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科學文化評論》2020年第1期發表了《李政道楊振寧遭遇冷處理——六十多年前中國人第一次獲諾獎》（華新民、王作躍）。

最近收到楊振寧先生來信，對文中個別表述及標題提出意見，并提供了當年中國物理學家的祝賀電文（及他的回復），以及何祚庥先生的一封表達相關意見的信文。

征得楊、何兩位先生同意，《科學文化評論》將上述材料公布于眾，以期讀者對當年國內對楊、李獲獎的態度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認識。

李政道楊振寧參加諾貝爾獎頒獎禮

▼ 楊振寧教授寫給《科學文化評論》的信

《科學文化評論》編輯部：

貴刊于2020年第1期發表了一篇《李政道楊振寧遭遇冷處理》，文章內容與我的記憶沒有大出入，但我認為題目中的“遭遇冷處理”是完全錯誤的誤導性總結。

第一，國內對我們二人得獎的反應可以從1957年10月31日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三人的電報看到：“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這是正面的、熱的反應。

第二，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二人獲得諾貝爾獎使所有中國血統的人都興奮，都增加自信心，這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事實，是熱的，是有長遠意義的大事，怎么能被說成“冷處理”？

楊振寧

2020年8月

附：中國物理學家的祝賀電文

楊振寧教授：

我們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對您最近在物理學上取得的杰出貢獻，表示熱烈祝賀！中國物理學家懷著無比的欽佩和自豪看待您的成就，并祝您在未來的研究中獲得更大的成功。

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

楊振寧的復電：

吳、周、錢教授，深深地感謝您代表中國物理學會的熱情電報。

中國物理學家的祝賀電文及回復

▼ 何祚庥先生的信文

關于宇稱不守恒發現史的補充

謝謝轉來的華新民和王作躍兩先生《李政道楊振寧遭遇冷處理》的長文。我能給出的“comments”是，此文所談確是當時事實，文中所引的資料如《人民日報》、某內部刊物等，均屬實。

但是，我想補充以下幾點：

壹

關于張文裕先生去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典禮一事，需要澄清一點，是1957年，張文裕先生是按照中共上層指示，專程直接從北京，乘蘇方飛機，轉道莫斯科飛抵斯德哥爾摩，代表中方祝賀你們獲獎的。

當時他回國并不太久，并非在杜布納聯合核子所參加工作，就近去瑞典的。而且當時在杜布納工作的中方代表人物是王淦昌。

至于文中所提，由于當時大使館的失誤，張文裕先生未能出席頒獎的正式典禮，而只參加了慶祝晚宴，等等細節，以及后來中央政府嚴厲批評了瑞典使館對此次外交事件不當處理等等，均是實情。張先生曾向我仔細談過，我有深刻印象。

貳

華、王兩位先生的文中給出的是一方面的事實，我所能補充的還有另一方面的事實。

其實，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兩位先生這一重大的發現，也很想爭取兩位先生回國，但那時并不知道兩位對新中國的態度。

當時杜聿明先生還作為戰犯，關在功德林；李政道先生也有某些親友，在“土改”中受到處理。再加上了解到兩位先生均有直系親屬在中國臺灣；而前一時期趙忠堯先生和錢學森先生回國的種種磨難尚歷歷在目。

要知道錢的回國，最后是用幾個美國飛行員俘虜的交換，才得以實現。張文裕，王承書，郭永懷和李佩回國也是歷經困難、曲折，才最后成行。

王承書曾告訴我，他們上船時，都經歷全身脫光檢查，所有未公開發表的資料全部沒收，不許帶出。因此十分擔心和顧慮，怕過于熱情反會引起你們兩位在美國產生諸多不便。

于是，曾通過學術界，如周培源和錢三強等人就以中國物理學會的名義，向你們致祝賀電。記得你們兩位曾回電“deeply appreciated”來自“祖國”的問候等字樣，周先生看到后，十分振奮，但隨即就又說：“不知他們可會有麻煩。”

我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于1951—1956年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1956年底回到錢三強領導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工作。

王承書和張文裕兩先生曾將你贈與他們的、你們發表在 Phys. Rev. 上，“關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問題”文章的預印本特別交給了我。他們兩位特地介紹了你們所做工作的影響以及美國物理學界的強烈反應。

王先生還特別介紹了你寫的“關于如何從π0 →2γ0的衰變判定π0宇稱一定是0-”……等著名文章，均是得到認同和承認的科學工作。所以，當吳健雄等人的實驗結果一經公布，大家都認為是科學上的大事件。

應該承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部，對這一重大科學發現，懂得和理解的人，很少很少！我當時雖已離開中宣部科學處，但算是對現代科學有所了解的人，仍經常被抓去幫忙，所以仍和他們聯系很多。

當時《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有關這一問題的很多文章和報道，以及某內部刊物上刊登的文章，都和我有關，或由我執筆寫成。

就我所知，當時的中央領導，十分希望爭取你們兩位回國工作，但均知道難度不小！

但有一件事，是當時決定做的，就是杜聿明先生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生活待遇得到大幅度改善，包括他的疾病治療（我所了解到的事實，當時杜先生在那里的“表現不佳”）。

總之，我所了解到的，是當時中央領導上下都高度關注你們兩位，想爭取二位回國，但又不了解二位的真實態度，又加上當時的火藥味甚濃，海峽兩岸，上上下下都對 “兩個中國”的問題，十分敏感。

叁

此文完全沒有談及的，是在當時國內有限的科學刊物，如《科學通報》《物理通報》上，均大量報道了此項科學成就，并全文翻譯刊登了你們兩位撰寫的若干科學論文。

在當時和中國友好的國家，如蘇聯召開的科學會議上，也高度重視，成為討論的熱點。如那時在列寧格勒，即現在的圣彼得堡，召開的全蘇核物理會議，會上重點介紹和討論了這一學術成果，而國內則專門派了梅鎮岳先生由慶承瑞陪同，前往參加。

據我的記憶，蘇方曾希望邀請你二位去做報告，而且還怕引起中共不滿，事先曾和中方溝通請中方支持，而事實上中方確也表示支持。事態如此復雜的原因，也是“兩個中國”的問題。

我還想指出的是，兩位先生的這一成就，當時在中國直接掀起了一股粒子物理的熱潮，從此開始有更多人投入粒子物理的研究中。

可以說，兩位先生的這項成就，對開展和推動新中國粒子物理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不僅如此，你們的此項科學成就，還引起了哲學界的高度關注，并引起哲學界一個極大的爭論：客觀規律是否可以被 “打倒”，或 “被推翻”？等等。

我也曾在1957—1958年就此問題，寫過一篇“談李政道、楊振寧宇稱不守恒發現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特點”的文章。此文作為發言稿，后來收到我的《量子復合場論的哲學思想》的論文集中。

1978年，為反對“兩個凡是”，國內掀起一場 “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你們兩位這項重要科學工作，作為科學史上一個案例，又被提出來。

《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了那篇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后，5月13日就刊登了我寫的 “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從宇稱不守恒的發現談起” 這篇文章，作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自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論據。

以上就是我對此事能做的補充。

何祚庥

2020年8月7日

Some Materials about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Won the Nobel Prize

YANG Zhenning, HE Zuoxiu

Editors not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Li Zhengdao and Yang Zhenning were Given the Cold Shoulder——The Chines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than 60 years ago, written by Hua Xinmin and Wang Zuoyue, in the first issue of this year of Science & Culture Review, we recently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r. Yang Zhenning, offering comments on individual statements and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along with a congratulatory telegram from that year from Chinese physicists (and his reply). He also offered a  letter from Mr. He Zuoxiu expressing his views. With the consent of  Mr. Yang and Mr. He, the journal now publishes the above materials, with a view to give readers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omestic attitudes toward Yang and Li’s award in that year.

（此文刊載于《科學文化評論》2020年第4期，原題為《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獎的相關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