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寫書的方式表達思想、增進學術，在我們這個時代或多或少被認為有點落伍了，因為我們現在的學術評價講的是“論文”。這個評價標準，一來自理工科，二來自美國。不過，還在不久的過去，人文學科的學者都是以會“作文”而成為人文學者的。無論如何，擅長寫書勝過寫論文，不應該是一種缺陷。老一輩學者里，像北大哲學系的何懷宏教授，就自認為擅長寫書。翌霖也有這個傾向。我甚至有點擔心過多寫書會影響他未來的學術晉升。但是，從學術生態角度看，應該容忍甚至贊賞著作等身的學者。這些“印刷時代”成長起來的“思想者”，必得將思想訴諸筆端才行。據說，萊布尼茨就是一刻不停地寫，在寫作中才能思考。德國學者大多特別能寫，全集動不動幾十卷。翌霖有點德國古典學者的遺風，雖然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技術環境是“電子”而不是“印刷”。最近，他還從學理上分析說，德國式的“寫書”的治學風格不合時宜了，在“寫論文”的時代技術要求面前，歐陸哲學注定會邊緣化。但是，他還是堅持“寫書”，因為“寫書”是一種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方式。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這本論技術的書，是一部技術史與技術哲學交相輝映的書，可謂史中有哲、哲中有史，讀起來相當過癮。我本來一直也想寫一本“什么是技術”的書，但近些年精力較多的放在科學史領域，技術哲學的工作推進不大。當他告訴我他又完成了一部以技術為主題的書時，我非常高興他的“領先”。讀到他的這些文字，我經常能發出會心的微笑。有些地方，甚至感覺是我自己寫的；許多地方，把問題深入到了我本人尚未觸及的深度。

海德格爾說人的存在是一種“在世存在”，不是赤裸裸的存在。“在世”這件事情很多人搞不清楚，以為就是如同一個物體置于牛頓的絕對空間之中。這是錯誤的。“在世”之“世”，不是牛頓意義上的絕對時空，而是康德意義上的作為先驗感性形式意義上的時空。但也不僅如此，海德格爾的“在世”還有一層“有限性存在”的意思——你不能孤立的存在。翌霖把人的存在解讀成“媒介性性存在”，繼承了海德格爾的思想，但卻是一個新的說法。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動物，不能與他者“直接”發生關系，而總是要“通 過”“媒介”與事物打交道，這個媒介就是技術。因此，人的存在是一種技術性存在。技術對于人的存在有決定性的意義。人的世界首先是技術世界。

技術不僅規定了世界，也規定了人本身，翌霖把這一點概括成“技術即可學的東西”。俗話說“學以成人”，不學無以成人，揭示的也是這個思想。說“技術”就是“可學習”，這把科學、技術與藝術三者以某種方式統籌起來。科學是一種特殊的“可學”，藝術則是一種“不可學”。科學的“可學”是揭示人內在既有的東西，技術的“可學”是擴展人外在未有的東西，技術的極致是藝術。我認為，這套說法有新意，值得進一步開發闡釋。

除了這些大的方向性的思想外，在許多技術史的細節問題上，他經常有精彩的思考。比如瓦特，過去認為他的冷凝器的發明深受科學的影響，后來科學史家發現，那時候根本還沒有科學的熱力學，談不上影響，瓦特的發明其實就是工匠修修補補傳統的延續。翌霖認為，瓦特當然受到了新興科學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一定是知識意義上的，而可以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是精神層面的。這個說法我覺得合理。此外，他把技術史與進化史進行比較，得出了許多重要的結論，這是國際技術史和技術哲學界不曾有過的工作。他認為自然選擇與個體自主選擇并不矛盾的思想，對我也很有啟發。

雖然他稟承著印刷時代的治學偏好，但與電子時代卻一點也沒有隔膜。就像海德格爾說的，克服技術必先經受技術，翌霖對前沿科技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說是弄潮兒。他從少兒開始就玩電腦，后來玩手機，現在玩VR、玩電子游戲——時至今日，還經常在帶領學生和同好們一起讀書、啃經典文本之余，一起打游戲。他還是比特幣愛好者。這些豐富的技術經驗，使得他講的技術哲學有真切的內容。他的確是有能力“面向技術本身”。

技術哲學是一個年輕的學科，與其他的哲學學科相比，中國和歐美在技術哲學方面的差異是比較小的：無論是起步時間，還是思考的深度。根據我對西方技術哲學家的閱讀，翌霖在當代世界技術哲學家中絕對可以成一家之言，目前由于他的作品還沒有以國際通用學術語言面世，因而沒有產生國際性的影響。我希望他今后多寫一些英文論文，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產生應有的學術影響。當然，作為哲學家，影響同行固然重要，影響自己的時代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是為序。

本文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教授為《什么是技術》（胡翌霖/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所寫的序，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