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導演以其敏銳的視角捕捉人性的復雜和當代中國的跌宕起伏。十多年來，他拍攝了《厚街》《高三》《龍哥》《棉花》《中國市長》等多部獲獎作品。GZDOC 2020知名導演訪談錄特邀請《時尚先生》視頻記者陳瑋曦，與周浩共同挖掘創作中的思考與頓悟。

周浩談首次上大銀幕，該來的都來了

陳瑋曦：很多導演都有大銀幕的執念，你之前的片子十幾部都沒有上過大銀幕，《孤注》終于上大銀幕了，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周浩：沒有想那么多，我本身不是學電影出身的，我沒有特別強烈的電影院的情結。大銀幕是一種媒介，只是多了一個空間，畢竟在中國生活還是需要跟大眾見面。做紀錄片也是一個媒介，有這個機會挺好的，但是談不上欣喜若狂，該來的都來了。

陳瑋曦：去電影院播放《孤注》是一開始想好的？

周浩：這個片子做的時候是一開始就想好的，本來是一家電影公司找我們的，甚至創意是他們的，他們找了很多導演，我們最后達成了某種默契。

陳瑋曦：電影公司要求你做，影響你的創作嗎？

周浩：沒有，因為找我做片子的人肯定是看過我以前的片子，他對我觀察世界的方法是認可的，他們來找我就是因為喜歡我以前的東西，喜歡我的方法。出發點是別人的要求，但是很快轉化為自己的要求，紀錄片導演必須隨遇而安，在現有的狀態下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它一定是自己的事情和別人的事情結合起來才可以變成現實。

做紀錄片最大的快樂是跟采訪對象打交道

陳瑋曦：你做紀錄片最大的快樂是什么？

周浩：我們一直在尋找影片、生活里面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我做片子最大的快樂吧。對我來說更快樂的事情就是在跟采訪對象打交道過程中，得到的那種滿足感，對我來說是最有誘惑的東西。

陳瑋曦：《大同》以后不再擔任攝影，開始由攝影師掌控現場調度，你在創作上有了什么樣的轉變？

周浩：早期拍攝、導演、到后面的剪輯都是一個人完成的，后來對技術的要求也會高，所以有一個團隊配合你一起工作，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因為電影本身就是大家合作的一個產品。我愿意找一些人跟我合作，而且我也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而且，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我已經老花了，我聚焦有很大的問題。

陳瑋曦：不端機器會有一種思維被解放的感覺嗎？

周浩：開始肯定覺得攝影師跟你的要求有距離的，它還是跟自己導演自己拍不太一樣，但是它在一方面失去了，在另面一方面會有收益。我覺得以后還是會用攝影師，但是我想有一天技術不是障礙的時候，設備越來越小的時候我還是用自己的方法拍，團隊我也會用，兩種方法我都不會特別拒絕，看機緣和題材。

陳瑋曦：紀錄片行業普遍存在的融資問題對你來說還是一個問題嗎？

周浩：融資當然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問題，但是我開玩笑說，如果我做20年，我在中國拍片子找錢依然很困難的話，這個行業就不需要發展了。我覺得其實做到這個時候，很多頭部的資源就會向我傾斜。比如說像電影節的獎項，你說我以后還會得更大的獎嗎？我不會為這個事情去特別擔心，我擔心我有沒有好的片子，如果我有好片子一定會獲獎的，該來就來了。

給新人的建議：找到做片子帶來的快樂

陳瑋曦：這幾年你做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新導演論壇的主持人，你能談談紀錄片新導演在創作上有什么趨勢嗎？

周浩：紀錄片行業還是跟別的行業不一樣，因為還是想看到成熟導演的作品，因為他們可以給我驚喜，年輕導演給我驚喜的真的不多。我們這幫人都是在思考問題，而且有這么多前期的積累，所以我會更喜歡看年長導演的作品，其實有的片子談不上整個片子都特別棒，但是也會給我小小的驚喜，比如說這次顧雪的《家庭會議》，雖然說有很多的遺憾，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嘗試，一種呈現方式，我很渴望看到別人拍的跟我不一樣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它會是刺激我的。

陳瑋曦：能否給年輕導演一些少走彎路的建議？

周浩：其實我覺得紀錄片它不是一個名利場，它也掙不了什么大錢，但是我們這幫人為什么還可以做下來，我覺得我們還是找到了做片子帶來的快樂，跟人打交道探索其中微妙的樂趣，這是最重要的，我會從中間得到很多的滿足，這是為什么要做下來的原因。做的過程中我的職業和我的愛好是高度吻合的，你能夠以你的愛好為你的職業是很幸福的事情，就看你是否真的愛它，如果真的愛它的話這些都不是負擔，不愛它的話所有都是負擔。

原標題：《周浩：紀錄片不是一個名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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