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蒗民族中學。  澎湃新聞記者 王萬春 圖（除署名外均由受訪對象供）

在瀘沽湖旅游時，當地導游給教師陶長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的導游一上車就開始講吃喝玩樂、景區景點，而當地的導游一上車就開始宣講教育。”這讓陶長江震驚，繼而親切。

因為來自江蘇海安，他沒想到受到導游和當地人特別的尊敬。陶長江心里清楚，當地人對教育的重視和對海安人的尊敬，基于上個世紀前麗江市寧蒗縣“木材換人才”約定——江蘇海安木材緊缺，寧蒗向海安提供木材；寧蒗教師緊缺，海安向寧蒗派駐支援的教師。

旅途結束后，陶長江也從海安支援寧蒗，成為了第十輪海安支教教師領隊，兼任寧蒗民族中學副校長。

市場經濟的浪潮下，海安早已成為沿海的發達地區，擺脫了木材資源緊缺的局面，但如今海安為何還向寧蒗派支教老師？“原因很簡單，就是寧蒗需要我們。”陶長江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采訪時說。10批次支教的教師總共216人，支教285人次，帶來的成績是寧蒗的教育在整個麗江市遙遙領先，為寧蒗縣培養初、高中畢業生兩萬多名和9名麗江市高考第一名。

據《光明日報》報道，時任寧蒗縣委書記阿蘇大嶺曾在全縣干部會議上說：“海安教師是我們寧蒗12個民族的親人，是我們孩子的舅舅，是我們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寧蒗，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聲“海安舅舅”背后，是寧蒗人民對海安教師的最大肯定。

也正是阿蘇大嶺在任時，1988年，麗江寧蒗跟江蘇海安達成了“木材換人才”的“寧海之約”，開啟了東西部教育合作的模式，這一堅守就是32年。

海安2班2020年高考前三名學生與海安班老師合影。

“寧海之約”

外界對麗江市寧蒗縣的第一印象多是“瀘沽湖”“女兒國”“母系氏族”這些關鍵詞。除了“摩梭人”，地處“小涼山”地區的寧蒗，藏、彝、漢、納西、普米等12個民族的村落，鑲嵌在橫斷山脈中平均海拔2800米的大山皺褶里。

新中國成立后，寧蒗縣從原始共耕制、奴隸制、封建領主制等多種社會形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特殊的縣情和地里環境，致使寧蒗一直拔不掉窮根，深度貧困。如今29歲的河濱家園黨總支書記楊發財回憶，他家原本住爛泥箐鄉馬金子村委會小牦牛村小組，直至他小學畢業時，還不會講漢語，只能聽懂卻無法表達，“小時也不知道幼兒園是什么”。

時任縣委書記阿蘇大嶺覺得，“扶貧先扶智，治窮先治愚”。經過考察發現，當時2500多公里外的海安縣是中國教育的前線，而海安急需木材，木材卻是寧蒗縣的優勢。

1988年8月，寧蒗與海安簽署了為期10年的《海安縣與寧蒗縣教育合作協定書》，一紙“木材換人才”的“寧海之約”就此開始，寧蒗以優惠價格給海安提供緊缺木材，海寧派遣優秀教師全權接管寧蒗的一所學校。

1987年，陶長江大學畢業，在他參加工作的第二年8月，海安選拔了第一批33名骨干教師趕赴支援寧蒗。這所由寧蒗、海安兩縣命名的中學——寧海中學，由寧蒗縣投資100萬元建設，海安老師全權接管入駐。彼時，聽聞到“寧海之約”，陶長江的印象里“那是個很苦的地方，支援的老師不簡單”。

初到寧蒗的情景，陶長江雖未能親自體會，但時隔多年代代相傳，關于當時的記憶似乎“歷歷在目”。陶長江說，第一批到寧蒗的33名老師拖家帶口近百人，先乘班車，后轉火車，經南通、上海、攀枝花，從零海拔的海安轉戰至海拔2000多米的寧蒗，路途耗時近1周，剛到寧蒗第一天，學校還沒有建起來，就遇到地震、泥石流，“泥石流沖毀了房子，鋪蓋那些全泡在里面，周圍又沒有人家，全是荒山”。

陶長江介紹，第一個五年，寧海中學僅僅是初級中學，按照預期的設想，“將寧蒗的初中教育在麗江打響，提高到麗江的第一”。

克服水土不服的困難后，寧海中學在麗江取得了預期中第一的成績。這一方面增加了海安老師的信心，一方面也讓寧蒗的父老鄉親刮目相看。據《光明日報》報道，時任寧蒗縣委書記阿蘇大嶺曾在全縣干部會議上說：“海安教師是我們寧蒗12個民族的親人，是我們孩子的舅舅，是我們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寧蒗，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聲“海安舅舅”背后，是寧蒗人民對海安教師的最大肯定。

第十輪海安赴寧蒗支教教師合影。

“海安模式”

1993年，第二個五年開啟，因為第一個五年耀眼的成績，寧蒗縣委縣政府決定把初中教育的合作延伸至高中。

陶長江介紹，彼時的民族中學高中教育還是本地的老師，教育質量不行，海安抽調骨干教師加強了寧蒗民族中學的高中部，到1998年第三輪支援時，基本以高中為主了，“原本的寧海中學不再派老師了，而是兩個學校名字合并一起，一所學校出現了兩個名字，一個名字叫云南省寧蒗縣民族中學，一個名字是寧蒗縣寧海中學。”到2006年時，寧海合作教育已延伸至職業教育。

盡管老書記阿蘇大嶺起初簽署的“木材換人才”協議為期只有10年，但直到2016年時，來自海安的教師并沒有中斷，他們前赴后繼，在寧蒗民族中學辦起了“海安班。”

所謂的“海安班”，任課教師全來自海安，由海安縣教體局挑選骨干教師支教，以滿足寧蒗老百姓想法設法走出大山改變命運的高品質教育需求。

2019年，第一屆“海安班”53名學生畢業時，高考成績麗江市前五名的“海安班”占據了4位，分別是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名，全來自寧蒗，其中3人被北大、清華錄取，該班級27人高考成績超過600分，班級高考成績均分達到605分，“這在麗江產生了轟動效應，被稱為麗江第一班，海安班模式也引起了周邊一些縣市的重視和研究”。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當年麗江的本地媒體刊發了題為《麗江教育怎么辦？‘寧蒗海安模式’能否復制到全麗江？》的報道。

到2020年，第二屆“海安班”高考時，成績超過了第一屆，該班高考均分達616.6分，有29名學生高考成績超過600分，其中10名學生超過610分，有28名同學被錄取到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等985、211名校，“這證明了當年兩地政府舉辦海安班的政策的正確性，”陶長江感慨。

陶長江分析，“海安班”一個班學生50個左右，任課教師是一些骨干教師，施行獨立的教學觀點，24小時由海安老師管理，辦公室也設在海安班門口，一個班級6名海安教師，工作量比原來的學校時大3倍，跟當地老師比較，工作量也大一倍。“來了之后，感受到的氛圍是政府重視、老百姓尊敬、孩子們優秀，這些都是無形的壓力，大家想努力付出，改變孩子和這些家庭的命運。”老師們把海安的教學方式、經驗推廣使用在寧蒗，使重視教育、迫切想改變命運的當地政府、家長及學生間產生了共鳴。

海安班學生在上晚自習。

“時代楷模”

2019年暑期，陶長江第一次到云南。

他到瀘沽湖旅游時，車上的摩梭導游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的導游上車就開始講吃喝玩樂、景區景點，但當地的導游一上車就開始宣講教育，讓我很震驚。”

陶長江雖然清楚有他們海安的老師在寧蒗支教，但導游和當地人對他們來自江蘇海安的游客特別尊敬的態度，讓他心里不免疑問，“支教老師在這有這么大的作用？”旅途結束后，在海安市教體局的安排下，55歲的他擔任了第十輪海安支教教師領隊，兼任寧蒗民族中學副校長。

帶隊到寧蒗支教之后，陶長江有了更直觀的感受。當地人一聽講普通話，便知是海安老師而顯得非常客氣，“有時候買菜時，價格都要低一點”。陶長江滿臉自豪地說，在聊天談到之前的海安老師時，當地家長對海安老師的那種深厚感情溢于言表，“我給我老婆說，這次來寧蒗支教是值得的”。

與陶長江一同前來的，還有來自海安市曲塘中學的謝友軍。他現在是海安4班（高二年級）的班主任。謝友軍說，他是通過自己報名后測試被選拔過來的物理老師，在支教之前，他沒來過云南，只知道云南的山清水秀、風景宜人，但剛到寧蒗時，因為海拔的緣故，他爬坡喘不過氣，孩子們在操場跑操他無法跟隨跑步，“現在已經適應了，我可以跟著跑兩圈”。

讓謝友軍感觸深刻的是，寧蒗的孩子淳樸懂事。謝友軍說，班上有一個家庭貧困的小孩，他們海安老師經常資助，孩子拿著資助的錢回去給爸爸看病。記得有次班會，孩子提出學習辛苦太忙，回去給爸爸媽媽做頓飯都沒時間。終于在一次回家時，孩子做了粉皮，回校時給海安老師每人帶著一份。“那天中午孩子跑到辦公室，說她自己做的粉皮，讓我們不要嫌棄，說著說著她一下眼淚出來了，后來我吃著也蠻感動，我覺得這個小孩挺懂事的。”

梅德均是海安立發中學的老師，2018年暑期時支援寧蒗，現在是海安3班的班主任。梅德均說，“海安班”的學生大多數家境困難，跟外界接觸的機會太少，看起來樸實，接受的基礎教育差，普通話說不利索，運算能力相比海安的學生差一大截，但從高一一直帶到現在高三，孩子們學習用功，晚上自習到11點半以后，你叫他們走，他們都不一定走。“我的愛人是公務員，來不了寧蒗，我的孩子已經上大學了。我既然來了，對人家小孩也要有個交代，我覺得很值得過來一趟。”

唐義凱也來自海安市曲塘中學，2019年8月擔任了“海安班”的班主任。唐義凱說，因為此前“海安班”的成績斐然，他剛到寧蒗時有壓力，但作為一個老師，他憑著良心吃飯，沒有想著創造什么樣輝煌的成績，只想著怎么把學生教好，以最樸實的心理，修補空檔期的課程，這也保住了寧蒗的優勢生源，避免了此前優秀學生外流的現象，“食堂里沒飯吃，就我們海安班的人在上課。”功夫不負有心人，2020年高考時，他所帶的班級成績斐然，他的學生取得了麗江市第一名、云南省第59名的成績。

連續10批次支教教師總共216人，支教285人次。陶長江說，這些支教老師們除了生理方面一時難以適應當地環境，遠離親人和家庭的精神上痛苦更重，“舉目無親，思鄉之情也重，雖然海安不缺木材了，我們為什么還來？原因很簡單，寧蒗需要我們。”

“寧海之約”堅守了32年，累計為寧蒗培養初、高中畢業生兩萬多名，輸送大、中專考生1萬多名，培養出9名麗江市高考第一名、6名麗江市中考第一名。

2020年9月，江蘇省委宣傳部在南京舉行發布會，授予海安市寧蒗支教教師群體江蘇“時代楷模”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