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1472－1529）是明朝杰出的哲學家、軍事家。他于1499年考中進士，1506年因觸怒劉瑾，謫貶至貴州龍場當龍場驛棧驛丞。在龍場期間，他對《大學》有了新的領悟，認識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史稱龍場悟道。后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1519年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晚年立院講學，1529年在平亂歸途中病逝。

王陽明創建了心學，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論，對后世影響很大。

王陽明龍場悟道

文 | 楊國榮

1505年，王陽明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禮。這一年，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登基。其時武宗年僅15歲，朝政控制在內官劉瑾之手。內官專權導致了朝政的昏暗，這種狀況自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滿，于是而有劉健等聯名上疏，要求罷免劉瑾。但結果是劉瑾地位安然未動，劉健卻被革職。南京戶部給事中戴銑等上疏力主重新起用劉健，亦以“忤旨”的罪名被解京下獄。王陽明時為兵部主事，深知當時內臣弄權的政治形勢，也十分清楚一旦觸犯劉瑾輩將會導致何種結果，但仍毅然不顧個人安危，抗疏直諫，要求“宥言官”。盡管此疏在內容上只涉及戴銑等人之獄，但其鋒芒卻同時針對制造冤獄的權臣，因而自然難為劉瑾所容。疏一遞入，即被劉瑾矯詔廷杖四十，隨即下獄。

在獄中，王陽明的心境頗為復雜。權臣當道，政治昏暗，這種現狀無疑使他感到憂憤和失望，從王陽明獄中所作的詩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一點：“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游。”險惡的政治環境有如嚴冬，高壓下的萬馬齊喑則給人以永巷人希之感。身陷囹圄，前景難卜，也使人不免向往起遠離政治漩渦的田園生活：“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垅。”“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此外，酷烈的廷杖與獄中生活亦使王陽明多病之軀更為虛弱，孤寂衰病之中，也平添了幾分對家人的思念：“思家有淚仍多病。”不過，王陽明并未因此而完全消沉。立志成圣的信念，激勵著他在逆境中依然不忘卻對道的追求：“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為直。”在獄中的日子里，王陽明曾靜心研究周易，并寫下了《讀易》一詩；也曾和獄中難友相與講誦，以求道為樂：“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這已多少展示了一種哲人的胸襟。出獄時，陽明以詩贈獄中諸友，再次表達了不為世俗所移之志：“愿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這既是對獄中諸友的勉勵，也是一種自勉。

出獄并不意味著磨難的結束，等待王陽明的是更為漫長的煉獄——遠謫龍場。臨行前，湛若水詠詩九首為他送行，王陽明作八詠以答之，其中有：“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線。后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余不量力，跛蹩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厘間，萬里或可勉。”詩雖不長，但卻包含了對儒學道統的簡要回顧：從孔子到周程，道已漸微；周程雖上接孔孟，但其學未能得到光大（僅如線）；此后數子，已瑕瑜互見。為延續洙泗之道，陽明自己曾曲折探索（屢興屢仆），而在以后的漫漫長途中，將繼續從毫厘入手，以實現萬里之志。這里沒有對個人命運的悲觀，它更多地展示了以綿延道統為己任的抱負。

從京師到貴州龍場，不僅路途遙遠，而且歷程艱險。其艱其險并非僅僅在于沿途山高水長，而且更來自內臣劉瑾的追殺。王陽明被謫貴州后，劉瑾并未就此罷休。他將王陽明等人列為奸黨，并遣心腹尾隨王陽明，伺機刺殺。至浙江錢塘，為擺脫刺客，王陽明不得已“托言投江”，然后乘船入海。本擬到舟山暫避，但遇風漂至福建，于是潛入武夷山。經過這一番變故，王陽明對內官翦除異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兇險心態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而世間的這種種叵測風云，也令他不免有幾分心冷，于是一度擬遠遁他方。但基于人倫的強烈責任感，很快使他打消了遠走之念，并決意不顧個人安危，繼續赴謫。在這一期間所作詩中，王陽明寫道：“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云過太空！”“肩輿飛度萬峰云，回首滄波月下聞。”它所表現的，已是一種不以險夷為念的超然氣度。

經過艱難跋涉，王陽明于正德三年（1508）春抵達龍場，其職務為龍場驛丞。龍場位于貴陽西北的修文縣，周圍是萬山叢棘，十分偏僻閉塞，常有毒蛇走獸出沒其間。龍場驛的規模相當小，全部編制只是“驛丞一名，吏一名”，外加“馬二十二匹，鋪陳二十三副”。王陽明初到龍場，無可居的住房，只好先自己動手蓋草庵暫居，雖然草廬高不過肩，但遠行疲乏的王陽明已對此感到滿足：“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后又遷到東部山峰，以石穴為室，周圍多是動物世界：“鹿豕且同游。”（同上）由于瘴癘彌漫，同行隨從都先后臥病，王陽明不僅只能自己做飯，而且不得不歌詩調曲以慰從者。龍場是少數民族聚居之處，王陽明與他們彼此語言難通，能以語言交流的，只有從內地亡命到此的各類人物。生活環境之困苦，由此不難想見。

陽明洞

不過，雖處困厄之中，但一時遠離政治上的是非之地，外在的紛擾倒相對少了，這使王陽明有機會更集中地靜心思考多年探索的問題。自遭劉瑾迫害以來，時常面臨如何對待個人榮辱得失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反省，王陽明自己覺得已能超脫得失榮辱的計較，心境較以往更為坦蕩灑落。然而，尚有生死一念，未能放下。于是，繼續端坐默思，以求貫通。如此反復省思，又回到了成圣這一終極性的問題：“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最后終于豁然有悟。《年譜》對此作了如下描述：“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一徹悟過程，也就是所謂龍場悟道。

《年譜》的記載，不免有過度渲染之處，中夜大悟云云，也多少給人以幾分玄秘之感。相形之下，王陽明本人后來的追憶，便顯得更為平實真切：“其后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從中不難看到，王陽明經歷了龍場悟道，這確是事實，不過，這并不完全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神秘頓悟，而是一個長期沉思與瞬間突破交互作用的過程。人的一生中，其認識與境界往往會經歷階段性的躍遷，而困境中的反省，則可成為實現飛躍的觸媒。赴龍場以前，王陽明對“第一等事”已上下求索了十余年，龍場的特定境遇，一方面使他有機會對已往的思考作一總結，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在超越生死之念中，對具有終極意義的問題作出更深刻的體認。這里既有理智層面的認識飛躍，又有境界意義上的精神升華。

龍場之悟，王陽明究竟悟到了什么？從直接的內容看，不外是對格物致知說的重新理解，而其深層的內涵則似乎更為復雜。如前所述，王陽明曾按朱熹之說，格竹之理；后又依其教，循序致精，但總是面臨著物理吾心判而為二的問題。正是心與理的分離，使他在朱學之外廣涉各家，出入佛老。盡管立志成圣的講學宗旨，使他又回歸了儒家的道統，但心與理如何適當定位的問題并未解決，而這一問題又始終關聯著如何成圣。龍場期間，如何成圣依然是王陽明關心的“第一等事”，當他自問“圣人處此，更有何道”時，便已表明了這一點，而化解生死之念，同樣旨在通向圣人之境。在歷經“千死百難”之后，王陽明終于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用更形而上的語言來說，理并不在心外：心即理。于是，圣人之道不再超乎個體存在，成圣獲得了內在的根據。如后文將要詳論的，相對于朱學，這確乎可以看作是一種哲學的轉換。

終極思索上的突破，也使王陽明達到了一種新的人生境界。他不僅自身超乎了榮辱得失的考慮，不為生死之念所動，而且以其坦蕩磊落的胸懷影響和感染著當地土著，并逐漸與之建立了一種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關系。見王陽明居所較為潮濕，當地夷人主動為他蓋了新的住房，這些新居王陽明后來分別名之為“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等。貴州都御史王質曾遣人到龍場，來人對王陽明倨傲不恭，周圍夷人知道后，竟為陽明抱不平而驅打差人，由此亦可見當地土著對王陽明的敬重。當然，這也惹怒了州守，有人勸王陽明向當局謝罪，王陽明嚴辭拒絕，回答說：“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這既蘊含了王陽明對夷人正義之舉的某種肯定，也表現了陽明吾性自足的自信。

王陽明在京師時，已開始收徒講學；龍場悟道后，更有了一種傳道的責任感。于是，以夷人所建新廬為舍，王陽明創辦了一個書院，取名龍岡書院。這是王陽明所建的第一所書院，規模雖然不大，但在邊鄙之地，卻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王陽明在講學之余所作詩中，已有“門生頗群集”的描述，可見當時問學者已不少。有的學生為請教一個問題，甚至跋涉百里，僅宿三夜便辭別。為使書院規范化，王陽明還制定類似院規的“教條”，其內容為：“一曰立志，二曰勸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這也可以看作是京師期間立志成圣的講學宗旨的具體化。在和諸生講誦論析之余，還常相與漫步于山林之間，或觀月于溪邊：“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當年孔夫子令弟子各言其志，曾點以“浴乎沂，風乎舞雩”作答，夫子嘆曰：“吾與點也！”龍場講學的此情此景，有時竟也使陽明與千年前的夫子產生了共鳴：“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顯然，這是一種基于樂道的精神溝通。

龍岡書院的講學，使王陽明的才識逐漸為人所知。先是貴州按察副使兼提學副使毛科邀請他前去講學，王陽明以“移居正擬投醫肆”推辭。后席書在貴州提督學政，特向王陽明請教朱陸異同。王陽明不直接與席書討論朱陸哲學，而著重談了他在悟道之后對心物知行關系的重新理解，席書不以為然，“懷疑而去”。次日又來，繼續討論知行之辯，王陽明以五經論證自己關于知行本體的論點，席書的懷疑態度稍有改變。如此往返四次，席書終于“豁然大悟，謂：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王陽明不辯朱陸異同而說知行本體，意味著他已無意僅僅糾纏歷史公案，而更多地致力于標舉新說。接受一種新的學說往往需要轉換原有視域，而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實現的過程，因此，王陽明的知行學說在當時頗受問難，亦在情理之中。后來王陽明曾回憶道：“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然而，這種新的學說自身也有其內在的理論力量，席書之最后接受其看法，即表明了這一點。

這一時期，王陽明雖然尚未以良知與致良知概括其學說，但良知說的一些基本思想已具體而微。王陽明在悟道之后，曾以五經證其說，而這種“證”同時也是陽明以自己的新見重新解釋經典的過程。在作于此時的《五經臆說》中，王陽明一再強調心體本明：“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而這種心體又與作為第一原理的元為一：“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對心體的注重，爾后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和系統化。當席書經過陽明啟示，悟到“求之吾性本自明”時，顯然亦受到了王陽明以上看法的影響。王陽明晚年曾回顧道：“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這種總結確有道理。

當然，講習立說并不是謫居生活的全部內容。身處邊鄙，遠離故土，常常會有一種深深的鄉思。在這一時期所作的詩中，王陽明一再流露出這種情懷：“身在夜郎家萬里，五云天北是神州。”“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云浮。”“游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云塞長空，頹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與家人的長期隔絕，有時亦使人產生家書抵萬金之感，并時時盼望遠方的來信：“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雁飛回？”雖然“講習性所樂”，在與諸生的論析中可以得到一種理智的滿足，但理智的愉悅并不能消解情感的需要。閑時漫步前庭，抬眼遠望長空行云，頓有此身漂泊、有如浮云之慨；行云尚有時而定，游子卻歸期遙遙：“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云馳。行云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云有時定，游子無還期。”與之相近的懷鄉詩還有：“惟營垂白念，旦夕懷歸圖。”“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疏。”“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云鴻，高越飛南景。”“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如此等等。這一類游子之嘆，在王陽明的《居夷詩》中幾乎隨處可見。詩言志，亦見情，從這些鄉愁流溢的詩文中，我們既可想見王陽明當年的心境，也可感受到其豐富的情感世界，后者使陽明不同于難露真情的道學家。

謫居邊地固然使人思愁難斷，但龍場生活也使王陽明獲得了難得的自由：“投荒萬里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龍場雖然文化落后，倒也山明水秀。也許是早年受祖父王倫的熏陶，王陽明素愛山林泉石，遇到佳景，常流連忘返：“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讀書講習之余，王陽明往往閑步于山間小徑，或觀深谷幽草，聽林中鳥語；或駐足溪畔，俯視游魚。每覽勝景，常賦詩以記：“水光如練落長松，云際天橋隱白虹。”數年前，王陽明曾游歷九華山，那里的奇山險峰使他常難以忘懷，而邊地的風光與之相比毫不遜色：“溪深幾曲云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冬日雪景秀異，春風中的高巖青壁更令人陶醉：“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游絲冉冉花枝靜，青璧迢迢白鳥過。”身處此山此水，每每讓人平添幾分飄逸，陽明有時竟也“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這已頗有一些陶淵明的風度了。

不過，王陽明畢竟沒有忘情于山水。自然的懷抱誠然使人領悟到“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驛丞這種卑位閑職也似乎形同隱居，但求道與行道之志并未因此而淡忘：“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即使置身林下溪邊，也常常會有吾道何成的憂思：“溪水清見底，照我白發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時光易逝，年華如水，此時王陽明已年近不惑，人生的波折，使他華發早生。盡管對“第一等事”的沉思已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但如何將其化為一種普遍的信念，依然是一個尚待努力的問題。也正是基于這種憂思，王陽明一再勉勵弟子和友人，以求道秉道為貴：“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茍全。”陽明終究非淵明，淵明可以在“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終其一生，陽明卻始終難以忘懷經世行道的理想：“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隨著謫徙生涯的終結，王陽明確實不久便告別了龍場，在事（經世事功）與思（哲學沉思）的交融中開始了新的求道與行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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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

楊國榮 著

978-7-5760-0013-9

 本書從理論層面對心學內在的哲學意蘊作了深入分析，具體闡釋了心學中心體與性體、本體與工夫、言說與存在、德性與規范、存在與境界以及心物之辯與天人之際等重要理論問題，并探討了其中蘊含的哲學意義。作者從一個新的視野出發，對陽明心學展開多維度的闡釋，思路開闊，創見頗多，具有開拓性，很值得一讀。

作者簡介

楊國榮，華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五、第六屆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主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倫理學、形而上學等，出版學術著作10余種，多種論著被譯為英文、韓文，在Indian University Press、Brill 等出版。主要學術兼職包括國際形而上學學會（ISM）主席、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國際中國哲學史學會(ISCP)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