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潛在經濟增長率不論對于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和公共政策制定，還是短期的逆周期宏觀調控，都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特別是對像我國這樣當前正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這項工作顯得更為重要。

由于測算方法、前提假定、參數選取等的不同，文獻中對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結果也存在一定差異。

大體而言，2025 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結果多落在5%~6.5%，個別文獻的測算結果低于5% 或高于7%；2035 年的測算結果多落在4%~5%，個別文獻的測算結果低于4% 或超過6%2050 年的測算結果大致處于2.5%~4%。

按照目標倒推路徑的思路，如果將十九大提出的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應的經濟含義簡化地理解為人均收入達到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中位數水平，那么中國經濟只要在未來三十年里保持年均4.1% 以上的增速就能實現該目標。研究表明，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能夠滿足這一要求。

需要強調的是，潛在增長率研究揭示了未來經濟增長的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結果。一方面，潛在增長率的實現取決于經濟中各類主體在政策激勵下的行為決策。如果政策制定出現偏差、扭曲激勵，那么潛在增長空間就可能被限制，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從而導致實際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而如果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完善體制機制，激勵勞動、資本、土地、技術、數據等各類要素資源優化再配置，則能充分釋放增長潛能。

另一方面，如果未來一些條件發生變化，潛在增長率也可能隨之改變。所謂條件變化，既可能來自難以預知的外生事件，也可能來自人的主觀能動性。前者如科學技術躍遷、國際安全環境轉變等；后者如生育率提升、勞動參與率和敬業精神變化、耐心程度和儲蓄意愿的改變等。因而，應當強調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一種反映和結果，應當避免用“機械主義”的錯誤觀點來刻板地看待潛在增長率研究的估算數字，要認識到，通過恰當的改革開放創新舉措來理順激勵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潛在增長率。這恰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最寶貴的經驗之一。

高質量發展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不重要。恰恰相反，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在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把握和治理仍將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方面。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速仍至關重要。

當前“經濟增長治理”的要義：一是在短期要確保實際經濟增速不過度偏離潛在增長率，避免產出缺口過度放大；二是在中長期要盡可能地創造條件提高潛在增長率水平。前者的任務主要由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等逆周期調節工具來實現，后者的任務則須要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的方法來實現。

其中，當下最為緊迫、對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最為有效的改革領域主要包括：一是科技創新體制改革，豐富國家創新生態，增強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二是以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土地制度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為核心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三是廣義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在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同時，拓展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的廣度和深度，雙管齊下擴大內需，壯大經濟內循環；四是教育體制改革，實施國民人力資本提升工程，不斷培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多樣化、多層次人力資源；五是提高生育率，緩沖老齡化壓力，避免人口斷崖；六是加快實現城鄉社會一體化治理，逐步破除城鄉二元壁壘，在城鄉融合發展中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釋放發展潛力。

（本文原題“中國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研究：進展、共識和分歧”，原載《財經智庫》2020年第5期。作者馮明。）

中國目前何以沒有發生經濟危機

本研究對中國經濟的診斷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句話：

第一，中國近年來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滑，必須將其和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之前的高速增長放在同一個框架下來看待，今天的經濟增長失速，就是曾經結構性扭曲的高速增長所必然付出的代價。

第二，雖然在宏觀加總層面中國經濟的失速是在國際經濟危機之后，特別是2010年之后才出現，但是在微觀層面，結構性扭曲的拐點出現在2003年，只是在2003－2008年投資和外需拉動的高速增長，掩蓋了早就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第三，理解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宏觀經濟必須采取結構和空間的視角，僅僅看加總層面上的變量會掩蓋很多不易被覺察的事實。

從生產要素市場存在的政府影響入手，是理解中國宏觀經濟中結構性扭曲和空間錯配的關鍵。中國宏觀經濟中投資和消費的占比、勞動收入占比之類的異常，都與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抑制和對資本的補貼相關。不僅如此，在中國這樣一個疆域和人口都超大的大國，不同地區的經濟表現也大相徑庭。總體而言，中國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出現的是人口持續流入，而土地供應跟不上，導致地價上漲。同時，住房供應跟不上人口增長導致的房價上漲，又進一步推升工資，從而削弱了沿海地區的競爭力。而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出現的現象，主要是人口流出同時投資加大，而且，由于投資大量依賴政府債務，偏離比較優勢且投資過量，最終導致債務持續上漲。

那么，到目前為止中國似乎沒有出現經濟危機，是什么原因呢？從表面來看，中國的確沒有出現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危機時出現的企業大量破產、勞動力大量失業、政府債務危機甚至關門停擺等狀況。但是換個角度來看。經濟危機本質上來講是對過于樂觀的生產者的懲罰和淘汰機制。如果供給增長過于樂觀，而消費不足，那么過剩的產能就通過市場機制來淘汰失敗者。如果在生產端沒有嚴重的問題，而在金融市場上，對于增長過于樂觀，則會出現證券和房地產市場上的泡沫，最終產生的是金融危機。經濟的危機和金融的危機既可能有關聯，也可能因為兩者的聯系不強而僅僅主要表現在其中某一方面。

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似乎都沒有出現如同其他國家那樣嚴重的表現。但是我們卻不能回避，在中國存在的經濟增長持續下滑、投資回報率下降、政府債務率上升等狀況本身就預示著風險在累積。表面上危機沒有發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國家信用。由于國家信用的支撐，在地方政府端持續存在的債務問題不被認為會導致大面積違約，公共部門即使發不出工資也不會關門。在企業端，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雖然不一定會出現大面積破產和解雇員工的情況，但是可能表現為大量僵尸企業存在并維持就業和稅收。

即便如此，隨著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就業問題已經出現日益嚴峻的局面。在金融市場上，銀行的壞賬也因為僵尸企業的大量存在而沒有得以充分暴露。社會公眾也始終認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銀行體系不會出現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危機時的銀行破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危機以債務和僵尸企業的形式予以存在，那種認為中國到目前為止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論調是不負責任的看法，只能說中國的體制防止了更劇烈的波動。

（本文原題“診斷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下的增長與波動”，原載《國際經濟評論》2020年第6期。作者陸銘。）

中國何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化依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顯著的時代背景，與各國的經濟增長有深度關聯，對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重要影響。本研究立足全球化的發展背景，尋找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主要因素，以期為塑造高質量發展動力提供經驗支撐。

基于中國1978至2018年間的時間序列數據，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首先，全球化、制度變革、科技創新和能源消費綠色化可有效提升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能力; 全球化對潛在產出的作用力度最大，制度變革其次，科技創新與能源消費綠色化的增長效應較為接近。

其次，1981至2018 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約為9. 70%，比同區間的平均實際經濟增速略高0. 14 個百分點; 最近一輪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跌始于2011 年，比潛在經濟增長率滯后了6 年，說明本輪實際經濟增速下滑是結構性的，源于潛在經濟增速的下滑。

第三，結構性改革使得基于模型預測的潛在經濟增長趨勢出現了“躍升”后緩慢下滑，2050年約降至3.81%; 2019至2050 年的潛在經濟增長年均提高約5.5個百分點，2019至2035 年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為6. 40%，2036～2050 年的約為4. 48%。

不同情境下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高收入國家隊列的時間區間是［2025，2030］，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時間范圍是［2045，2050］，但需要注意這兩個目標的實現是以全球化水平穩步提高、制度變革紅利釋放、科技創新潛力積累提升與能源消費綠色化轉型為前提條件的。

（本文原題“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與趨勢再估計”，原載《工業技術經濟》2020年第10期。作者齊子豪、李標。）

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近年來，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引起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中國各地方政府為了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出臺了一系列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從而導致政府支出增長，政府規模越來越大，出現了地方政府規模和經濟同時增長的局面。

對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的研究，一些學者總結出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擴大政府的規模將促進經濟增長；另一些學者研究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增加政府融資需求，引發稅負的不斷增長，擠占私人部門的投資與消費，由此對經濟產生負面效應。有學者發現，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的關系，過度擴大政府的規模會造成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國內更多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省級數據，涉及的是一般型地方政府，以市、縣為研究對象的較少，對民族區域型地方政府研究更少。由于不同類型的政府分工不同，提供的政策以及公共服務的類型也是不同的。

鑒于此，本研究立足于西北地區，利用西北地區28 個地州市（包括甘肅省的2 個自治州，青海省的4 個自治州，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所有地級市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所有地級市）的數據，探討該區域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以及西北各地區的發展年鑒。

實證結果表明，對西北地區來說，政府規模抑制了地區經濟增長。本結論對現實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但也有一定局限性，指標的選擇不全面，西北地區“地廣人稀”情況沒有考慮。

基于上述結論，本研究建議，其一，逐步降低政府支出力度，減小政府規模，讓政府成為市場的監管者，而不是市場的參與者，逐步降低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恢復市場活力，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其二，加快人才引進策略以及企業引進進程，加強對外開放的力度。西北地區由于所處位置以及民族的特性，與外界合作交流較少，應加強與外界的交流，促進人力資本的優化配置，使資源合理流動，從而完成產業的優化升級。

（本文原題“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基于西北少數民族地區28 個地州市的經驗證據”，原載《當代經濟》2020 年第12 期，作者楊麗琴、張旭娜、劉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