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昊 |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導讀】據媒體報道，2020年中國有874萬高校畢業生，面臨千萬待崗大軍和千萬應屆生的“前后夾擊”。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近140萬年輕人報名參加2021年國家公務員招考。這種現象雖然與疫情沖擊之下人們希望尋求穩定的心理有關，但“公考熱”并非今年才興起，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公考已成為不少畢業生的優先選擇。而且體制的吸引力已經越出國門，連喝過洋墨水的海歸也越來越多地把進入體制作為第一選擇。本文作者認為，年輕人對“體制內”的向往不僅有體制外機會變少的“推力”，也有因家庭和學校教育貫穿著體制認同而自發產生的“引力”。從根本上說，體制內外的劃分是一個源頭，正是社會結構和體制之間的不斷互動和相互加持，導致體制成為社會成員依賴的對象。但作者也指出，中國的環境正發生變化，不斷改變體制的力量也在成長。盡管體制變化的速度總是低于社會變化的速度，但我們仍然能夠發現來自青年的鮮活力量在生長，屬于青年人的理想主義沖動始終是無法磨滅的。在這個意義上，年輕的生命永遠不可能被完全馴化。他們的使命終歸是改變世界。

文章原發表于《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體制夾縫中的年輕人

當下中國青年畢業后的一大夢想就是進入“體制”。近年公務員考試已經達到不可思議的熱度，一些職位與報考學生比率超過了1:1000，最高的甚至達1:4000。一份由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共同完成的《中國海歸創業發展報告》指出，目前已經回國就業的海歸也以選擇事業單位為主，占43.2%。也就是說，體制的吸引力已經越出國門，連喝過洋墨水的海歸也越來越多地把進入體制作為第一選擇。

處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強調自主性、最愿意冒險的階段，青年們競相選擇安穩、體面、高福利的體制內單位作為其事業起點，不外兩個原因，一是體制外給他們提供的空間過少；二是受到原有體制的馴化。

▍內外之分

所謂體制，其實包括一系列具體的制度性安排，如戶籍制度、公務員考試制度、教育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勞動就業法規等。這些制度性安排有時并未帶來平等，而是使人群分化。如城鄉二元分割曾導致城市居民與農民的分化；重要行業的市場準入規定造成國企和民企之間的不平等；公務員考試漏洞太多使得“拼爹”成為可能，等等。這些制度安排，通常會造成社會成員中部分人獲利和另外一部分人受損。在現有體制中長期獲利的社會成員屬于體制內，其他領域的社會成員則屬于體制外。體制內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安穩、體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且其所在的機構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政府機關、壟斷企業等）；相對來說體制外的人群更難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和利益（中小企業主、農民工等）。

與此同時，中國的所謂“體制”不僅是一個制度概念，還具有明顯的意識區隔。很明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共同分享價值觀，其成員也有著更嚴密的思想紀律；而民營企業、大眾社會這些領域則離政治價值相對遙遠，其成員有時還秉承著另外一套價值理念。

在體制內外所存在的利益差別和思想差別下，中國社會中不但出現了一個由行政權力所掌控的“體制內”，而且由體制所產生的權力還延展到體制之外。于是，和過去中國高學歷者紛紛脫離體制“下?！毙纬甚r明對照、也和西方發達國家很少年輕人考公務員的現象有相當差異的是：中國的年輕人紛紛選擇通過難度極大的公務員考試而逃回體制內。這些情況都表明，近年來中國的“體制外”發展形勢嚴峻，青年人選擇的狹窄意味著整個社會選擇的狹窄。

與此同時，政府本身的財政汲取能力越來越強大。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速在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續高速增長至今。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達8.3萬億元，增速兩倍于GDP增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保持高位，政府具有強大的掌控資源能力。隨著政府職能不斷擴張，行政機構龐大，不斷招人，造就了一個迅速增長的就業市場。而集中了最優質社會資源的政府本身成為最受追捧的行業。體制內的人員工資雖然也高不了多少，但更多的補貼、福利和其他收入卻可以保證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當然，想進入體制也并不容易。除了競爭激烈的公開招考之外，一些“蘿卜招聘”、“拼爹”現象的存在，也是一種不公平的阻礙。

▍馴化青年？

奇怪的是，在事業選擇空間日益狹窄的同時，這些年輕人還遭遇了社會輿論的批評。北大教授錢理群就曾發文批評現在的大學生更加世俗化和功利化。似乎是在印證這個判斷，日前媒體廣泛報道了國內某頂尖大學畢業的 “80后”進入體制得到快速升遷，但同時也快速腐敗的經歷。對于某些通過考公務員進入體制的年輕人來說，缺乏政治理想，導致他們在無奈中選擇靠攏體制，并在進入后卻連一些陰暗面也照單全收。

其實，青年的蛻變并不是從他們進入體制內的那一刻開始的，而是早得多。在中國，對體制內的規則和潛規則的認同正逐漸演化為一種文化鎖定。雖然每個國家的中年男女都傾向保守，但沒有一個國家的父母像中國的父母們一樣，教育他們的子女從小聽自己的話、上學聽老師和學校的話、工作后聽領導的話。對體制的認同滲透進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成為人格的一部分。某種程度上，“體制”改變了一些年輕人的本性。在拼命試圖進入公務員隊伍的過程中，我們既能看到對前途穩定的關心，也無法排除對權錢縫隙中的巨大灰色利益的覬覦。無論是何種心態，都缺乏政治原則的堅守，很難期望他們能夠在轉型時代挺身中流，一些人甚至連自己不被濡染都成了奢望。

而青年之所以容易被馴化，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內涵和自主信念的缺乏。在一些學術機構的調查中，現下中國青年的優點被歸納為務實、開放、敢于創新等，而其缺陷則被歸結為缺乏社會視野、缺少對社會各階層的了解、缺少交流、分享和合作、公益心不足等。這些弱點很明顯是公共生活參與不足、對社會真實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所致。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他們缺乏參與公共生活的經驗，才喪失了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和鞏固自我價值觀的機會，才可能被體制改變。人是一種多重社會關系的存在。而體制最終會變成無所不在的社會關系，讓社會成員之間彼此限制，甚至內化為社會成員自己的自由意志。離體制越近，越容易受到馴化，這種一邊限制一邊馴化的情勢，使得年輕人越來越依賴體制。

然而，把一切都推到體制身上確實很方便，可是體制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所有問題。上述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體制安排，但問題是，“體制”又是從何而來？從邏輯上說，體制內外的劃分首先改變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并且形成了體制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支撐。是社會結構決定了體制還是體制決定了社會結構，確實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但社會結構和體制之間的不斷互動和相互加持，確實導致體制的強大，并成為社會成員依賴的對象。不過，即使是對于體制內的人群來說，這個體制真的是值得依賴的嗎？恐怕未必。在一個超穩定和官僚化的環境中，個人的能力有時也難以提高，個體價值也會縮水。

同時，體制內的規則未必是所有人都可以適應的。隨著“90后”這些更加強調個性和自由的世代的登場，體制能夠帶給人們的幸福感，恐怕會越來越少。更重要的是，只要體制本身的自上而下控制型的特點不改變，體制內向上流動渠道就會依然缺乏，體制內競爭的激烈程度不一定比體制外更小，普通青年進入體制后的晉升發展機會也不一定很多。

▍“他們的使命終歸是改變世界”

體制與人的矛盾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個世代，但只有在內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這種矛盾才會導致改革力量的誕生。在目下的中國，體制與人的矛盾所導致的卻更多的是非常規的反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體制本身所提供的改革空間太小。而在體制外的改革力量走正規路徑走不通的情況下，只能以非常規的方式來進行利益表達。

在歷史上，體制并不一定是年輕人的敵人，而更應是他們倚重但必須要改變的對象。如前所述，行政權力的擴張所導致的政治經濟安排確實限制了年輕人的發展，也馴化了部分年輕人。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有選擇余地的。但大多數人選擇默許了這個體制的存在和運行。也就是說，無論什么樣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們選擇的結果。

不過中國的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新生的社會問題難以解決，另一方面改變體制的力量正在空前地成長起來。就前一方面來說，轉型時期的特殊狀況對青年就業的階段性壓力，加劇了體制本身轉變的壓力。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急劇拓展，青年人就業選擇更加狹窄化。2002年的大學畢業生只有200多萬，到了2019年達到創紀錄的834萬。如此迅速的待就業人數增長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也超過了這個經濟體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增長的速度。套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世界上的路本來就少，走的人多了，就更沒了路。

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路徑減少的情況下，人們的欲望和能力卻在增強。在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環境不斷開放的情況下，城市居民對體制改革的沖動逐漸提上日程。體制內渠道的匱乏反而刺激了更多體制外解決方式的出現。人們的變革沖動是與其改變環境的能力成正比的。形勢變化之際，體制內外的群體無法再像以往那樣生活下去。

歷史證明，體制變化的速度總是低于社會變化的速度，也低于青年覺醒和崛起的速度。在市場和社會公共領域，我們仍然能夠發現來自青年的鮮活力量在生長，屬于青年人的理想主義沖動始終是無法磨滅的。在這個意義上，年輕的生命永遠不可能被完全馴化。他們的使命終歸是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