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張侃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第四屆地方文史研修班上做了題為“在田野研究地方宗教文獻的幾點體會”的學術講座。張侃教授以自己在田野調查中的經驗為基礎，交流收集、整理、解讀地方宗教文獻的思考，分享了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幾點心得體會。

張侃教授的在線演講

從歷史人類學看地方宗教文獻的內涵

張侃教授認為，傳統的歷史研究以宏觀為主，而人類學則更多注重地方社會。隨著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小尺度、小區域的社會研究受到關注，同時也拓展了歷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學界將這樣的研究模式或方法稱作“歷史人類學”，也有人將其戲稱為“進村找廟，進廟找碑”。雖然在歷史人類學的視野中，走進“歷史現場”，發現民間歷史文獻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文類系統，但以“進廟”和“找碑”等具象化的表述，其實也指出“田野”中遭遇與宗教有關的各種文獻是一種常態。這些文獻雖然產生于地方社會，具有民間性和草根性特征，但承載的信息不僅僅只是“地方性知識”，而與“大歷史”變遷有著直接關聯，是大歷史與小歷史互動的直接產物。尤其重要的是，地方宗教文獻至今還是很多村落儀式或跨村落的宗教儀式延續的重要基礎。如何以歷史人類學的眼光理解田野中所遇到的地方宗教文獻？如何解讀草根的宗教文獻及其與儀式活動、社區結構的關聯？如何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歷史結構與歷史過程？其實是歷史人類學的基本命題之一。

張侃教授指出，學界對宗教文獻已有較為固定的認識，一般以指經典文本為主，如佛教的《佛藏》、道教的《道藏》等。但凡接觸宗教實踐的研究者均清楚地認識到，宗教的基礎不僅僅是經義文本和宗教理論，宗教的生命力是和地方生活、社會民眾密不可分。神圣經典與世俗信仰是互相連接的，并時時轉換。因此，張侃教授指出，地方宗教文獻是地方宗教實踐的產物，體現了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宗教生活。就文類形態而言，范圍是遠遠超越傳統的宗教文獻內涵。與地方宗教活動有關的族譜、碑刻、紅榜、儀式、賬簿、冊籍等均可被當看作宗教文獻，另外，民間的戲曲唱本等也在宗教場合得以運用，所以亦屬宗教文獻。在本次活動中，張侃教授通過自己在福建和浙江的田野調查的事例，與參會者分享對不同地方宗教文獻的思考和體會。

國家制度的地域社會化節點

張侃教授的第一個故事是以他在福建泉州市安溪縣湖頭鎮的田野調查中遇見的《侯山鄭氏歷代交輪祭祀序》為題，結合該地侯山廟內保留的《清溪來蘇里緱山真武廟記》（明天啟元年）以及當地道士傳承宗教科儀等宗教文獻，并通過當年拍攝的照片描述了游神活動的整個過程，其中包括半夜到原來感化里七寨廟（關帝廟）割火儀式、而后回到蘇里各個村落巡游儀式、最后在本年輪值村落——登賢村的廣場的擺供祭祀儀式等。他向大家指出作為明朝國家的基本制度——衛所屯田制度在地化的時間節點。

他指出，侯山廟祭拜的主神是玄天上帝和英武尊王，每年都要出巡。游神儀式背后體現出是屯軍群體對明代衛所制度的維護和延續。明初衛所軍人主要分為操軍和屯軍，明代軍隊的軍餉開支只要來自屯軍的糧食種植，閩南衛所在附近山區的安溪、德化、永春等地設立屯所。永樂登臨皇位之后，大力推動玄天上帝崇拜，衛所軍人以此為他們的信仰主神，這成為侯山廟的起源，同時也吸納了當地原有的土著神明信仰。出巡活動至今由侯山廟附近的村民來負責，組織形態十分嚴密。這是外來的屯軍群體逐漸進入地方社會之后，將屯軍神明和土著神明相結合的結果，充分顯示了明代制度在地方化進程，屯軍群體以廟宇為依托，形成村落內部以及跨村落的儀式聯盟。

寺廟冊籍與廟產管理的調整

張侃教授第二個故事是有關溫州江心寺的寺廟冊籍。寺廟冊籍作為宗教文獻的重要類型，不僅關涉寺廟的僧侶管理和寺院制度，而且與廟產管理有著密切關系，各種文類亦可反映不同的制度之下財產管理模式轉變。江心寺文獻原來保存在江心寺中，后因各種歷史原因，有一部分收藏在溫州博物館。目前文獻類型多樣，有細號家冊、戶號細冊、僧伽名冊、佃戶名冊、租簿、租扎、種扎、佃扎、耕扎、賣盡契、土地所有權狀及訴訟文件等。

溫州江心寺

張侃教授首先針對江心寺冊籍的文獻源流進行分析，認為寺廟冊籍在宋元之后逐漸呈現為民間文獻形態。其實，這與東晉以來的王朝國家對僧侶、寺廟的管理制度有關，因此保留了大量官方文書格式。尤其進入明代之后，嚴格的宗教管理制度推動了各種與財產關系密切的文書類型的產生，以《金陵梵剎志》記載相關冊籍、佃帖等文書內容為例，可以看到寺廟財產管理機制的復雜，也顯示了寺廟田產管理的內部矛盾和外部糾紛。由于寺廟的產權形態介于公、私、官之間，存在諸多模糊地帶，寺廟財產就更容易發生被他人侵占的情況，尤其是到晚清民初，寺廟逐漸衰落，江心寺也不例外。這批江心寺的宗教財產冊籍和文書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江心寺田產的存在形態，比如1935年的寺田產訴訟與產權再確立、1946年的租佃糾紛及解決。后來為了能夠恢復江心寺的名勝古跡地位，官方采取了一系列整頓措施，在重新確立租佃關系時，生產了租札等一些新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地方行政權和現代法治對寺廟財產的產權確立和規范所起到的作用。但是畢竟寺廟在現代化過程中還是屬于弱勢群體，產權確立的聲音還是不太強硬。20世紀30年代，浙江普遍實行二五減租，對于寺院田產收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江心寺租簿的實際收租和租札所載的租額之間存在差異。在此情況下，江心寺選擇上訴，但實際上，訴訟結果難以執行。

張侃教授認為，這些地方宗教文獻材料顯示了江心寺收回被侵占田產的訴訟過程、田產租佃關系再確認、土地登記及租佃過程的糾紛與解決，較為充分地反映了行政權力介入寺廟財產管理體制，也說明民國時期，寺廟財產已經嵌入到社會的急劇變動以及地方格局之中，從而立體地呈現寺院田產管理運行的社會實態。

科儀疏文與歷史轉折時期的國家認同

張侃教授的第三個案例涉及的相關宗教文獻為浙江瑞安市東源存白氏道壇的科儀疏文。該村道士保存了從光緒直到當代，大概有三百多份宗教科儀文書，具有連續性。這些宗教科儀文書完全是為了東源村周邊民眾信仰活動書寫的，既是神圣性的宗教文本，也是百姓生活的世俗文書。表面上，這些文書無法與中國革命、政權變遷等宏大敘事聯系在一起，其實不然。張侃教授以一份題為“叩答恩光”的特殊疏文為例進行分析。這份疏文最引人注意之處是“天運三十八年”。學界對于天運XX年已做了很多研究，這是道教本身有一個天運紀年的書寫方式，本不足為奇，天運紀年的書寫方式一般是“天運+甲子”，但少有“天運+年份”的格式。仔細對比，白氏在1948年寫了“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9年農歷5月時，還寫著“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接受公元紀年，1950年即寫為“公元一九五零年歲次庚寅古歷十一月廿二日”。但以“天運三十八年”標示1949年，似乎已非純粹的宗教紀年，顯示了民間社會對改朝換代的宏大歷史所產生的最直接的反應。1949年5月7日游擊隊接管溫州，5月10日接管瑞安，9月5號才成立政府。而在北京，人民政府宣告之前的9月25號還在討論國號與紀年。雖然白氏道士等底層儀式專家對中央領導怎樣討論這些問題完全不太清楚，但他們具有很敏感的政治觸覺。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拉鋸，局勢尚未穩定，神職人員從地方社會的角度，尚不能判斷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否長期掌握政權，他很隱晦地用了“天運三十八年”。從政治態度而言，這是一種替代式紀年，采用“懸置”的手法處理這一時期的政權狀況。因此，在這樣一個細節當中隱約可以看到宗教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微妙關系。換言之，雖然民間宗教具有一種較為自由的狀態，但實際上與大歷史、大政治相互交織。

道教門圖契約與宗教市場

“宗教市場”是西方學者針對基督教世俗化提出的理論解釋，他們認為，信徒“消費”宗教產品的行為模式與消費世俗商品并無差別，總體上推動社會的宗教消費水平和宗教活動的繁榮。“宗教市場”的形成必然會和宗教產品、信徒等有密切的關系，地方所提供的儀式活動是“宗教市場”的一個重要形式，和民眾的生活十分密切，民眾則通過門圖制度和宗教產生聯系。（編者按：門圖指道士和僧侶的宗教服務地盤。一定區域內生活的居民，如果要舉行宗教儀式，如喪禮，要找固定的道士或和尚，其他道士和和尚不能操辦相關儀式。）法國學者高萬桑曾經站在宗教學的角度上對門圖制度進行研究，張侃教授認為其研究還值得繼續推進。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所藏地方契約文書，包括包含一些特殊的內容——門圖契，里面涉及到了門圖的買賣與租賃。張侃教授通過解讀這些文書，認為門圖、門眷作為地方儀式專家的資產，其性質與田土、房產并無差別，文書格式所采用的格套和一般產業的交換、出租、出售等差別不大。

同時，他也比較了這批道教門圖契約和紹興賤民契約的不同。道教門圖標的是村落，是有明確的地域空間范圍的，但是紹興文書的標的是主戶，以單個家戶或成片家戶為主，所以雙方在儀式性質、身份等級、市場內涵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另外，同樣作為宗教門圖制度，道教和佛教之間也有所不同。道教門圖主要是來自家族傳承或道士群體內部的權力轉移，如果發生糾紛，則是以家族和群體名義進行聲張；寺廟雖然可以按照民間家族組織進行管理，但佛教門圖不屬于私人，而是廟宇財產，糾紛一般以寺廟進行訴訟，因此僧、道在宗教市場、整合方式存在著一定區別。

結語

通過對上述內容的探討與思考，張侃教授提出了三點體會：

第一，王朝制度的活態展開——禮俗共生。通過地方的宗教儀式文獻，可以看到王朝國家制度的活態展開。制度的層面很豐富，包括行政制度、宗教制度、文化制度等等，其中，與政治制度相比，宗教制度更具有活力和復雜性，如果想要對其有有清晰的認識，則需要結合田野調查與宗教文獻的“厚閱讀”，由此看到禮俗之間的互動與共生。

第二，草根生命的大歷史——地方動力。宗教信仰的展開是非常具體的，教義和儀軌等必須與底層百姓的日常生活有著關聯，從宗教之中是可以看到復數的“人”的活動。張侃教授認為，從地方宗教文獻的運用而言，往往呈現的社會范圍是小尺度，但這并不只是“小歷史”，而體現草根生命在大歷史進程的鮮活展開以及對于大歷史的推動作用。

第三，個人情感的長時段結構——文化傳承。關于這一點，張侃教授認為，田野經驗與地方宗教文獻或各類民間文獻相結合，并在地化地去解讀，所引發的情感共鳴，是單純從文字資料當中體會不到。尤其是宗教活動中普通民眾呈現的種種信仰形態，是必須要深讀具有地方性痕跡的宗教文獻，深入到田野調查中細摳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才可以看到個體情感背后所隱藏的長時段結構，才能體驗文化傳承的結構化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