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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杰：論張世英對黑格爾學術的貢獻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超杰

2020-12-21 18:55

来源：澎湃新聞

為深切緬懷百歲哲人張世英先生，北京大學哲學系和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編纂了《張世英哲學思想研究文集》。在12月19日追思會上，這部研究著作首次亮相。書中所收文章既有對張先生萬有相通哲學體系的最新研究，也有對張先生在黑格爾哲學研究方面卓越成就的細致梳理。在此，我們刊發張世英先生弟子、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超杰先生的論文《論張世英對黑格爾學術的貢獻》，以便讓讀者更為全面地了解張世英先生的學術人生。

2017年8月，張世英（右二）在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啟動儀式暨“學以成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留影

中國人介紹和研究黑格爾哲學已有百余年的歷史。1949年以前，老一輩黑格爾專家張頤、賀麟等人一般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不但介紹和研究黑格爾哲學，而且把黑格爾哲學帶進了中國的大學課堂，為后來中國的黑格爾研究培養了一批人才。張世英先生就是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通過賀麟先生的“哲學概論”課與黑格爾結緣的。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即由賀先生指導，題目是《論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的哲學思想》。在以后60余年的時間里，張世英先生的研究重點有所變化，但他從來沒有在嚴格的意義上離開過黑格爾。縱觀張先生幾十年的黑格爾哲學研究歷程，可以看到這樣幾個鮮明特點：第一，研究范圍廣泛。他對黑格爾哲學的幾乎所有部分均有深入研究，并且均有相應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問世。第二，研究視野開闊。前30年，他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學史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黑格爾；后30年，他基本上是在現當代西方哲學和中西哲學比較的視野下審視黑格爾。第三，注重概念分析。由于受過分析哲學和邏輯學大師金岳霖先生的親傳，張先生對黑格爾的解讀總是邏輯嚴謹，條理清楚，語言流暢。最難能可貴的一點，他每每能夠讓黑格爾說中國話，易于被中國人所接受和理解。第四，國際影響巨大。1987年，第14屆德國哲學大會主席馬爾夸特教授在會上稱他為“中國著名的黑格爾專家”。1989年，格洛伊教授在德國權威雜志《哲學研究雜志》撰文稱：張世英教授“在西方廣為人知。在中國，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學家。”[1]2007年，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彼得·巴騰（Peter Button）教授在《東西方哲學》雜志撰文稱：“中國人對辯證邏輯的探討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們起碼必須認真學習張世英對黑格爾的解讀，讓他帶領我們領會（他所理解的）黑格爾。做出這些努力之前，我們幾乎沒有權利評判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研究所達到的水平。”[2]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就其對黑格爾哲學研究的廣度、深度、成果和影響而言，張先生是中國當代最杰出的黑格爾專家。本文擬對張先生幾部有代表性的黑格爾哲學研究著作做一簡單的梳理，以期展示他對中國黑格爾學術做出的杰出貢獻。

1981年，張世英先生（右二）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畢業論文答辯會，與賀麟先生（右四）、汝信先生等合影

一、對黑格爾哲學的總體研究

沃·考夫曼曾經說過：“如果忽視他的生活和時代，就不能完全充分了解黑格爾的哲學，而且在歷史上還很少有發生過這么多事件的時期。……他自己的思想，絕不是在象牙塔中織成的一張網，而是與他所生活的時代發生的事件密切相關的。不但他的歷史哲學或政治哲學，而且他的整個哲學概念以致他自己的使命，都確實是這樣。”[3]這段話不但適用于黑格爾，也適用于張世英先生的黑格爾研究。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間，由于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光，黑格爾哲學在中國一度成為了“顯學”。這一時期，對黑格爾哲學的“官方定位”是：他的哲學體系是唯心的、保守的和反動的；他的辯證法有一定的“合理內核”，猜測到了事物本身的辯證法；他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作為被“改造”的對象、他的唯心主義體系作為被“批判”的對象，從正反兩方面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30年間，中國哲學界對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上述“官方定位”為“指導思想”，這種情況在相當大程度上妨礙了人們對黑格爾哲學的深入研究與準確把握。張世英先生黑格爾研究的第一個時期恰與這30年相重合，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

《論黑格爾的哲學》

張先生的第一本黑格爾哲學研究著作是初版于1956年的《論黑格爾的哲學》。張先生自己多次說過：這本書受當時“左”的教條主義影響，有不少過“左”的評論，甚至“思想觀點大多過時”。但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這本全面介紹黑格爾哲學的“小書”仍然有下述幾點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第一，在上述“官方定位”的框架下，它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和辯證法的“合理內核”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對黑格爾思辨辯證法與辯證唯物主義的關系進行了比較細致的分析和討論。第二，它對黑格爾哲學的若干重要原則和思想進行了初步的提煉和概括，比如，關于思維與存在同一的原則，關于本體論、邏輯學和認識論一致性的原則，關于認識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的思想等。第三，它對黑格爾哲學各個部分即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的基本內容做了提綱挈領式的介紹。第四，它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該書中文版先后印行了20余萬冊，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黑格爾哲學的入門書，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哲學“啟蒙讀物”。而且，該書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關注，先后被譯為法文（1978年）和英文（2011年），并曾對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芭蒂歐產生過重要影響。第五，它對黑格爾的“體系哲學”進行了批判，認為黑格爾體系的結構“是人為地湊成的”。“體系哲學”與“非體系哲學”之爭在德國古典哲學內部已經出現。黑格爾對謝林哲學的評價是：從來沒有一個貫徹到底的整體。而在謝林眼中，哲學的尊嚴和最高成就，不是實現一個封閉的、完成了的體系，而在于不懈的探索和追求。早在1795年，謝林就曾經寫道：“對于哲學的心靈來說，沒有什么比聽到下述說法更令人不安的了：自此以后，全部哲學被認為落入一個體系的桎梏之中。”[4]實際上，現當代西方哲學對黑格爾的反叛，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其無所不包的、自我封閉的、完成了的哲學體系的不滿。

《黑格爾辭典》

80年代以后，中國的黑格爾研究逐漸擺脫了前一個時期的“官方定位”。在對黑格爾哲學的總體研究和介紹方面，張世英先生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由他主編的《黑格爾辭典》（199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系國家“七五”社會科學規劃重點科研項目，曾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這部詞典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撰稿人陣容強大。當時國內黑格爾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西方哲學方面的很多著名專家都參加了詞條的撰寫，這些專家包括：張世英、苗力田、梁志學、楊祖陶、陳啟偉、陳京璇、鐘宇人、楊壽堪、侯鴻勛、朱德生、陳村富、舒煒光、蔣永福、李毓章、譚鑫田、冒從虎等。其中，張先生本人撰寫了10余萬字。第二，詞條內容豐富。不僅包括黑格爾哲學體系及其各個部門的基本概念和范疇，黑格爾本人的常用術語和專門術語，黑格爾本人的著述，而且包括黑格爾著作中涉及到的若干學說、事件、概念和術語等，凡468條。此外，在附錄部分對《黑格爾全集》的若干版本進行了評介。第三，釋文力求忠實黑格爾的原文、原義，并反映國內外黑格爾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說，這部專業詞典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黑格爾研究的最高水平。應當說，為一位哲學家“立典”，不僅表明了這位哲學家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一個國家對這位哲學家的研究深度。

90年代以后，張世英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對黑格爾哲學的重新理解和整體評價。本文的第四部分將聯系張先生關于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研究成果對這方面內容做專門介紹，這里僅就他在《黑格爾著作集》“總序”中對黑格爾哲學所做的三點總體評價做一簡單介紹和發揮。

第一，黑格爾哲學是一種既重視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哲學。張先生此處所說的“現實”當指“經驗現實”。黑格爾哲學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思辨哲學”，但透過這層“思辨的外衣”，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現實關懷”。在黑格爾看來，哲學不能脫離“現在”。如果主觀意識“把現在看做空虛的東西，于是就超脫現在，以為這樣便可知道更好的東西，那么，這種主觀意識是存在于真空中的”。[5]哲學不能脫離“時代”，它“并不站在它的時代以外”。“每一哲學都是它的時代的哲學，它是精神發展的全部鎖鏈里面的一環，因此它只能滿足那適合于它的時代的要求或興趣。”[6]哲學不能脫離“歷史”，因為“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就是歷史所呈示的”。哲學也不能脫離“經驗”。哲學的內容就是現實，而我們對于這種內容的最初的意識便叫做經驗。所以，哲學必然與經驗保持一致。但哲學又必須超越“現實”，表現在：哲學必須超越“現在”，因為“最關緊要的是，在有時間性的瞬即消失的假象中，去認識內在的實體和現在事物中的永久東西。”[7]哲學必須超越時代，必須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是對時代精神的實質的思維，并將此實質作為它的對象。”哲學不是歷史進程的簡單呈現，作為思想或“理想的東西”，它要到現實成熟之后把自身提升為“一個理智王國的形態”。哲學應當超越經驗，尤其是超越經驗中“偶然的存在”和“瑣碎的事物”。否則，哲學不僅有“管閑事”之嫌，而且還會偏離自身的真理。畢竟，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理念”，“理念”才是真正的“現實性”，而表現于時間中的特殊事物、社會狀況乃至典章制度等“只不過是現實性的淺顯外在的方面而已”。張先生認為，黑格爾哲學中所包含的重視具體性和現實性的內容，“蘊涵和預示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傾覆和現當代哲學的某些重要思想。”

第二，黑格爾哲學是一種揭示人的自由本質、以追求自由為人生最高目標的哲學。在黑格爾看來，人的本性就是自由，但自由不是任性或任意，后者只是一種“形式的自由”或“主觀假想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本身”。自由并不排斥必然性。“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必然性里才可以尋得它的自由，一如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8]真正的自由表現為精神自身的對立統一。“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離自己，但卻是為了能夠發現自己，為了能夠回復自己。只有這才是自由；〔因為即使從外在的看法，我們也說：自由乃是不依賴他物，〔不受外力壓迫〕，不牽連在他物里面。當精神回復到它自己時，它就達到了更自由的地步。只有在這里才有真正的自性，只有在這里才有真正的自信。只有在思想里，而不在任何別的東西里，精神才能達到這種自由。”[9]張先生認為，一部西方哲學史就是人的個體性和自由本質萌生和發展的歷史，黑格爾無疑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黑格爾哲學實即自由的哲學，它對于缺乏自我、主體性和個人自由的中國傳統思想“應能起到沖擊的作用”。

第三，黑格爾辯證法的實質是“辯證的否定性”。辯證法是黑格爾奉獻給全人類的一個偉大的理智創造。張先生強調，黑格爾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就是“辯證的否定性”。“辯證的否定”不是簡單地拋棄舊事物，而是“揚棄”即克服與保留的統一。這種“否定性”是“創新的源泉和動力”，是“自我前進的靈魂”。“中華文化要振興、前進，就得講辯證哲學，就得有‘否定性’的動力。”[10]實際上，正是黑格爾“揚棄”的辯證法或“否定性辯證法”最初把張世英先生引向了黑格爾哲學。幾十年來，張先生一直對黑格爾的這一思想情有獨鐘。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彼得·巴騰教授在《東西方哲學》雜志撰文，專門介紹了張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認為張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突出了思辨辯證法與否定性這一問題”。“張世英清楚地知道，不能充分說明否定在黑格爾辯證法中所起的作用，辯證法的創造力與革命性就可能被削弱。”[11]“張世英詳細闡述的否定原則賦予辯證的中介過程一種能力：它能克服一切實在的事物的直接性。”[12]

二、對黑格爾邏輯學的研究

張先生研讀過黑格爾的幾乎所有著作，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著力最多、最深的是黑格爾的邏輯學，包括《大邏輯》和《小邏輯》，成果是《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和《黑格爾<小邏輯>繹注》。《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初版于1959年，1964年第二版，1981年第三版，三版總計印數10萬冊。這本書被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實際上，在該書第三版出版前后，張先生曾在全國多所高校講授黑格爾的邏輯學，并有若干根據講課錄音整理的講稿流傳。80年代初期，筆者就讀于河北大學哲學系，曾經親自聆聽張先生的黑格爾邏輯學課程。現在，手頭仍然保存著根據張先生1980年春季在武漢師范學院的講課錄音整理的《黑格爾<邏輯學>解說》一書。可以說，從60年代至今，《論黑格爾的邏輯學》一直是國人研究黑格爾邏輯學的重要參考書。

《論黑格爾的邏輯學》（1981年版）

《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總體上對黑格爾《邏輯學》的若干基本思想做了系統的提煉和梳理；第二部分則對《邏輯學》的“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進行解讀。王陽明說，做學問要抓住“本原”和“頭腦”，第一部分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抓住黑格爾哲學特別是《邏輯學》的“本原”和“頭腦”。第一，在對黑格爾哲學的定性上，張先生認為，一方面，黑格爾把精神“泛化”為事物乃至宇宙的本質，從而用客觀唯心主義代替了主觀唯心主義；另方面，他的“邏輯在先”說和康德哲學一脈相承，都是先驗唯心論。第二，黑格爾邏輯學的全部內容或唯一目標就是把握“具體概念”，即描述“概念”由抽象到具體、由簡單到復雜的辯證發展過程。第三，對立面的同一和矛盾的思想不限于“本質論”，而是貫穿于黑格爾的整個邏輯學，而且，矛盾是推動黑格爾邏輯學全部范疇轉化的唯一動力和源泉。第四，邏輯學、認識論、本體論的一致性。黑格爾用同質的“精神”把意識和對象統一起來，提出了唯心主義的思維與存在同一說，從而徹底打通了邏輯學、認識論和本體論之間的壁壘。第五，強調“辯證的否定”的意義。肯定和否定是對立的統一，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辯證的否定”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于自身之中即“否定之否定”。第六，突出了黑格爾概念的“圓圈”式發展的意義。黑格爾之前，居支配地位的是笛卡爾的線性論證模式：只要起點正確，論證過程嚴格，結論必然正確。黑格爾的“圓圈論”則表明：事實上，我們無法找到這樣一個出發點和基礎，一切都必須在體系中并通過體系獲得自身的意義。

黑格爾的邏輯學無疑是晦澀難懂的。1812年底，《大邏輯》的“本質論”部分出版后，黑格爾在致葛爾特的信中寫道：“我很抱歉，人們抱怨這書在表述上難懂。這樣抽象的對象的本性自身，就決定它的表述不能像一本普通教本那樣輕而易舉。真正的思辨哲學既不能穿洛克哲學的外套，也不能著普通法國哲學的上裝。在一個外行人看來，真正的思辨哲學很像是一個顛倒了的世界，是和他們的日常觀念相矛盾的。”[13]為了讓更為廣泛的讀者走近黑格爾的邏輯學，領略德國思辨哲學之美，張世英先生下了比《論黑格爾的邏輯學》更大的功夫，用他自己的話說：“下了一番死功夫”，于1982年為讀者呈現了《黑格爾<小邏輯>繹注》。《繹注》實際上是《論黑格爾的邏輯學》的姊妹篇，后者重在“論述”，前者則重在“注解”。此書的特點是逐節講解和注釋《小邏輯》。講解部分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出每一節的大意，尤重難點的解答。注釋部分則采用兩種方法：一是“以黑格爾注黑格爾”，即把黑格爾在《小邏輯》以及所有其他著作中相關的論述和材料放在一起，以便讀者能夠相互參照。為此，張先生幾乎翻遍了黑格爾的所有著作，可謂用心良苦。二是“以他人注黑格爾”，即把當時所能找到的西方黑格爾專家的解讀放在相應的段落下，使讀者得以在更為廣闊的視野和背景下理解黑格爾。可以說，這本書的寫作方式本身就是對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具體運用。黑格爾說過：“關于理念或絕對的科學，本質上應是一個體系，因為真理作為具體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開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聯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統一體，換言之，真理就是全體。”[14]

國外學者特別重視張先生對黑格爾邏輯學的研究，認為這一研究對于人們理解黑格爾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法國著名哲學家芭蒂歐是這樣，加拿大的彼得·巴騰也是這樣。彼得·巴騰說：“張世英的主要目的是闡述大部頭的《大邏輯》與篇幅稍短的《小邏輯》，重點強調辯證思想的主要特征。”[15] “20世紀50年代的張世英以及1915年的列寧，均求助于黑格爾的邏輯學，他們都有明確的目的：在概念（Begriff）中探索具體可感而豐富多彩的物質實體，這種物質實體并非悄然無聲，完全受制于人們對‘那種不可言喻的事物’的直接經驗。”[16]他還說：“張世英用思辨的方法，著力解讀《小邏輯》對知性的缺陷性的論述。對思辨問題的這種興趣正是張世英解讀《邏輯學》的點睛之筆。”[17]

三、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研究

早在60年代中期以前，張先生就已經準備撰寫《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并為此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后來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些資料只能無奈地躺在紙袋里。直到80年代中期，這本“拖延了20年的小書”才得以面世。張先生不止一次感恩“時間”，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拖延，這本書“肯定是一堆‘大批判’”。考慮到《精神哲學》討論的內容與現實生活更為接近，尤其是涉及道德、市民社會和國家等“敏感”內容，張先生對于“時間”的“感恩“顯然是由衷而發。《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是中國學術界系統研究和論述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第一部專著。

《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1986年版）

《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三個部分即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依次進行了解讀。其中，下面兩個觀點尤為重要。第一，張先生認為，精神哲學實即黑格爾的人學，而黑格爾所理解的人的本質就是精神、自由或主體性。“《精神哲學》從‘主觀精神’到‘客觀精神’以至于‘絕對精神’，就是講的人如何從一般動物的意識區分開來，達到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識，達到精神、自由，以及精神、自由的發展史。”[18]“主觀精神”所要表達的是：個人意識如何從主客未分、經主客對立、最后達到主客統一的歷史，亦即個人的“主體性”從隱到顯的過程，而且，這個歷史和哲學史具有對應關系。“客觀精神”所要表達的是：主體性如何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從抽象到具體、從片面到全面的發展歷程。在抽象法領域，主體性表現為對外物（財產）的單純占有，因而只是抽象的主體性；到了道德領域，主體性表現為主體對自身的自覺，表現為自由意志；而到了倫理領域，尤其是在國家中，主體性揚棄了道德階段的“主觀性”，實現了特殊性與普遍性、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達到了真正的主體性和自由。第二，張先生特別強調“主觀精神”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意義，認為不理解“主觀精神”，就不能真正理解黑格爾的邏輯學。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都以“理念”為對象：邏輯學研究的是自在自為的理念即“純粹概念”，自然哲學研究的是表現于自然界的理念，精神哲學研究的是由異在而返回到自身的理念。在本體論上，“純粹概念”是“邏輯在先”的。但在認識論上，人們總是先有經驗意識，然后形成“純粹概念”。沒有“主觀精神”所提供的概念的“發生史”，邏輯學的“純粹概念”將永遠是一個“陰影的王國”。

張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對“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所涉及的若干具體內容如道德、國家、藝術、宗教等進行了討論。由于篇幅所限，這里僅就張先生在現當代哲學背景下對黑格爾美學的分析批判做一簡單介紹。第一，關于審美與驚異。由柏拉圖肇始的傳統形而上學制造了哲學（美學）與驚異的對立。在柏拉圖那里，人們驚異于感性世界的感性表象，而哲學的展開則是驚異的終止。黑格爾繼承了這一觀點，認為驚異只存在于哲學、宗教和藝術的開端，而此“三者的展開和目的則都遠離驚異”。就此而言，黑格爾美學仍然屬于柏拉圖主義的舊傳統。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現當代美學則認為，驚異是哲學和審美意識的靈魂。驚異不只是哲學的開端，哲學本身就令人驚異。“海德格爾恢復了存在，恢復了驚異，從而也恢復了哲學的生氣和美妙”。[19]第二，關于哲學與藝術的關系。哲學與藝術（詩）的爭論由來已久。柏拉圖確立了哲學對于藝術的優先性：哲學以“理念”為對象，藝術則以“理念”的“影像”為對象，因而藝術是遠離真理的。青年時期的黑格爾曾把藝術置于哲學之上，但到了成熟時期他又回到了柏拉圖的舊傳統，把藝術置于宗教和哲學之下，堅守“對于對象性世界的散文式看法”與“詩和藝術的立場”的二元對立。“黑格爾貶低藝術，他是主客式的散文哲學家，而非詩人哲學家。”[20]。海德格爾以其“去蔽”的真理觀，徹底打通了“存在”、“真理”、“藝術”和“自由”：藝術不再是真理的附庸，而是真理發生的絕佳場所，于是，哲學和藝術（詩）結合成了一個整體。第三，關于典型說與顯隱說。西方傳統美學以典型說為核心，其理論基礎是概念哲學，它追求的是“什么”。黑格爾所謂“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仍然是要求藝術品以追求理念即普遍性的本質概念為最高目標：凡符合藝術品之理念的就是真的藝術品”。[21]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現當代美學則強調顯隱說，它追求的是“如何”，即事物是如何得以顯現的。“美的定義于是由普遍概念在感性事物中的顯現轉向為不出場的事物在出場的事物中的顯現。”[22]第四，關于審美價值的區分。黑格爾以精神戰勝物質的程度為劃分藝術門類高低的標準：建筑最具物質性，因而是最低的藝術門類；詩以語言為媒介，最少物質性，因而是最高級的藝術門類。張先生認為，黑格爾這個思想值得注意，“由此出發，似乎可以達到人與萬物皆因語言而存在、而有意義的西方現當代哲學的結論”[23]當然，黑格爾還沒有真正達到現當代美學的水平，因為他還不懂得一切藝術品乃至世界萬物皆有語言性和詩性。

張先生認為，黑格爾的精神哲學是其全部哲學體系的最高峰，“精神哲學部分應比他的邏輯學部分受到更大的重視。”[24]

四、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以后，張先生的學術研究發生了一次“轉向”，即由研究康德、黑格爾等德國古典哲學轉向現當代西方哲學和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但“轉向”之后，張先生并沒有放棄黑格爾研究，而是在一個更大的視野內為黑格爾哲學賦予了新的活力。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2001年出版的《自我實現的歷程——解讀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這本書有三個重要特點：第一，和1962年出版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述評》不同，《自我實現的歷程》主要是從西方現當代思潮最前沿的觀點解讀黑格爾。第二，它不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西方“后現代哲學”對黑格爾的解讀，一味反對黑格爾，而是更多地強調黑格爾哲學與現當代西方哲學的關聯。第三，和張先生過去論黑格爾的著作不同，它不完全是講解黑格爾哲學的哲學史著作，而是融匯了張先生自己晚年的哲學思想和觀點。”[25]

1978年后，張世英開始在課堂講授新黑格爾主義

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二重世界的建構。按照這種模式，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或經驗世界并不是最真實的，只是“真實的世界”的摹本或表現；這個“真實的世界”是“外在超越”的，就是說，在經驗世界“之外”、“之上”或“之后”。這個傳統始于柏拉圖。康德哲學是在二重世界框架內試圖突破這一框架的一種企圖：那個外在超越的最高本體仍然存在，但已經在我們的知識范圍之外。黑格爾認為康德哲學的最大問題就是假定了一個和意識格格不入的“物自體”，所以，他以其“思維和存在的同一說”反對康德的不可知論，從而不但復活了康德所批判的世界二重化的形而上學，而且把傳統形而上學推向頂峰。現當代西方哲學家都在這個問題上遠離了黑格爾。“轉向”之后的張世英先生一方面站在現當代西方哲學的高度批判黑格爾，認為他“仍然陷入西方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的傳統形而上學的窠臼，他的哲學基本上還是走的‘縱向超越’的方向，并未達到現當代人文主義思想家們所走的‘橫向超越’的水平。”[26]另方面又看到了黑格爾哲學與現當代西方哲學對接的可能性。比如，在討論黑格爾宗教觀的過程中，張先生指出：黑格爾“強調無限的精神一定要表現于有限精神之中，無限的精神一定要通過有限精神而存在，這就表明他在宗教觀中要貫徹他想把永恒與時間、彼岸與現世結合為一的原則，這是對傳統形而上學的分裂觀點的一種批判。”[27] 而且，“西方現當代人文主義思潮的思想家們正是繼承了黑格爾的這一基本思想。”[28]

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是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啟的“視覺中心論”的一個后果。視覺帶給人的是一種“距離感”，是天地萬物相對于人的“外在性”。“‘主體--客體’的思維模式，其要旨就是認為主體（人）與客體（外部世界）原來是彼此外在的，人為主，世界萬物為客，世界萬物只不過處于被認識、被利用和被征服的對象的地位，人通過認識、利用和征服客體以達到主客的對立統一。”[29]這種肇始于古希臘的思維模式，在近代哲學得以最終確立，并在黑格爾那里達到頂峰。現當代西方哲學家大都對以黑格爾為最大代表的“主體--客體”形而上學表示不滿，呼喚人與世界融為一體的更為源始的“生活世界”。張世英先生一方面站在西方現當代哲學的高度批判黑格爾，認為“近代的‘主體性哲學’特別是以黑格爾為頂峰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有吹脹主體、自我的特征，主體、自我或主體性（主體性指‘主體--客體’式中主體支配客體的特性，離開主客關系，談不上主體性）被夸張、抬高和絕對化到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于是本來對發展科學和物質生產起促進作用的‘主體性哲學’反而越來越產生了許多流弊”。[30]另方面又認為“西方現當代哲學思潮中的主客融合論或超主客關系論，實際上在黑格爾哲學中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淵源”。[31]這就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實體即主體的著名觀點。按照這種觀點，實體或對象并不是不同于主體的“他者”，毋寧說，對象和主體都是同一個“精神”（的顯現），所以，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實即“精神”的自我認識，期間沒有任何隔膜。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不懂黑格爾哲學，就既不能理解西方古典哲學，也不能理解西方現當代哲學，它是通達西方整個哲學以至整個西方思想文化的一把鑰匙。”[32]

現當代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從“主體性哲學”到“主體間性哲學”的轉向。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和主體性成為西方文化的“主旋律”。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將這種“理性和主體至上”的現象稱為“啟蒙的神話”，包括：技術的神話、工具理性的神話、普遍主義的神話、宏大敘事的神話、西方中心論的神話等。在他們看來，20世紀的很多災難如環境破壞、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等都是“啟蒙的神話”的后果。現當代西方哲學家大都試圖超越“啟蒙的神話”，超越“主體性哲學”，呼喚一種“主體間性哲學”。張世英先生認為，黑格爾的“主體性哲學”中已經內在地包含了“主體間性哲學”的思想，這就是《精神現象學》“自我意識”環節所講的“相互承認”的思想。黑格爾說：“自我意識只有在一個別的自我意識里才獲得它的滿足。”[33]自我意識“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對方承認。”[34]在此意義上，胡塞爾晚年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和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都是接著黑格爾講的。

《張世英哲學思想研究文集》

談到黑格爾的“現象學”，就不能不談胡塞爾的“現象學”以及二者的關系。胡塞爾的現象學無疑是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但黑格爾對于意識現象的研究表明，“現象學并不是從胡塞爾才開始的，他至多代表了現象學的一個新起點。”[35]胡塞爾本人并不喜歡黑格爾，在他看來，他的現象學是接著笛卡爾而不是黑格爾講的。有學者認為，黑格爾的現象學和胡塞爾的現象學是“一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張世英先生則強調，應該到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尋找現象學的基本口號——面向事情本身——的源頭。“西方現當代現象學的標志性口號是‘面向事情本身’，而這個口號實質上最早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序言中提出的。這個口號的內涵，即使在現當代現象學這里，其實質也只有從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關于‘實體本質上即是主體’的命題和思想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說明。”[36] 胡塞爾的“回到事情本身”，不是把我們引導到遠離意識、在意識之外的“客觀實在”，而是旨在使我們擺脫“自然態度”，回到意識和主體，關注事物在意識中的“源始”顯現。黑格爾“實體即主體”的命題所要表明的也是：“自然意識”所認為獨立自在的東西，不斷展示為越來越具有主體性和真實性，從而在漫長的過程中使“事情本身”得以呈現。在此意義上，黑格爾不僅是現象學的先驅，而且是整個西方現當代哲學的先驅。

五、對黑格爾文獻的翻譯

中國人移譯黑格爾著作已有百年歷史，期間，黑格爾的若干重要著作早已被譯為中文，但在二十一世紀之前，還沒有中文版的《黑格爾全集》。翻譯、出版《黑格爾全集》是中國黑格爾學人幾十年的夢想。早在6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即有翻譯出版《黑格爾全集》的設想，并組成了由賀麟先生牽頭的工作小組，“文化大革命”使這一計劃化為泡影。80年代初，該項目擬重新啟動，成立了《黑格爾全集》編委會，由賀麟先生任名譽主任委員。后因種種原因該項目再次擱淺。80年代末，我的大學同學、時任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長王亞民（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通過我和張先生聯系，擬請張先生牽頭，組織翻譯《黑格爾全集》，并承諾：河北人民出版社準備出資100萬元用于該書的翻譯、校對和組織工作。因當時賀先生尚在，由賀先生牽頭的商務版《黑格爾全集》項目名義上還在，顧及師生之情的張先生沒有接受河北人民出版社的邀請。時光荏苒。2006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德高望重的張先生以85歲高齡出任20卷本中文版《黑格爾著作集》的主編。這套著作集據歷史悠久、流傳甚廣、內容可靠的“理論著作版”《黑格爾著作集》譯出，譯者多為國內黑格爾和德國古典哲學領域的專家，其中多人有德國留學背景。自2015年開始，這套被列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項目的著作集已經陸續面世，并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可喜的是，由梁志學先生牽頭、中國社會科學院立項、商務印書館出版、依據歷史考訂版的另一套《黑格爾全集》翻譯工程也在同時展開。從各國編輯、翻譯、出版《黑格爾全集》的經驗看，這項工作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編輯或翻譯工作，而是一項有組織的黑格爾哲學系統研究工程。我們相信，這兩個項目的推進和完成，必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的黑格爾學術，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

《黑格爾全集》其中一冊

在黑格爾文獻的翻譯方面，張世英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大型項目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黑格爾論著選輯》（上下卷）。這套《選輯》是受當時的國家教育委員會委托編譯的，并被列入1985至1990年哲學類專業教材編選計劃。興起于19世紀下半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漸衰落的黑格爾復興運動即新黑格爾主義，是黑格爾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新黑格爾主義觀點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就是張先生黑格爾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從內容上看，這本《選輯》收錄了斯特林、格林、布拉特雷、鮑桑魁、麥克塔加爾特、繆爾和芬德萊等英國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著作，克洛納、格羅克納、拉松等德國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著作，羅伊斯、布蘭夏德和繆勒等美國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著作，克羅齊和詹梯利等意大利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著作，以及法國新黑格爾主義者伊波利特的著作。一直到今天，這套《選輯》仍然是人們理解黑格爾哲學、黑格爾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的重要參考文獻。

六：結語：始終如一的“黑格爾情結”

《哲學導論》

經過幾十年的“求索”和“勤耕”，張世英先生在會通中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的哲學體系：“新的萬物一體”的哲學觀——“萬有相通的哲學”。其主要內容見于《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1995）、《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1999）、《哲學導論》（2002）、《境界與文化——成人之道》（2007）、《中西文化與自我》（2011）、《中華現象學大綱》（2013）等著作。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這個當代中國最具“原創性”的哲學體系中，不僅融合了西方現當代哲學和中國古代哲學，而且仍然可以看到黑格爾的身影。張先生始終強調，我們既要繼承黑格爾，又要超越黑格爾。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來說，當務之急是重新學習黑格爾哲學，特別是他有關主體性和自由的思想。“中國當前需要繼續沿著五四運動所開辟的道路，發揚科學和民主，與此相應的是在哲學上還需要繼續召喚西方近代的主體性哲學。黑格爾哲學在中國并未過時，我們應該著重吸取其以主體性--自由為發展目標的基本精神。”[37]

注釋：

[1] 格洛伊：“關于人的理論——中國國際哲學討論會側記”，《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2] 彼得·巴騰：“否定性與辯證唯物主義：張世英對黑格爾辯證邏輯的解讀”，載《哲學分析》，2013年第3期，第83頁。

[3] 沃·考夫曼：《黑格爾——一種新解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頁。

[4] F. W. J. Schelling, The grounding of positive philosophy: the Berlin lectur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 3.

[5]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1頁。

[6]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8頁。

[7] 同上：《法哲學原理》，第11頁。

[8]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31頁。

[9] 同上書，第28頁。

[10] 《黑格爾著作集》總序。

[11] 彼得·巴騰：“否定性與辯證唯物主義：張世英對黑格爾辯證邏輯的解讀”，載《哲學分析》，2013年第3期，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