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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金基德新冠去世,“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原創 外灘君 外灘TheBund
韓國導演金基德去世
又一春不再來

金基德
12月11日,韓國知名導演金基德在拉脫維亞因新冠肺炎去世。
他是韓國最厲害也最跳脫的知名導演之一。曾代表韓國電影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又拿下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但他身上又帶著諸多爭議,才華不被韓國國民認可、身負各種丑聞以及甩不脫的情色片導演印象。
這幾年,他在俄羅斯電影界發展,去年還擔任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審片委員會委員長。這次前往拉脫維亞,他希望通過買房子獲得永久居留權。
但金基德沒有出現在房產交易現場。而后就是他患上新冠肺炎并因并發癥去世的消息,前后不過短短十來天。

電影《春夏秋冬又一春》
金基德留下了多部經典作品。包括最受大眾好評的《春夏秋冬又一春》,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圣殤》、銀獅獎的《空房子》、獲得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大獎的《阿里郎》等。
八年前,金基德曾帶著《阿里郎》來到上海電影節,這也是他為數不多的訪華經歷。他的特立獨行給外灘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1
金基德在上海
2012年,第十五屆上海電影節開幕式明星走紅毯的時候,大小明星個個鮮衣怒馬,釵環交錯。這時候突然蹦出了一個頭發花白,趿著一雙破鞋的矮壯小老頭,在紅毯上揮舞著自己的破夾克,閑庭信步旁若無人。鏡頭快速地切走了——再拍下去會影響收視率的。
這是金基德當時在上海的亮相。花白頭發在去年戛納的時候已經引起軒然大波——三年隱居竟已蒼老至此。
第二天我在影城大廳又撞見了他,手里拿著一堆冊子,在翻譯的帶領下像是要奔赴什么論壇。依然是這一身衣服。
第三天,我面對著他本人,終于看清了這身三天不換的衣服——在上海悶熱的黃梅天里——條紋T恤已經臟得辨不出原來的顏色,牛仔褲上有各種斑痕,還有微微異味,短幫靴已經只能用來做拖鞋了。應該不止三天沒換了。
這位重新出道的隱士看上去心情大好,像是一個大病初愈的孩子,歡樂、敞開心扉、享受一切。

金基德
他說是《阿里郎》治愈了他。
《阿里郎》是金基德在患上社交恐懼癥后隱居的三年里所拍攝的電影。他患上社交恐懼癥,據他自己的說法,一是因為一手培植的助理導演張勛盜走了自己的劇本,結果拍成的電影爆紅;二是因為在拍攝電影《悲夢》的時候,由于自己的失誤導致女主角李娜英意外死亡。“這兩件事情讓我重新思考電影和生命,我不再相信人,也開始懷疑電影。”他說。
影片鏡頭對準他自己的個人生活,拉屎撒尿、罵街吐槽、又哭又笑、又唱又跳,無所不曝。
它在韓國上映的時候,只有2000個觀眾,就算是在金基德的電影里面,這也算是少的。
但這部電影獲得了戛納的青睞,獲得了一種關注單元的最高獎。

《阿里郎》
金基德說自己在《阿里郎》里反省人生、反省電影,但他在電影里對獎項也講興十足,歷年獲得的獎杯如數家珍,這樣的反省不免讓人疑竇叢生,與其說反省,不如說是他多年的受冷落之后所產生的自卑加自戀情緒的總爆發。
他總是抱怨韓國觀眾和影評人由于他的非科班出生而沒有公正對待他,他總是感謝歐洲的電影節和觀眾發現了他,他的自卑來自前者,自戀來自后者。他是一個既敏感又需要別人肯定的人,但他的祖國恰恰沒有給他這些。釜山電影節的選片人全燦一在戛納看過此片后說:“我感到羞愧和丟臉。”
02
患上社交恐懼癥的金基德
2008年,金基德患上了社交恐懼癥,賈樟柯在評論這件事的時候,就說了一些非常“勢利”的話,引起了人們的反感,他說:“你做這樣的電影應該也預料到這樣的遭遇,全世界都是這樣的。我覺得太跟大眾斗氣了,不必要。有點向大眾撒嬌的感覺,你把自己看得太什么了,難道韓國沒有金基德電影就不精彩了嗎?”
賈樟柯所說的“做這樣的電影”,指的是金基德所開辟的韓國獨立電影的一種制作模式——節奏快、劇本隨意、不講究場景、非職業演員。
“剛開始我也覺得挺好的,因為他的意圖是希望打破電影拍攝的某種模式,但后來自己也成為了一種僵化的模式,挺單調的。我非常不喜歡金基德,我覺得他是走火入魔的獨立電影,我覺得他藝術上一點價值都沒有,只是嘩眾取寵。”

金基德
賈樟柯的刻薄話其實有一定道理,在《空房間》之后,金基德所有的電影都掉入了一種不斷復制的模式——受傷的女子、封閉的空間、愛欲糾纏、還有沉默的劇情。
《春夏秋冬又一春》在他的電影中算是個異類。它攝影精致、劇情富有禪意,讓老外愛不釋手。也讓金基德第一次嘗到了“認同”的滋味。
在2005年之后,他每年一部電影:《弓》、《時間》、《呼吸》、《悲夢》,重新無可挽回地掉進那個封閉的陷阱。韓國觀眾和影評人在《春夏秋冬又一春》之后對他產生的微薄好感被消耗殆盡,他的電影除了死忠粉絲之外終于再也沒什么人看了——連西方電影節也厭倦了——這才是他患上社交恐懼癥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所說的原因只是導火索而已,因為連他自己都說從04年以后自己就“像一朵花,慢慢凋落”了。
他像一只困獸,在自己編造的牢籠里做垂死掙扎,試了各種方法——《呼吸》請了中國演員,《悲夢》請了日本演員,終究無力回天,在李娜英之死的催化下,他崩潰了。躲進深山,自絕于人世。

通過《阿里郎》,金基德似乎是完成了一次涅槃。但從采訪中和他的新片《阿門》中,我們可以看到,金基德只是通過《阿里郎》重拾了自己的信心,他并不試圖改變自己的風格。從某種意義上說,從逃入深山到返回人世,便是一出自虐的大制作電影。
在《阿里郎》的總結陳詞里,他說:“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這樣的三個詞精準地概括了他的電影。也許很多人希望在他的電影中尋找藝術電影的微言大義,但他電影的精髓并不在此,而在于如何讓自虐、施虐和受虐變得合理而好看。

對話導演金基德
Q=外灘thebund A=金基德
Q:來上海最大的感覺是什么?
A:在上海電影節有這樣的粉絲,我覺得很幸福。全世界都有喜歡我的電影的人,這是我覺得最幸福的事情。
Q:在04年的兩部電影《撒瑪利亞女孩》和《空房間》之后,你的電影無論在評價還是票房都不好,你自己的感覺呢?
A:你說得很正確。我就像一朵花一樣,這兩部片子處于我盛開的時候,后來就慢慢凋落了。但現在可能會再開一次吧。
Q:是因為《阿里郎》嗎?《阿里郎》這部電影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A:在生活中人總是要受傷的,阿里郎是一部可以治療傷痛的電影。對我來說,阿里郎就是一位醫生。通過阿里郎,我又重新開始拍攝一部電影《圣殤》,它講述了母親和兒子之間復仇的故事,它又重新回到我原來的電影風格,暴力、殘忍。
Q:關注邊緣人的題材,會改變嗎?
A:還會延續。
Q:社交恐懼癥對你有啥影響?
A:也算是經歷過一個很好的電影題材吧。
Q:在《阿里郎》里面我看到你很重視那些電影節的獎杯,似乎對它們念念不忘。
A:通過這些獎項,可以說是尋找到了阿里郎的精神。韓國民謠《阿里郎》,韓國人在心情低落、吐露真情的時候喜歡唱,可以激發生的斗志。拍攝阿里郎之前,我又很多次想死的念頭,我不喜歡人,也無法理解人。但通過阿里郎之后,我發現不是別人有問題,而是自己內心有問題。我通過這個作品我找到了自己內心的答案。
Q:作為一個導演,你在韓國國內非常落魄,遭到觀眾的奚落,在國外卻受到尊重和禮遇,對這樣的經歷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A:我覺得首先這是一個電影史的問題。在歐洲電影經歷了歷次的美學革命,觀眾可以接受各種各樣的美學風格,但是在韓國,影響只來自美國大片,觀眾懶于思考更多種類的電影,沒有空間留給那種更加電影化的電影。其次韓國的影評人在評論電影的時候,總是對那些受過正規電影高等教育的導演青睞有加,像李滄東、張善宇。他們明明在我的電影中看到了新的東西,但他們對我的評論卻有所保留。因為贊揚他們的電影非常保險,非常政治正確,贊揚一個非正規軍卻總是要冒風險。在觀眾方面,由于我電影中的人物是充滿侵略性的,而公眾卻只喜歡那些在道德上正確的人,他們拒絕追隨一個有侵略性的、道德上有小污點的人。影評人和公眾構成了韓國的真實面孔,我接受他們,因為這就是真正的韓國。
Q:《阿里郎》里面有這樣一句話:“如果沒有電影節發掘我,我就是一個票房失敗的導演”。
A:在韓國的話,一部電影如果在主流市場沒有票房的話,就已經死掉了。我通過歐洲的電影節,擁有了很多歐洲的觀眾,也拿到了來自歐洲的制作費。我非常感謝歐洲的電影節,這是一種感謝的表達。中國的新生代導演,像婁燁,也和我的狀態也差不多。
Q:很多人覺得你的電影是情色電影,你自己怎么看?
A:這是看的人的問題,不是電影的問題。
Q: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電影?
A:能看懂我的電影的人,都是懂得人生的人。我的電影就是像提出“你是如何理解人生的”的那種電影。
Q:那電影呢,電影是什么?
A:大多數人覺得電影是一種娛樂,但我覺得電影是一種力量,一種反映時代的力量。我相信人類具有預言的能力,電影也可以成為一個預言。但我覺得確實存在一類專門拍那種應該被社會拋棄的很壞很壞的人的電影。另外還有一些電影則充滿了感傷主義。
Q:那拍電影呢?意味著什么?
A: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電影,我的電影不是動作電影,也不是劇情片,甚至不是藝術電影。我總是對人的各個面向感興趣,就像剝洋蔥一樣,對我來說,拍電影發現了人們一層一層掩蓋起來的東西。我希望觀眾在看我的電影的時候,會說“嗯,這確實有可能會發生的。”
Q:你曾說過你的電影的起點是“恨”,如何理解呢?
A:我是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用“恨”這個詞的。這種恨不針對某個個人或某件事,而是一種我生在這世上卻無法理解這個世界的感覺。這是我拍電影的起點。也許用“誤解”來代替“恨”會更好。
Q:對你影響大的導演有哪些?
A:韓國的有李滄東,外國的有庫斯圖里察。張藝謀的《紅高粱》我也很喜歡。
Q:你又是怎么理解愛的?你的很多主人公都因為愛而受苦
A:圣經也好,佛教也好,都把愛放在第一位,愛是一種治療的方式。但是愛過度的話,就會變成一種罪孽。
Q:而且受痛苦的總是女性的肉體和動物的肉體,有什么原因嗎?
A:我并不有意這樣做的。但確實他們在我的電影中總是成為痛苦的見證者,我覺得這和韓國社會生活有關,女人和動物在受到攻擊時總是沒有抵抗力的,他們成為暴力的發泄對象。在《情色屋檐下》中,當小女孩來到屋子里開始賣淫的時候,魚就掉到了地上,并窒息而死。《漂流欲室》里的魚也窒息而死了。動物死亡的場景經常是關鍵的地方。
Q:你哪部電影得到了迄今為止最令你滿意的個人反饋?
A:是《春夏秋冬又一春》,有一次在林肯中心放這部電影,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在影片放完之后不肯走,一定要見我。我們見面之后,她說謝謝我讓她在死之前看這么好看的電影。我也謝謝了她。她看懂了我的電影,《冬去春又來》不是宗教題材電影,講的是人生。
Q:《春夏秋冬又一春》是非常東方的敘事,你在這方面有自覺的探索嗎?就是讓電影看起來更像一部東方電影。
AB:我本身是韓國人,我的電影中有東方氣質是很自然的事情。電影雖然從歐洲開始,但是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氣質。
Q:那你覺得東方的氣質具體是指什么呢?
A:西方人的內心世界是比較抽象化的,內心的自我剖析是很充分的。但東方文化會展示生活化的、美好的一面。看西方電影的時候,會覺得人為什么會這么可惡呢,它展示了人的不同面。但東方文化大概更傾向于講好的一面。
Q:所以你是哪一種?
A:人不是丑陋的,也不是壞人,人本身就是那樣的。但人們不希望在電影里看到那樣的人。很多人拍電影時候會把人們不喜歡看到的東西去掉,但我覺得應該要表現出來。
Q:你能談談在你的電影中的黑暗和希望嗎?在我看來它們在你的電影中都并存著。
A:我試著不用花哨的電影技法來誠實地表達——不用專業演員、不訴諸復雜的思維、也不挑動人們的情感,我的電影中確實有黑暗和光明、悲傷和愉悅的張力,這是我的哲學觀。黑白同色,沒有黑你就無法指出白,沒有白也無法辨認黑。這是相互的存在。
文/王華震
編輯/siri110
本文內容來自《外灘畫報》2012年07月05日第4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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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導演金基德新冠去世,“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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