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大西洋再次變寬”的第一聲驚雷，來自于默克爾。

默克爾，歐洲鐵娘子也。2005年首任德國總理，“默開四度”，迄今不倒，遂成歐洲中流砥柱、西方亂世傳奇。她來自東德，曾是物理學家，不茍言笑，緘默寡言，衣服四季如一。嘗有記者問“德國對你意味著什么”，她不假思索，直言“窗戶”——“別國都造不了這又隔音又美觀的窗戶”。近日又有不識趣者問“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遺產”，默總理略不耐煩：“我不想這種問題，我就做我的工作?！?/p>

就是這樣一位默克爾，在2017年5月底的一天，說出了一番深刻而雋永的話。

在參加完北約峰會和七國集團峰會后，默克爾到慕尼黑為自己年底競選造勢。也許是為了討好選民，也許喝了慕尼黑的啤酒，也許是半年來與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之間的種種不快如鯁在喉，她面對前來支持的人群，堅定地說道：“那個我們能完全依賴他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我們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寰球媒體一片沸騰。

但戰略家們是慎重的。他們都記得2003年的一個教訓。

2003年，美國繞開聯合國出兵伊拉克，掀起了大西洋的驚濤駭浪。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媒體聯名抗議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歐洲出現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美歐關系跌入戰后低谷。美國歷史學家卡根（Robert Kagan）說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比喻：“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

然而，中國的戰略家私下也許會承認，他們在2003年高估了美歐分歧。歐盟在當年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多位歐洲領導人表示要取消對華武器禁運。但在美國壓力下，這一允諾后來不了了之。美歐裂痕迅速消弭，2007年法國總統薩科齊在上任后不久就表示有意重返北約。

難怪有人說，美歐吵架，那是自家事。

話說回來，2003年和2017年兩次“大西洋變寬”，給了我們一個對比的機會，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斷今天的美歐關系。

其一，與小布什相比，特朗普的美國對國際秩序沖擊更烈，歐洲被殃及更深。

當前的世界秩序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后領導建立的。后雖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兩極格局瓦解、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美國仍被認為是霸權國。

美國這個霸權國，動搖自己所創秩序時顯得有些漫不經心，頗有“只許州官放火”之意。

2003年時，小布什政府繞開聯合國攻打伊拉克，而聯合國被認為是戰后多邊主義的最主要平臺，所以歐洲國家說美國搞“單邊主義”。

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損害國際秩序的地方就更多了。首先，他像小布什一樣損害了政治上的多邊主義，最明顯的例子是退出關于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其次，他更進一步，損害了經濟上的多邊主義，最明顯的例子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發動全球貿易戰并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最后，他還試圖沖擊軍事上的多邊主義，體現在其一度試圖否認北約的“共同防御”承諾。后來他雖勉強承認這個承諾，但要求歐洲盟友增加軍費并單方面從德國撤軍。

小布什只是不愿被束手腳（放棄政治多邊主義），而特朗普則進而希望改變不利規則（放棄經濟多邊主義）和減輕霸權維護成本（放棄軍事多邊主義）。如果說小布什只是損害了歐洲的國際影響力，那么特朗普則沖擊了歐洲的立身之本。

經濟上的多邊主義也是戰后秩序的原則之一，其核心假設是世界經濟是一個正和游戲，所有人都有獲益的機會；因此所有國家的最高利益都是促進世界經濟的自由擴張。歐洲一體化也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在戰后初期，通過大規模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美國深刻影響了歐洲的發展道路。所有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家，都需通過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來協商資金分配和協調國內政策，因此參與馬歇爾計劃的國家，實際上也接受了“經濟多邊主義”。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工會勢力都在資金分配的過程中被重組，歐洲國家內部秩序被重新整合到“跨大西洋關系”中來。冷戰結束后，美國主導新一波經濟全球化，而歐洲則加速推進“四大自由”（資本、勞動力、商品、服務的自由流通），使歐洲一體化成為經濟全球化中最壯麗一景。

法國議會在1954年因擔心西德重新武裝而拒絕批準《歐洲防務集團條約》，此后防務就一直是歐洲一體化的短腿。成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時彌補了歐洲防務的不足。美國領導的北約為歐洲國家對抗蘇聯提供了堅強后盾，大大降低了歐洲國家的防務成本。冷戰結束后，北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集體防御理念使其找到了新時代的存在理由。歐洲也得以繼續享受美國的軍事保護。

因此說，歐洲一體化離不開美國的支持：美國一來提供“自由主義”的制度環境，二來提供軍事保護。且在一體化過程中，歐洲早已深刻變化，沒有回頭路可走。特朗普是戰后第一位敵視歐洲一體化的美國總統。說其敵視，不僅僅因為他慫恿各國“脫歐”，更因為他動搖了歐盟賴以存在的前提，給歐盟帶來了“我是誰，我該如何存在”的深刻困惑。

其二，與2003年相比，2017年時的歐洲危機纏身。

兩次“大西洋變寬”，都是美國先動、歐洲回應。但這兩次歐洲所處的境遇大不相同。2003年時，歐洲一體化高歌猛進，歐元剛誕生不久，而翌年十個東歐國家即將入盟。在外界看來，歐洲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富足祥和之地，承擔了實現人類理想的偉大實驗。

2017年，歐洲剛剛經歷“危機十年”，從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到英國公投脫歐，歐洲一體化受到了輪番烤炙。歐盟雖未解體，但已遍體鱗傷。在歐洲之外的各大國中，似乎只有中國仍堅持歐洲是“一極”的戰略判斷。

如果說在2003年，美國只是歐洲“成長的煩惱”，那么在2017年，美國則讓歐洲“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近年歐洲“戰略自主”的最大動因，首推美國，其次才是英國脫歐、中國崛起。

其三，兩次“大西洋變寬”，美歐社會的卷入程度不一樣。

在2003年時，美國激起了歐洲民眾的抗議。但這與特朗普時代美歐社會的相互震蕩不可同日而語。

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暴發后，美歐都陷入了社會動蕩，二者內部都出現了大量的反建制極端勢力。作為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代表，特朗普的上臺大大鼓舞了歐洲內部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

特朗普本人在上臺后與英國脫歐派以及波蘭、匈牙利等“非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打成一片。多位美國駐歐大使發表不恰當挺右言論，惹怒東道國。一度擔任特朗普顧問的右翼思想家班農（Steve Bannon）在歐洲成立名為“運動”基金會，以期統合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在2017年法國大選和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都可見美國極右勢力的身影。

與此同時，在美國出現反種族歧視抗議時，歐盟“外長”博雷利大方譴責美國警察“濫用職權”，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而在特朗普與網絡社交媒體的爭端中（特朗普不滿被“刪帖”），歐委會負責“價值觀與透明”的副主席喬洛娃（ Věra Jourová）明確表示支持后者。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法國總統馬克龍模仿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口號，高調提出要“讓地球再次偉大”，并邀請對特朗普氣候政策不滿的美國的科學家、工程師、公民落戶法國。

美歐之間的價值觀交鋒之所以不可等閑視之，是因為這不但與美歐各自的“政權安全”高度相連，也與國際秩序變遷高度相連。現代政治的一大特點是，意識形態層出不窮，而每種意識形態都有實現自身普遍化的內在要求。這使得現代的政治沖突的烈度比前現代社會大為增加。西方國家是對意識形態戰爭最不陌生的。當下的美歐統治者都深知其中利害。

也正因為如此，當美國人民在2020年底把特朗普選下臺之后，歐洲精英十分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規范性意義。如博雷利所說，這表明美國仍具備“民主復興的能力”“這個系統是正常運行的”。

在特朗普時代，美歐之所以仍能維系盟友關系，不是因為二者“同文同祖”，而主要由于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美歐之間的安全紐帶。由于長期專注于“軟實力”，歐洲從能力上到心態上都已無法迅速重拾“硬實力”。而美國雖然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已失去霸主之威，但在軍事上仍有壓倒性優勢。因此，歐洲雖然加速了軍事一體化步伐，但仍不愿馬上脫離美國保護。可以說，歐洲對美國的“路徑依賴”主要體現在安全方面。馬克龍的“北約腦死亡論”在歐洲激起一片反對，很好地說明了歐洲對北約的矛盾心理。

目前看，為了維護美歐安全紐帶，歐洲愿意接受美國戰略東移的大趨勢（這個趨勢在特朗普下臺后不會改變），也愿意在一定范圍內滿足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附加條件（如停建歐俄之間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棄用中國的5G技術）。

二是中國因素。美歐都有聯手應對中國的深層次戰略需求，因此都不愿在形勢未明朗前堵上“后路”。但美歐的出發點不盡相同——美國擔心中國威脅其霸主地位，因此主要提防中國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意識形態因素實際歸于其次；而歐洲并不介意中國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趕超美國，其真正關心的是中國所能提供的新秩序對歐洲是否有利。目前，歐洲給出了一個悲觀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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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