕的群體，你在《現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戰和新問題》一文中對于如何增強我國對財富的吸引力也進行了闡述。重視高凈值人士的流向主要基于哪些考慮？

劉培林：許多專家都提出，2035年前后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要在現在基礎上實現倍增，大家經常說的一個數據是目前中國有約4億中等收入群體，到2035年要有8億人。

需要強調的是，這8億人不是說“擠在中等收入群體的最低門檻”處，而是人數翻倍以后整體的收入水平還要進一步往上移。就是不僅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的擴大，還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人均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給定目前絕大部分就業在民營部門的客觀現實，未來中等收入群體和更加富裕群體的增量，很大一部分甚至主要來自民營部門。為此，需要圍繞穩定人民群眾的預期、保護合法財產，深化改革，健全法治。

這樣做，既是全面依法治國、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內在需要，也是在國別間吸引投資的競爭中不喪失自身優勢的內在需要。根據非亞銀行發布的《全球財富轉移報告》，2018年我國已經躋身世界第二大私人財富市場，2008至2018年我國私人總財富增長了130%，增幅居全球之首。

但是，僅2018年一年，我國高凈值人士凈流出數量占比為2%，雖然從占比上不是全球最高的，但涉及的人數為1.5萬，從流出的絕對數量看位居全球之首。

所以我想強調的是：要把在我們國土上產生的財富的大部分留下來，成為我們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高凈值人士的流向，主要取決于財產安全性，以及稅負尤其是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高低。新加坡2004年就頒布了《商業信托法》(（Business Trust Act)。目前，有20家商業信托機構依據該法而成立。這些信托機構為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來財富，包括來自我國的財富。其他的高凈值人士凈入國，無不具有周詳而嚴格的財產保護法律制度。

因此，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我國要考慮對于高凈值人士的財產安全性，從法律上比其他國家更好地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財產，加大對他們的吸引力。

澎湃新聞：如何平衡高凈值人士增加可能帶來的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的問題？

劉培林：我的看法是，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最終是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倍增，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普遍提升，當中會產生一大批高凈值人士，這樣的格局與目前相比，收入差距有很大可能性會縮小而不是擴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說這些群體能夠帶來很多財富、但會拉大一些收入差距的話，這也應該是我們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種代價。我們強調的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富裕。此外，還要看到，我們還可以通過再分配手段加以調節。

展望未來，如果中國政策很好，以至于美國、瑞士、新加坡等等發達國家的高凈值人士都爭先恐后到中國來生活，一定會帶動中國的投資和消費。他們來和他們不來相比，一定會拉大中國的收入差距。但我個人認為，我們顯然不能為了不拉大收入差距，就將他們拒之門外，因為將他們拒之門外，實際上也就把很大一部分的投資、消費乃至技術、產業和就業機會拒之門外。

依然以新加坡舉例，2013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星展銀行舉辦的“亞洲洞察”會議上發表演講時曾經說：“事實上，我們可以讓10位10億富翁遷入新加坡并在這里建立基地。這里的基尼系數一定會惡化，但我認為新加坡將變得更好，因為他們將帶來企業、帶來機會，他們將開設更多門店，他們將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澎湃新聞：我國“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如何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前景？

劉培林：世界銀行依據全球各國（地區）的人均國民收入高低，將各國（地區）劃分成四個類別：低收入國家、下中等收入國家、上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

按照最新的新標準，2019年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2535美元的國家，就被認為是“高收入國家”。

這個12535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一個更具象的含義是什么？1989年世界銀行劃定各國發展水平的分類標準時，是以彼時工業化國家中收入最低的兩個國家，即西班牙和愛爾蘭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作為高收入國家門檻線的，當時是6000美元。當年的人均6000美元和全球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比，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

后來在物價等因素影響下，今天這個標準提高到12535美元。但是，由于1989年以來全球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增長，當年劃定的高收入門檻線演變到今天，和全球平均水平的比值是多少呢？降低到了1.08倍。也就是說，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線從1989年相當于全球平均國民收入水平的1.8倍降到2019年的1.08倍。

今后隨著物價水平的變動，高收入門檻線還會相應調整，但大體而言，它今天已經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沒有多大差異了。所以我們說的中國十四五末跨入高收入行列，實際的含義大體就是中國屆時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達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1倍左右。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1萬多美元了，大約相當于高收入國家門檻線的83%。如果說跨入高收入行列是一份滿分100分的考卷的話，中國已經得了83分，還剩17分。

綜合考慮我國生產率增長、物價水平、匯率變動等因素，如果不出現大的反復，我國應該可以在“十四五”末甚至更早的時間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跨過去以后有什么意義呢？今天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約有11.6億人，中國如果把14億人帶到高收入行列，就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規模翻了一倍還多。

當然，也要認識到，屆時我國雖然跨進了高收入國家門檻，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最發達國家相比，依然處于高收入國家當中偏低的位置，仍需通過科技創新、不斷改革等手段進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都市圈發展“大集中、小分散”

澎湃新聞：您長期研究區域經濟和發展戰略，都市圈在我國下一階段區域發展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劉培林：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國土空間上的分布格局的演變，隨著發展階段提升，呈現出一定規律性。第一階段是農村人口就近、分散的低技術的工業化；第二階段是大量人口在廣大國土空間上長距離流動、就業和遷徙，這對應于中國過去一段時間的勞動力跨省流動；目前加入了第三階段，人口和產業活動以城城流動、向大城市集中為主。

第三階段上，城市群將成為主要和重要的人口聚集地，具體來說，東部會形成城市綿延帶，城市群，中西部地區則會在一些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好的地區形成一些點狀的城市群，如關中平原、成渝地區、武漢周邊、湖南的長株潭、新疆天山北坡等。所以說，未來沿海的大江大河三角洲地區以及沿大江大河的城市群，將成為未來積聚人口和經濟活動的主要地區。這是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廣大國土空間上的“大集中”。

“大集中”的同時，要看到，來到大城市群的人并不是都要到大城市的二環以內，在以大城市的中心一小時公交通勤范圍內看，則應該是相對分散的。這形成了所謂“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點，大城市核心區人口會有所疏散，一小時公交通行圈內會吸收更多的人口和產業活動。

澎湃新聞：我國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要“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市化”，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南強北弱”的區域經濟分化加重？

劉培林：這個事也不見得是一個壞事，如果說有一定程度的南北分化的話，我覺得這也是隨著發展階段變化、不同時代主導技術和產業更迭、升級而呈現出來的一種新特點，一定程度它就是不可避免的。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總盤子擴大，從來都伴隨著地區間經濟規模的消長，一個時期是一種“平衡”，過一段被打破，形成新的“平衡”。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一個是市場化力量導致的要素流動，再一個是不同階段主導產業更迭升級。

過去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北地區以重工業發展成為我國地位舉足輕重的區域；本世紀初經濟高增長階段，山西、內蒙、陜西等地也由于豐富的煤炭資源成為我國經濟高增長極。到今天我國發展階段改變了，要追求精細化的高質量發展，要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主導產業會升級，強調高附加值、低消耗。北方這些資源性省份經濟相對意義上滑坡，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不可避免的。

已經形成了南強北弱這種局面，接下來怎么辦？北方地區需要采取綜合性措施，從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等方面入手，實現創新發展。但是也要認識到，北方地區的發展，雖然態度上應該只爭朝夕，但實際步驟上，也要對問題解決的長期性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當今的發達國家都曾經遇到過早期工業化發源地在后來相對衰落的問題，如英國的曼徹斯特、德國的魯爾區、美國五大湖地區的鐵銹地帶。這些地區的艱難轉型用時不短，有的今天仍然沒有見到明顯效果。我們國家政府的執行力強，在推動這類地區轉型升級方面，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有一些優勢，但也要順應規律，不能著眼于促進這些地區的“地”的發展，而應著眼于促進這些地區的“人”的發展，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水平，幫助他們流動到機會更多的地方，主要依靠在人的流動中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