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始建于1500多年前，是中外文化、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藝術與石刻藝術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藝術寶庫，與莫高窟、龍門石窟和麥積山石窟并稱為中國四大石窟。

12月25日，展覽“大美之頌·云岡石窟——千年記憶與對話”在上海寶龍美術館開幕。此次展覽由云岡研究院院長張焯和策展人王純杰聯合策展，帶來120件云岡文物和復原窟（12窟），同時展覽還呈現10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構建當代藝術與傳統藝術的對話。澎湃新聞了解到，第12窟復原窟是浙江大學與云岡石窟研究院合作，歷時3年多制作的該窟的可移動3D打印復制版本，這也是一這一復原窟首次“移動”來滬。

云岡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舊稱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靈巖寺。石窟倚山開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F存大小窟龕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石窟規模宏大，造像內容豐富，雕刻藝術精湛，經東西文化交流后，形成了佛教藝術的巔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紀世界美術雕刻的最高水平。

云岡石窟

云岡石窟外景

云岡石窟大佛

展廳現場

展覽“大美之頌·云岡石窟——千年記憶與對話”由云岡研究院院長張焯和策展人王純杰聯合策展，帶來120件云岡文物和復原窟（第12窟），同時展覽還呈現10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構建當代藝術與傳統藝術的對話。

1:1復原音第十二窟（音樂窟）

2020年12月25日，展覽“大美之頌·云岡石窟——千年記憶與對話”在上海寶龍美術館開幕。在展廳中，最吸引觀眾的無疑是以高科技手段1:1實景還原的云岡第12窟音樂窟。

第十二窟復制窟與原窟對比圖

云岡石窟的開鑿按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算起，一直延續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止，前后60多年。根據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風格被分作三期：第一期為著名的曇曜五窟(16—20窟)；第二期開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約公元470- 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組，其中四組雙窟(7、8窟，9、10窟，5、6窟，1、2窟)，一組為三個窟(11、12、13窟)；第三期開鑿于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一直延續到孝明帝正光年間，約公元494—524年，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中小窟龕自東迄西遍布崖面。這其中，第二期石窟因后世敷泥施彩繪而變得絢麗多彩而成為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此次展覽呈現復原第12窟就來自此階段。

展廳現場，第十二窟（復制）

第11、12、13窟為一組，分別為塔廟窟、佛殿窟、大像窟三種不同形制的洞窟。三窟似共一前庭，第12窟為中心窟——佛殿窟，也是云岡石窟中藝術氛圍最濃的一個窟，人稱“音樂窟”。窟平面呈長方形，分前后室。前立壁兩根八棱千佛列柱承載著仿木結構的屋檐。東、西兩壁雕三開間仿木結構殿宇屋形龕，為典型的中國檐廊式建筑。該窟有47身樂伎44件樂器，雕刻了表現北魏時期宗教、宮廷、世俗音樂、舞蹈藝術的活動場景，為研究北魏音樂、舞蹈史提供了珍貴的形象資料。

前室

前室

云岡石窟12窟前室

前室東西長7.5米，進深4.1米，窟高6.65米；后室東西長6.4米，進深4.8米，窟高7.1米。其中，在前室北壁上層天宮伎樂列龕，由西向東依次雕刻著伎樂天，她們手持吹指、齊鼓、排簫、琵琶、橫笛、箏、琵琶、篳篥、豎箜篌、琴、細腰鼓、義觜笛、塤、坦鼓，姿態優雅，綺麗紛呈。天宮伎樂列龕下方，16身飛天前后追逐，相向而舞。而明窗的四條棱沿留出很大空間，也用以表現伎樂。此外，東、西壁亦分三層，分別菩薩、飛天、供養天等。而在后室中，觀眾則可以看到云岡風格的坐佛及菩薩造像。走入其中，觀眾可以零距離感受云岡石窟的宏偉，感受古代天宮伎樂的場景。

后室

后室南側下邊的圓拱龕

后室

記者了解到，這一復原窟是浙江大學與云岡石窟研究院合作，歷時3年多，制作了該窟的可移動3D打印復制版本。2016年8月起，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與云岡石窟研究院合作，對第十二窟進行高保真三維數字化數據采集。該合作團隊采用融合三維激光掃描與攝影測量的方案，構建三維模型，歷時3個月，對第十二窟進行三維激光掃描，并拍攝55680張照片。之后，經過攝影測量計算和人工交互三維處理，建立了第十二窟的高保真彩色三維模型。而為了讓云岡石窟更方便地“行走天下”，該復制窟使用了“積木式”的新技術和制作方法，由110塊2米見方的“積木塊”分6層進行組裝組成。

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表示，通過3D打印等數字化手段呈現，可以讓不可移動的石窟寺文物“活起來”“走出去”。在張焯看來，數字化技術，除了能記錄石窟的真實變化，還應該深入挖掘石窟寺造像的藝術價值，展現出真正的藝術之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有足夠精細的數據保存并傳承，注定消失的石窟將得到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生。

來自云岡的文物

展覽呈現了120件文物，包括石雕造像、陶塑、金銅造像、碑刻、建筑構件、器具、墓葬文物等七類，為觀眾呈現北魏的歷史文化與藝術生活。張焯告訴記者，這些文物是云岡石窟歷經千年后掉落在地，經由考古挖掘后得以呈現。

釉陶佛眼 ，遼金 ，陶 ，14.2x12cm

釉陶佛眼是形制大體為圓錐的陶制眼球，前端呈半圓球形，直徑11.5厘米，高14.4厘米。由細膩的胎土燒制而成，半圓球表面涂有厚重的黑釉，另一端錐體不施釉，呈暗黃色。云岡研究院院長張焯告訴記者，這是從石窟中大佛像上失落的眼球，北魏云岡石窟佛像營造之初估計并沒有額外增加其他材料以顯示眼睛，陶眼鑲嵌之事一般認為始自遼金時代。

同時，這也是唯一一件回歸云岡的流失海外文物，是美國納爾遜博物館館長史克門先生在1932年參觀云岡時，用一塊大洋從云岡村民手里買到的。“1985年，史克門先生榮退之時，將其歸還到宿白先生手中，宿白先生將其歸還給了云岡石窟研究院?！?/p>

曇媚造像碑 ，北魏 ，石 ，29x30x4.7cm

1956年在云岡進行環境整治時在第20窟前發現，北魏景明四年(503年)比丘尼曇媚造像記碑。方形，高30厘米，寬28厘米。共10行，每行12字，約110字，有3字殘，這是一篇頌揚佛教功德、贊頌云岡佛像的光輝與靈覺，倡導佛教徒開窟造像的感召”文書。全文魏碑字體，是研究云岡寺院歷史十分有價值的資料。

菩薩頭像，北魏，泥塑，7.3x4.4x4.2cm

此件菩薩頭像，殘高7.30厘米，面相豐腴，長眉細目，寬鼻梁，口小唇薄，嘴角上翹。雙耳磨損嚴重，似戴圓形耳飾，耳門輪廓形象逼真。發型中分，頭發于兩鬢垂于耳后，頭上發髻高高束起，發髻呈扇形，發絲細密，清晰可辨，束帶兩側打結后下垂形成飄帶。頭發呈黑色，束帶及下垂飄帶呈紅色；背面殘留有紅色顏料。頭、頸相接處有一近方形且較深的豎孔，孔壁有秸稈狀印痕。

菩薩頭像，北魏，泥塑，8.3x4.2x4.4cm

另一件菩薩頭像，殘高8.3厘米，面相豐腴，長眉細目，高鼻梁，口小唇薄，嘴角微上翹。頭戴三面寶冠，中間似團蓮，團蓮中部有發髻突出，其下自然下垂，呈三角狀。兩側為略小的蓮花裝飾，于中間垂下一縷發絲。其余部位模糊不清。左耳戴一圓形耳飾，右耳飾殘，耳門輪廓形象逼真。發型中分，頭發于兩鬢垂于耳后，頭上有一條帶子將發髻高高束起，帶子繞于頭部并于兩側打結后下垂形成飄帶。頭冠、束帶及下垂的飄帶呈紅色；頭發呈黑色；背部呈紅色。頭、頸相接處有一三角形的小豎孔，孔壁有秸稈狀印痕。這件文物余2011年云岡石窟第5窟窟頂佛寺遺址出土，質地泥塑。

展覽現場

展廳現場呈現的關于云岡石窟的文獻資料

展廳現場呈現的關于云岡石窟的文獻資料

此外，展覽還呈現了不少文獻資料，除了由近期出版的《云岡石窟全集》外，還有早年經由日本人拍攝、研究的出版物。

與當代的對話

在穿梭千古后，展廳的后半段是回歸當代。策展人之一的王純杰帶來了郭工、管懷賓、何成瑤、黃箏、李勇政 、倪有魚等10位藝術家20余件當代藝術作品。據悉，這些藝術家根據云岡文化再創作，通過繪畫、影像、裝置、雕塑、行為、攝影、聲音等多元方式展現，走入藝術家的內心世界，領悟生活與藝術。這些作品通過空間、時間、意識三層維度的迭加，交織成當代藝術語言的化境之意象。

王純杰表示，“云岡是中西文化交融、對話后的成果。這種對話非常重要。如今，佛學超越了宗教，也融進了美學中，對許多西方的藝術流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同藝術形態放在一起后，產生新的創新，給予人們新的啟發?！?/p>

郭工《一棵松》 樹木、漆、金屬掛件 2016

在展覽現場，藝術家郭工表示，自己曾在云岡工作過，對于此次展覽有很多感慨。在他看來，這種古代與當代的對話，是需要去呈現、梳理，這樣有助于思想及實物的語言和當下脈絡的疏離。藝術家邵譯農的作品呈現的是一棵被涂了顏料的樹木。邵譯農每隔一段時間在樹上涂顏色，在歷經十余年的涂色，以顏料增加了樹的“年輪”。這是一過程的展示，以此持續的方式來修心。同樣的，藝術家何成瑤也是以一種持續的狀態來修心，每隔一秒鐘便用畫筆在紙上點一筆，經過長時間的修煉點出的畫面。

展覽將展2021年至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