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哈佛大學榮休教授、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學者傅高義（Ezra F. Vogel）于美國當地時間12月20日去世，享年90歲。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隨后發布消息：“我們非常悲傷地宣布我們的前主任傅高義教授（1930-2020）去世。傅高義教授曾在1973-75年和1995-99年擔任中心主任。他是我們中心真正的守護者，一位博學的學者，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會非常想念他。”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接受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的采訪，回憶了他與傅高義先生的30年交往經歷。他指出，要理解傅高義，一定要在全球化語境下，把握三個關鍵詞——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人、學者、傳奇）。以下是徐國琦教授的訪談整理。

傅高義教授

虛懷若谷又充滿激情的學者

我是1990年到哈佛大學讀書以后認識傅高義的，至今也有30年了。但我必須說明，我既不是他的學生，也不是他的助教，也不敢充其朋友。

1995年到1999年，他第二次出任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時候，我們的交集很多，基本上我去參加的講座里都有他的身影，每周都能在各種場合碰見他。

此外，哈佛的教授都有搞家庭聚會的傳統，一學期至少要組織兩次。費正清在建立哈佛東亞研究的時候，每個星期四都組織大家到他家去，open invitation，只有對中國感興趣，誰去都可以。大家一面吃黃瓜三明治，一面談關于中國的各種話題，這在老一輩中國研究者中早已傳為佳話。可惜我到哈佛不久，費老先生就仙逝了，未能躬逢盛會。傅高義也是這樣，如費正清老先生一樣，他家就住在哈佛附近。他興趣又十分廣泛，喜歡結交各路朋友，在他家主要吃中餐外賣，似乎比當年費正清家的三明治要好一些，當然目的不是吃飯，而是思想和學術的盛宴。這些教授是真正的“開門主義”，真心的歡迎每一個人，提供一個場所讓大家自由交流。

在我的印象里，傅高義沒有老過，當然也沒有年輕過，一直是笑瞇瞇的樣子，從來沒有見過他發火，有時候會像個孩子一樣開懷大笑。傅高義沒有多少頭發，每當別人提問他回答不上來的時候，他就猛拍自己光亮的腦門兒，拍得叮當響，有時候都拍出節奏和答案來了。

傅高義非常虛懷若谷。任何人跟他說話，他都掏出小本，像個記者一樣，發現能激發他靈感的，他就說：“Good idea！Let me write it down！”他是真正的“活到老、學到老”，從不以權威的身份自居，有時候姿態比你還低。有幾次我倆去聽演講遲到，我不好意思坐地上，就站著了；他二話不說就坐到地上去。

1991年，傅高義寫了一本小書叫《亞洲四小龍》。那段時間正好是哈佛課程改革，這些大教授爭相要開一些核心課程，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傅高義當時就開了一門“東亞工業社會”。記得是1996左右，我一度想做這門課的助教，傅高義先生甚至給了我一份這門課的大部頭課程讀本。可惜的是我分身乏術，最終無緣成為他老人家的助教。現在那份講義應該還在我香港大學的辦公室里面。

傅老先生教書應該很受哈佛本科生的歡迎。他講課一定就像是一個慈祥的老爺爺在給你講故事，講得很有趣，加上他的閱歷極其豐富，學生無疑都很喜歡。2016年我回哈佛，聽說傅高義仍在義務給學生上兩門課。他這樣做，根本不是為名為利，就是一種對學術對社會的passion，想跟年輕人交流。對于傅高義先生的高風亮節及其教書育人的精神，我是自愧不如的。

記得應該是2014年，我有一次跟我的導師入江昭教授約在哈佛旁邊一家叫“南北家園”的中餐館吃飯，傅高義聽說了，也要來參加。只見他從自行車上跳下來，頭上戴著頭盔，腿上打著反光的綁腿就進來了，還跟我們道歉有點遲到，然后就詳細地問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2019年底傅高義到香港做新書出版講座，我沒能參加，他還特意將《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簽名本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送給我。

像我這樣受他關照或受惠于他的人應該太多太多了，研究東亞的中國學者也好、日本學者也好，都要到他家去拜訪或向他請教。他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日本人民的老朋友”，當然也是“美國偉大的愛國者”，他有一種國際胸懷和極其強烈的現實關懷，不能給簡單地貼標簽說他是知華派或親華派。

我2019年在哈佛休學術假的時候，基本上每周都能見到傅高義。當時他八十九歲，這么一個功成名就的學者其實完全可以不用再去做瑣碎的工作了，但他依然在費正清研究中心主持Critical issues facing contemporary China，即“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每周都請知名記者或者學者來做演講。他為什么這么做？還是因為有passion，他對中國、對世界及美國充滿了passion和關懷。

傅高義的學術脈絡

1993-1995年，傅高義跟著約瑟夫·奈一起去了白宮。他的職務是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事務官，主要負責收集和分析東亞的各種信息，每天都要寫簡報。他這兩年的經歷，不僅近距離接觸了很多機密信息，另外也讓他深知寫東西要簡明扼要的重要性。

現在很多人回憶說當時傅高義覺得自己年紀大了，沒法做官了，才在政府任職僅兩年立即回到哈佛教書。其實哈佛大學有一個硬性規定，全職擔任校外職務最多兩年，必須要回來，否則就會失去哈佛的教職，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放棄哈佛的教職，所以到期就回來了，堂堂基辛格，逾期未回，結果也未能如愿以償的回到哈佛。

1994年前，美國規定大學教授70歲退休，很多人不知道，1994年之后哈佛大學的教授是可以選擇不退休的，像《文明沖突論》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就是快80歲才退休的。2000年的時候，傅高義70歲了，他選擇了退休。他就是想用更多的時間寫自己想寫的書。《鄧小平時代》就是那時候開始寫的，當時中國大規模崛起，他對現實的強烈關懷，促使他去研究中國，他認為研究鄧小平就是很好的切入點。傅高義花了十年時間才寫完此書。《鄧小平時代》于2011年出版。本來寫完該書后，他想再接再厲，撰寫《胡耀邦傳》。但他意識到當時中日關系惡化，想借助自己作為研究日本和中國的雙重學者的身份，為改善中日關系作出貢獻，結果他老人家又花了近十年時間研究中日關系，寫了《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一書。該書于2019年出版。

我們中國人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傅高義身上都體現出來了，他的抱負、學養及品行，正好為這世界所用。很多人覺得他缺乏理論，其實傅高義是按照自己的passion，一以貫之的現實關懷的脈絡在走。

《鄧小平時代》即將付梓之前，傅高義和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組織了一大批學者來挑錯，內容按照專題，分別去找相應專家審稿，關于鄧小平的早年經歷，傅高義通過其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也來詢問過我的意見。這都是傅高義虛懷若谷的表現，他知道很多細節他自己不清楚，所以希望借助群策群力。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有些東西就在我們血液里面，比如某些掌故、俗語，我們一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外國人不太可能了解。打個比方，“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表示客氣我們會說“哪里哪里”，這些外國人有時不了解，我覺得都很正常，就像我們對某些英文的某些表述也搞不懂一樣，都是在所難免的。

很多人說《鄧小平時代》有多少多少錯誤，我覺得沒必要求全責備。更有甚者覺得傅高義學術水平不怎么樣，我倒想問問，如果是中國學者去研究美國社會，試著去寫寫《里根傳》，水平能否趕上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的十分之一？

再者，衡量一本書的價值不是看它有沒有小錯誤，而是看它的學術影響，看它的研究是不是有前瞻性、原創性。塞繆爾·亨廷頓曾經告訴我，衡量一本書是否成功要看社會反應，如果人家恨你恨得牙癢癢的，把你罵得狗血噴頭，那也是成功了。用他的話說，“你踩到他的腳了。”不管是夸獎還是批評，只要有反應就算成功，沒有反應就是失敗。

按照這個標準，傅高義的每一本書都是極其成功的，每一本都是masterpiece。《鄧小平時代》《日本第一》，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分別都是暢銷書，足以證明他的成功。現在國內的很多學者吹毛求疵，抓住一點點錯誤不放，我覺得有點一葉障目了。

傅高義去世前一直還想寫兩本書，一本是他的自傳，一本是《胡耀邦傳》。實際上從十年前他完成《鄧小平時代》的時候，我個人就聽他說過好幾次說準備寫《胡耀邦傳》，我估計他收集的資料也不少了，因為研究鄧小平和胡耀邦研究有好多交叉性的東西，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可惜他走了，這本書沒有完成，我不知道他是否安排其他人代替他完成這項工作，如果沒有，實在是太可惜了。

傅高義一輩子專心研究學問，到最后他的自傳倒沒寫出來，沒法講自己的故事了，這也是十分遺憾的事。他從俄亥俄一個小鎮走出來，成為哈佛大學教授、國際知名學者、各國政要的座上賓，這是多么了不起的故事！不過他的著作已經是豐碑了。

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

我個人認為，理解傅高義，一定要在全球化語境下，把握三個關鍵詞——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這三者缺一不可。

傅高義是時代造就的。沒有日本和中國的崛起，他的研究不可能這么引人關注。費正清當年就說他不可能不成功，因為他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研究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這句話同樣適用于傅高義。

傅高義生于1930年，本來是當兵要去朝鮮打仗的，但是沒去，幸運的在軍人醫院工作，結果導致他對美國社會和心理學產生了興趣，退役后即到哈佛攻讀社會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美國家庭課題的，后來因為一位哈佛老師告訴他，研究美國社會最好要了解其他社會，這樣才能有深度。就這樣，他到日本兩年，觀察日本社會。很快他陰差陽錯的成為研究日本的學者，并在1979年出版了讓他暴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一書及其他著作。后來又因為哈佛要建立中國研究學科，傅高義又進入中國研究陣營。并很快成為中國研究專家。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傅高義先生身上完美地體現出來。上面提到的那些故事，包括記筆記，退休后還給學生上課，組織各種聚會，參加zoom會議，去世前還要給美國新政府提交一個備忘錄，思考如何改善中美關系。這就是他悲天憫人的現實關懷，他不希望中美關系、日美關系、中日關系惡化，他一直是以“出世”的心態去做“入世”的研究。

我還要想強調一點，傅高義從一位社會學者起步，最后成為一名歷史學家，他的學術軌跡也說明了歷史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參照系，無論是中日關系、中美關系、還是日美關系，要建設一個比較好的未來，我個人認為還是要回到歷史中去，特別是我不久前出版的兩本書里所說的“共有的歷史”。傅高義先生活到90歲，其實也就寫了五六本書，但是他其實是用精彩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什么是偉大的學者，要怎么做人、怎么做學問。結果出現了傅高義式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