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第5期話題】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

2020年8月6日，法國技術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去世，引發世界范圍內的悼念。在國內，傳媒的紀念行動已經成為一場頗有影響的文化事件。斯蒂格勒之死，將人們目光吸引到技術哲學上來。技術哲學的未來何在？無論如何，斯蒂格勒緊追新技術革命浪潮的精神，值得中國技術哲學界同仁認真學習：現時代是技術時代，哲學應當做出回應。毫無疑問，當代中國的技術發展世界前列，工程領域更是首屈一指，中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可以利用國情優勢，接續傳統，推陳出新，在世界學術共同體中贏得應有的關注和地位。圍繞上述問題，本論壇特別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段偉文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的劉永謀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的閆宏秀教授和復旦大學的楊慶峰教授，以南北聯袂、京滬對話的形式從不同角度撰文探討這一問題。劉永謀教授的《技-藝反思的“法國潮”》鳥瞰了當代法國技術哲學的興起與現狀，提請國內學界關注技術哲學的法國思潮；段偉文研究員的《數字技術突變與一般器官學藥方》闡述了斯蒂格勒對數字技術突變導致的新一輪無產階級化和系統愚化的剖析與應對之策；閆宏秀教授的《技術與時間中的記憶線》借助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中關于記憶的研究，探尋數字技術背景下的人類記憶、數據記憶與人類未來之路。楊慶峰教授的《斯蒂格勒、數字人文主義與人類增強》分析了斯蒂格勒對于當代人類增強技術研究的哲學啟發。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4.1-2020.8.6

技-藝反思的“法國潮”

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斯蒂格勒去世，媒體、藝術界和文藝研究界反響強烈，世界技術哲學界反應并不大。世人皆以斯蒂格勒為技術哲學家，但他并不認為自己是技術哲學家，甚至稱自己“超哲學”[1]。可是，他卻成功地幫助技術哲學尤其是法國技術哲學，吸引到更多的關注。就提升技術哲學曝光度而言，斯蒂格勒與拉圖爾貢獻不相上下。然而，技術哲學界對兩人的評價差別不小，他不被法國人認定為如拉圖爾一般的頂級知識分子?？傊?，“斯蒂格勒之死”本身就是一樁意味深長的事件。

米切姆曾向美國技術哲學協會電子刊物Techne提議專刊紀念斯蒂格勒，但最后沒有被接受。美國的技術哲學家乃至哲學家關注過斯蒂格勒的人很少。從全球范圍來看，有影響的建制性技術哲學發展主要以美國、德國、荷蘭和中國為代表，而法國是否有重要的技術哲學學術共同體，在很多人看來都是存疑的。

實際上，法國學界對自己是否存在技術哲學傳統，一直爭議不斷的。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初，法國技術與哲學學會成立，但迄今為止，技術哲學并沒有在法國學術界確立為公認的哲學分支。該學會的共同發起人塞瑞祖里（Daniel Cerezuelle）2017年曾在人大科哲講學，與同期來訪的拉圖爾交流，在演講中就坦承學會在過去10多年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最近才開始復蘇。當代法國科技哲學領域的標志性人物拉圖爾一般被歸入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傳統，他的教席也是設在社會學研究中心，稱之為技術哲學家多少有點勉強。

然而，建制化推進的緩慢，并不代表技術問題在法國被關注得不夠。法國的思想家并未忽視對技術的哲學反思，不過很難說存在專門的技術哲學研究傳統，而主要是在科學史和社會學兩大強有力的傳統中進行的。

自笛卡爾之后，經百科全書學派、圣西門、孔德、柏格森、巴什拉、科瓦雷、康吉蘭，到?？?、德勒茲、利奧塔，法國科學史傳統可以說占據法國思想的半壁江山。在法蘭西學院，?？聯蔚氖撬枷胧分v席。他認為，在當代法國哲學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蘭為代表的“知識的、理性的、觀念的哲學”形成了與“經驗的、感覺的、主體的哲學”分庭抗禮的局面，后者的代表是薩特、梅洛－龐蒂。[2]

法國是社會學誕生的重要源頭。圣西門和孔德對于社會學創建居功至偉，后者1838年首次在《實證哲學教程》中提出“社會學”這一名稱，并建立起社會學的基本框架。之后，迪爾凱姆、布爾迪厄和拉圖爾的社會學均赫赫有名。圣西門對技術與工業的研究投入許多精力，其后科學、技術與知識一直是法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以拉圖爾為代表的SSK“巴黎學派”崛起便是明證。

在上述兩大傳統中，技術被充分地反思。今天認定的法國技術哲學家比如埃呂爾、西蒙棟以及國內不熟悉的讓尼古（Dominique Janicaud）、沙博諾（Bernard Charbonneau）、哥哈（Alain Gras）、布航（Jean Brun）等人，一般擔任的都是社會學、歷史學和人類學教席。

法國人對技術的哲學反思往往與科學、知識混雜在一起進行的。在法國科技哲學傳統中，自圣西門之后，“科學”與“技術”兩個概念被緊密聯系在一起使用，法國學者說“科學”時經常包括技術，?？戮褪堑湫?。在一定程度上，法國人對科學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科學改造世界的實踐力量，而不是把科學視為邏輯嚴密、絕對無誤的真理。而斯蒂格勒更是主張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觀念，這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實際上，“技術化科學”的觀念今天在法國和德國技術哲學家中很受歡迎。

實際上，斯蒂格勒在貢比涅大學擔任的是法國最早一批以技術哲學為名的教席。但他認為，技術反思并非哲學反思，而是哲學的全部研究對象，因此研究技術就是研究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超哲學”的。顯然，他把自己當作一般哲學家。也就是說，他的目標不是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而從技術切入的哲學（philosophy from technology），要經由對技術的反思而獲至哲學基本問題的答案。這一點在法國科技哲學家中非常明顯：他們對科學技術的反思并不止于科學技術本身，尤其試圖指向理解人的社會歷史境遇——這一境遇在當代無疑以科學技術時代為最突出的特征——因此法國的技術哲學家以人與技術之關系為最核心的問題，因而對技術倫理、技術的社會沖擊備加關注。

法國技術哲學與藝術關系非常密切，表現為哲學家們討論很多藝術、美學和文論的問題，福柯、德勒茲、德里達和斯蒂格勒等人都是如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技術與藝術在法國傳統中長期被混同為“技藝”（technik），類似英語中technology的術語technique直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開始流行。同樣，法國人講藝術時不限于純粹的審美藝術，而是包括有實際用途的工業設計、建筑藝術以及家居裝潢、服裝設計、園林和城市規劃技藝等等。在斯蒂格勒這里，藝術被認定為最高的技術形式，是當代記憶技術重要的組成部分。

技藝同源的觀念根源于當代法國技術哲學對人的基本理解，即人本質上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技術物、藝術物都是能制造工具的“靈巧者”即人的創造。這也為當代法國技術哲學所謂的“物的轉向”（thing turn）——西蒙棟于1959年提出——開辟了道路。拉圖爾和斯蒂格勒均給技術人工物以更高的位置，前者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要求對人與物以平等對待，而后者花大氣力分析物尤其是記憶物如電影、照片、數碼物等。當然，法國技術哲學轉向物，亦受到其他國家同行的影響，如溫納對紐約長島大橋的技術政治學研究，荷蘭興起的道德物化理論，以及美國興起的工程哲學研究。

另一個與作為工具制造者的人之觀念相關的法國技術哲學突出特點在于：與人類學研究關系密切，大量使用和借鑒人類學研究技術的思想和方法。這個特點在斯蒂格爾理論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他受到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古爾漢（AndréLeroi-Gourhan）影響巨大。從歷史和人類學角度來考察技術都強調時間和起源的問題，因此科學史傳統的巨大影響與法國技術哲學親近人類學是一致的。通過對人類與技術關系的人類學考察，法國技術哲學得出技術與人協同進化的基本觀念，也為強調技術的歷史性、偶然性、斷裂性和差異性開辟道路。古爾漢讓法國學者相信，技術已經成為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他影響的技術哲學家除了斯蒂格勒，還包括西蒙棟、德勒茲和拉圖爾，拉圖爾甚至提出“人類學轉向”的說法。但是，正如塞瑞祖里強調的，“人類學轉向”并不是法國技術哲學對人性或人的本質主義方法的回歸，而是強調技術的“人類學構成”，反對技術中立的工具主義觀點。

反對技術中立的觀點，同樣是當代法國技術哲學受到圣西門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現象學運動重大影響的結果，這在斯蒂格勒思想中體現得很明顯。圣西門將科技與工業視為緊密聯系的現代社會兩大支柱，強調賦予科技專家和工業家統治國家的權力，因而被稱之為技治主義的“鼻祖”。顯然，圣西門將技術問題引向政治批判，而很多人將斯蒂格勒視為政治哲學家或技術政治學家。馬克思主義對法國學者一直影響很大，阿爾都塞提出過“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斯蒂格勒等人都短暫加入過法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一樣，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技術問題非常感興趣，繼承馬克思關于機器與工人、技術的社會存在等方面的問題或觀點?，F象學對法國技術哲學家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海德格爾思想為樞紐，海德格爾后期哲學關注的焦點是技術，他的技術哲學思想對德里達、利奧塔和斯蒂格勒的相關思想影響很大。

總的來說，國內對法國科技哲學研究還比較生疏，有很大提升空間，技術哲學領域尤為明顯，拉圖爾和斯蒂格勒也是在過去幾年才被中國學者關注。與美國、荷蘭和德國的技術哲學相比，法國技術哲學特色鮮明，有很多值得中國技術哲學發展借鑒的東西。

首先，關心人在技術時代的命運。高新技術重要特點是深入每個社會個體的日常生活當中，未來技術哲學的發展必須要從存在論的高度來回應人與技術在技術時代的新關系。

其次，融合歷史、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不同視角。法國的技術哲學表現為明顯的問題學，輻輳于某一技術問題進行跨學科探討。國內的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史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STS）比較隔膜，學科意識過強，這對于智能革命時代的技術哲學發展不利。

再次，聚焦于技術的倫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方面的問題。應該說，這屬于整個科技哲學未來發展的熱點。國內對此已有認識，但研究還不夠深入，尤其沒有發揮哲學思想的深刻性和總體性的優勢。

第四，重視研究技術與藝術的關系或技藝哲學。實際上，國內的藝術家和藝術學研究者對于高新技術尤其數碼技術非常關注，近年來舉辦很多技術與藝術對話的展覽、研討和會議。相比之下，技術哲學家與藝術圈、電子工程師、媒體工作者的聯系還很不夠。

最后，加強技術哲學的經驗研究。法國技術哲學的“物的轉向”，與技術哲學荷蘭學派提倡的“經驗轉向”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要求技術哲學研究者俯下身子，把目光緊盯各種各樣的人工技術物，挖掘具體物件中的靈韻或倫理、政治意涵。

總之，中國的技術哲學應該在繼承自然辯證法研究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和借鑒包括法國技術哲學在內的各種思想資源，面對當代中國特殊的技術問題，交融創新，自成一派。當今是哲學的“小時代”，世界范圍內哲學遇冷，大哲學家舉世罕有。中國的技術哲學家們應該感謝斯蒂格勒，因為他的死讓技術哲學又“火”一把。面對不確定的技術世界，哲學可以有所作為，也應該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1]（法）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學思考：與埃利.杜靈訪談[M]，許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47

[2]杜小真編選：《?？录?，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M]，2003.149

數字技術突變與一般器官學藥方

段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家總想努力對他所處的時代說些什么，斯蒂格勒亦然。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對于整個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框定與加速現象成為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時代規定性。在斯蒂格勒看來，數字技術所推動的超級工業社會或自動化社會開啟了無產階級化的新階段，正在使人類社會走向邪惡化和下流化，甚至沿著向下的“惡的螺旋”滑向系統性愚昧的時代。[1]

為了回應人類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推動下的這一“技術突變”（technological mutation），在講授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他特別建議聽眾展開跨學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 work）。[2]而這與他將哲學問題等同于技術問題的主張是一致的:以技術為關鍵線索追問形而上學的歷史與演進，聚焦在此進程中所發生的認識論斷裂與實踐中斷，探討由此導致的人類的危機與出路。換言之，斯蒂格勒以技術為核心的思考所聚焦是歷史境遇中的技術形態與人類命運。而當下尤其引人關注的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紀狀況下，科學因工業之需而與技術相連接，技術遂成為異質性實踐與復合性知識型:科學與技術拼接為“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技術科學、技性科學）,進而發展出“技術-工業”、“技術-社會”乃至“技術化生命”。[3]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技術化科學”的確切所指，就是科學、技術在實踐層面趨于一體化意義上的“科技”，而“科技”一詞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步入科技產業化快車道后的流行便是現實的明證，當然這也表明了中國思維與文化中對待科技的實踐性與實用化取向。

在斯蒂格勒看來，科技這種新的知識型徹底改變了科學的目的，使科學的使命由探討事物的“存在”與“同一性”轉軌至根據工業的需要開發事物的“生成”與“可能性”倘若我們能深入辨析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現象技術”（Phenomenotechnique）和諾德曼（Alfred Nordmann）的“本體技術”（noumenal technology）等對技術化科學/科技的解讀及其張力，或可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斯蒂格勒對工業和資本主導的科技的形而上學疑惑:不能忽視由技術-工業單邊決定技術化生命的所有可能性的選擇，因為這種以利潤快速獲取為準則的選擇根本就是不科學的。（[3]，p.148）在康德對理性與知性的區分的基礎上，他認為這種選擇是不可靠的技術化的知性對科學與理性的僭越。為了回應這一挑戰，哲學對他而言意味著以理性回歸為目標的哲學化的技術工作或技術學/科技學:聚焦技術/科技時代人類的狀態，在進行技術/科技/工業研究的同時，致力于對技術/科技/工業的批判與重新引領。而這些跨學科的研究、批判與引領，無疑出于對科技時代人的關懷，旨在審視和改善人的狀況。

由此，與偏好分析的學院式哲學不同，斯蒂格勒為其所從事的技術工作或技術學搭建的理論平臺對技術與人的生成過程、現實境遇與未來愿景給予了全方位的觀照。為了廓清技術與人的關系，他從古人類學家安德烈.勒魯瓦.古漢描述的生命外置化和技術哲學家西蒙東的個體化的思想出發，將基于技術的“人化”（I’hominisation）視為用有機生命以外的方式延續生命的“后種系生成”或一般的生命進化過程，即不斷涌現出由技術形成的非有機器官或人造器官的器官的外置化過程。對此，他提出可以用一般器官學來理解作為外置化生命形式的技術。所謂一般器官學就是技術學，它將一般意義上的器官劃分有機體內部的心理層面、有機體外部的人造層面和由相關機構與組織構成的社會層面等三個既平行又會通的層面。從一般器官學來看，各種技術如同生物學意味的突變，由此所帶來的有機器官與人造器官的結合，以及相應的心理層面、人造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安排，難免會對有機器官及其所棲居的身體產生毒性和破壞性。鑒于技術這種類似藥的效用，一般器官學必須展開藥理學研究，或者說它同時也是藥學。（[2]，pp.23-24）而不論是一般器官學還是藥學所采用的都是系譜學的方法，這有助于揭示技術與人的關系在特定演進階段的模式、危機與出路。

在他看來，技術是因愛比米修斯之誤而不得不賦予人的義肢或本質，人與技術結合而成為兼具生成性與偶然性的存在——技術在彌補人的“本原的缺失”而賦予人本質的同時，也使人的命運注定要遭遇“本原性的意外”。而旨在走出歷史悲劇所展開的批判，首先就是經由技術所導致的意外——在具有偶然性的技術突變的觸發下，去哲學地思考。（[2]，pp.153-154）對于當下的人類而言，我們正置身其中的意外就是所謂的“人類紀”，數字技術和自動化則是人類紀時代最重要的技術突變。早在1996年，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中指出，人類的進化建立在記憶與程序之上，人類的歷史不過是程序中止和重啟的歷史，技術突變造成的記憶方式與程序編碼的改變，使得人的后種系生成處于不停的技術中斷之中，而機器記憶和自動程序已經使技術中斷登峰造極——機器對各種程序操作的代管令由群體統一性構成的種族面臨滅絕的威脅。[4]這種中斷可稱為數字中斷。同時，依據西蒙東的個體化的思想，人的個性化實現有賴于超級個體化過程，即技術體系通過與社會體系和個人心理的作用使人的個體化得以實現，或者說人總是需要在一定技術體系下同時發展個性并形成對群體的認同。而作為工業化進程最高解讀的技術突變或數字中斷，不僅使人們越來越嚴重地喪失了對共同體的歸屬感，甚至讓人的個體性越來越多地與機器或能夠被機器處理的數據及編碼相聯系。由此，個體屬于某個群體的“誰”的個體化逐漸喪失，與機器或功能相關的“什么”的個體化日漸泛濫。（[4]，pp.85-87）對此，在自動化社會和人類紀等主題下，他對我們身處的超級工業時代展開了尤為深刻的批判，并試圖在此海德格爾式的“座架”具象化的時代觸發懸置折疊（中斷重復）的第二時刻（the second moment of epokhal redoubling）引入技術變革甚至激發出分岔點，以尋求負熵化的未來。

首先，他指出基于數字第三持存的知識外化可能導致人的去技能化或無能化即“無產階級化”的新階段。所謂持存大意指對意識與認知的保留。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在胡塞爾的第一持存（感知的心理持存）、第二持存（記憶的心理持存）的基礎上提出的，意指可以在主體之外使思想和行為發生時的蹤跡得以保存，從而使記憶及知識通過外置化的技術方式實現。其悖謬在于，知識的外置化既是一切知識構建的前提，又會在一定的技術社會制度安排下，蛻變為剝奪人的知識以及認知能力的手段。對此，斯蒂格勒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關機器和一般智能等討論中，最早明確地指出了其中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去技能化或無能化問題，即由知識的外置化所導致的知識破壞與喪失。（[2]，pp.89-91）而這種“無產階級化”是技術變革、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等制度安排下的產物，一般伴隨著人對這一過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屈從。具體而言，19世紀工廠對工人身體的機械蹤跡的采集導致了人的技能知識的“無產階級化”，20世紀興起的消費社會中的文化工業對受眾的模擬蹤跡的引導使人的生活知識“無產階級化”，當前建立在第三數字持存即數字蹤跡的自主-自動生產之上的超級工業和自動化社會則正經歷著“理論知識喪失的時代的誕生”——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三階段。（[2]，pp.46-47）

其次，他強調德勒茲所預言的“控制社會”正在變成現實，也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三階段。當前，隨著大數據的發展，一切蹤跡都可以被作為數據來采集、記錄和分析，由普適計算和萬物互聯所構建的超級工業化情境無處不在，數據驅動下人人皆可分析的解析社會呼之欲出。早在1992年，根據消費社會對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壞性捕獲與非強制性調制，德勒茲就曾提出“控制社會”的預言:人們將置身無處不在和持續運行的管控網絡之中，個體被細分為分割體（dividuals）。[5]沿此譜系，斯蒂格勒強調，如果說在消費社會中是借助文化工業和媒介俘獲消費者的注意力而使得消費者獲取如何生活的知識的過程發生短路的話，近年來出現的大數據等蹤跡產業（industry of trace）則試圖通過社交網絡和眾包平臺實現對人的內驅力的自動控制，對由此形成的烏合之眾實施自動干預，基于大數據的快速運轉的自動化知性分析能力甚至會繞過作為綜合能力的理性而使其短路。在走向總體化的自動社會中，這種控制有可能發展為對洞察力的機械性清算，人的認知過程甚至成為“神經市場學”、“神經經濟學”所計算和調制的對象。（[2]，pp.41-86）對此，斯蒂格勒專門與比利時學者胡芙華（Antoinette Rouvroy）探討過她與貝恩斯（Thomas Berns）提出的算法治理術（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他認為，這種基于控制論的算法治理術實質上是編程化（grammatization）即人的智性經驗的人工再生產的最新階段，應該從一般器官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在趨向總體自動化的技術體系的發展中，基于數據行為主義的編程化會不會實現數字化真理統治（digital regime of truth），使得社會體系和個人心理乃至意識發生終極短路?斯蒂格勒認為，就算人的洞察力被自動化過程所短路，但由此獲得的算法的分析能力只是對康德意義上的知性的自動化，最終不可能替代理性而只能走向失敗。[6]

斯蒂格勒的這些思辨不僅延續了近70年來有關社會批判、文化工業批判以及多種晚近現代及后現代思想家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反思，而且通過他展開的遞進式的系譜化構造，使得數字中斷所導致的人的認知短路等“網絡憂郁”乃至對系統愚化的擔憂的急迫性得以充分彰顯。由此，他向人們揭示了這種數字中斷所帶來技術震驚:人類的精神、智力、情感和感性能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符號生產與理論知識創造越來越少，人們在其個體化過程中的能動性越來越難以發揮，人的個性化與獨特性的缺失越來越普遍。這迫使人們看到，很多看似使人類的行動能力變得空前的強大科技，實際上是憑借著各種破壞性的手段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導致非有機體、非世界與非人無限膨脹和熵的無限增加的同時，必然造成人的精神生態危機。

因此，斯蒂格勒認為，面對數字中斷及其導致的技能與知識遭遇普遍性剝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是時候引入相應的二次懸置折疊（中斷重復）（epokhal redoubling）激活相應的技術變革了。他認為，固然數字中斷造成了嚴重的失調，甚至每種新的數字或智能技術都會如同超級記憶藥一樣對人的認知與情感能力形成短路性破壞，但隨著由數字中斷所產生的技術震驚的震撼力愈益加大，必然會迫使人們通過二次懸置折疊（中斷重復）尋求解毒與治療之道:其一是哲學意義上的懸置折疊（中斷重復），即在信仰和知識上與現有的數字技術與自動社會的知識斷開，懸置其歷史時代的文化行為程序;其二是新知識和新行為以及新的超個體化循環的重新構建，進而在此基礎上重建新的社會體系。（[2]，pp.111-113）盡管批評者會指出這兩個方面只是抽象的可行性方案，但斯蒂格勒卻在實踐中對此進行了嘗試。一方面，他在他所主持的研究與創新研究所進行了數字化研究，這一研究并非對數字技術的簡單的人文反思，而試圖在一般器官學的架構下，構建一種類似于?？碌摹靶轮R型”或巴什拉的“新認識論”的面向所有知識的新范式，通過范疇轉移、認識論斷裂等規劃一個去自動化的自動社會。（[2]，p.110）另一方面，結合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凸顯能動性（agency）與獲能（capacitation）的能力經濟學理論以及他自己的力比多經濟理論，提出了貢獻式收入的概念，并應用于智能城市建設試驗。（[1]，p.19;pp.180-181）

正是基于這些認知與實踐，他試圖通過一般器官學化解人類紀和自動化社會的看似不可逆的熵增，創構一種超越數字中斷而使人免于精神與價值隕落的負熵的未來。而要真正實現這一點，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則不再僅僅是哲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7]

【參考文獻】

[1] 貝爾納·斯蒂格勒 .人類紀里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 [M]. 陸興華、許煜譯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 2016, 110.

[2] 貝爾納·斯蒂格勒 .南京課程 : 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證法》 [M]. 張福公譯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2019, 22.

[3]貝爾納·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 與埃利·杜靈訪談 [M].許煜譯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2018, 146- 148.

[4]貝爾納·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2. 迷失方向[M]. 趙和平、 印螺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0, 86.

[5] 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EB/ OL]. https://www.jstor.org/stable/778828.

[6]Rouvroy, A., Stiegler, B. 'The Digital Regime of Truth: From the 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to a New Rule of Law'[EB/OL]. http://www.ladeleuziana.org/wp-content/ uploads/2016/12/Rouvroy-Stiegler_eng.pdf.

[7]貝爾納·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A], 王曉明、蔡翔: 熱風學術, 第八輯, 許煜、 王舒柳譯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 https://www. caa-ins.org/archives/1855.

技術與時間中的記憶線

閆宏秀（上海交通大學）

在斯蒂格勒關于技術的哲學考察中，記憶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在其思想體系中，記憶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時間意蘊之外，更是貫穿在技術與時間內在關聯中的一條主線。在其三卷本的《技術與時間》中，每卷都有關于記憶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中，有“裂變的記憶”“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內在環境就是社會化的記憶”等；在第二卷《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記憶”“記憶工業化”“公正的記憶”“作為記憶的技術”等；在第三卷《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中，“全球記憶術系統”“對記憶的持留的物質性記錄”“記錄技術”等。這些關于記憶的不同表達，一方面體現了斯蒂格勒在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胡塞爾、柏格森等關于記憶思想的反思中，將勒魯瓦—古蘭的人類學與電影、錄音、數字等技術發展所進行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這種融合之間依然存在裂縫。事實上，“將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記憶的理解加以聯系并非易事，但是也特別具有啟發性?！盵1]

一、技術：程序“外延”的記憶載體？

在斯蒂格勒這里，個體的發展以“遺傳記憶；神經記憶（后生成性）；技術和語言的記憶（我們將技術和語言混合在‘外在化過程’之中）”[2]這三種記憶為基點。技術的出現是對愛比米修斯過失的一種應對，而“人類賴以生存的后種系生成的記憶是技術”。[3]依據此邏輯，記憶與愛比米修斯的過失在技術體系中蘊含著一種天然的內在關聯。即，記憶是對某種過失的一種補余?；仡櫚乩瓐D關于記憶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當歐幾里得說出：“單憑記憶當然不行。不過我當時一回家就做了一些筆記，后來空閑時又作了一些補充”[4]時，記憶載體就已經出現，并用來輔助記憶。同樣地，拼寫文字、照相、唱片、互聯網等技術都屬于記憶載體。

在技術作為程序“外延”的記憶載體的過程中，技術開啟了記憶的外化之路，實現了對記憶的媒介化保存。這種保存方式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出場，而且還指向了記憶自身的形成邏輯。如，人類事務、思想等在被技術處理形成記憶載體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技術化的記憶載體為上述內容的不斷呈現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帶來了記憶的裂變。易言之，在記憶被技術化的那一刻，“記憶在擺脫遺傳記錄的基礎上繼續自己的解放進程，同時也留下了裂變的烙印，這些烙印留在石塊、墻壁、書本、機器、玉石等一切形式的載體之上?！保╗2]，p.200）

當斯蒂格勒完成了人類生物學意義上記憶的器具化或曰技術化考察時，記憶的喪失或中斷開始出現，但記憶卻又變成了界定人類的一個維度，“工具是一種真正的無生命而又生命化的記憶，它是定義人類有機體必不可少的有機化的無機物”，（[2]，p.208）且與海德格爾關于存在中的遺忘問題緊密相關，因為當“將記載記憶作為存在的遺忘即是存在的命運。”（[2]，p.5）因此，斯蒂格勒關于技術作為程序“外延”的記憶載體是一種暗含矛盾的表達。這種表達既是一種過失，又是一種對過失的彌補。說其過失，是因為記憶本身就有遺忘的維度，技術化記憶不僅是記憶的外置，而且還是記憶的某種裂變；說其彌補，是因為記憶載體通過記錄的方式使得遺忘在后續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減弱，并為記憶的重構提供了可能性。與此同時，在人類面對記憶載體所進行的記憶激活過程之中，記憶主體的界定、內容重構與真實性等問題出現在斯蒂格勒的研究之中。

二、記憶的工業化與“迷失”

保羅·利科認為記憶現象學“圍繞兩個問題構建起來：對什么（quio）的記憶？記憶是誰（qui）的？”[5]展開這兩個問題在記憶工業化背景下更加凸顯。如：當今的數字技術對人類日常生活的捕捉、獲取以及留存帶來了代具形式的外部記憶，為記憶提供了新的場所。這種新的場所就是斯蒂格勒所言的一種迷失方向，即技術發展帶來的背景解體?！皩κ裁吹挠洃洝币蚣夹g對人類社會的日益滲透而將“什么”所包含的范圍不斷擴大；“記憶是誰的”在人與技術交互的過程中將記憶主體——“誰”變得更加多元，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等之外，數據記憶作為一種媒介將“誰”對“什么”的記憶帶入了一種新的場所，并帶出了空間的迷失與時間的懸置。

所謂時間的懸置，就是指在記憶工業化的背景下，數字、信息、網絡等記憶技術的可重復性、實時性、不在場性等技術特性帶來了時間的迷失，以及記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界限模糊性?！耙环N新型的時間客體——也即可非線性的、可離散的客體，它是超視頻鏈接科技的結果——的出現”，[6]這種超鏈接帶出了記憶的真實性問題與記憶的政策問題等。其中，斯蒂格勒的“公正的記憶”指向關于記憶真實性的探討，這種記憶是“包括立場的中正、對過去的公道、對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之事的記錄的不偏不倚”，（[3]，p.23）并指出這種記憶只有在鏡影中才是公正的，譬如照相中的反射?？梢钥闯?，這種真實性是在強調記憶技術的客觀性。然而，當今技術除了對世間事務記錄的客觀性之外，還有創構性的意蘊，斯蒂格勒在不確鑿性與確鑿性關系討論中所指出的方向調轉就恰恰揭示出了記憶工業化中記憶真實性的復雜性。

在斯蒂格勒這里，記憶的工業化帶來了空間的迷失、時間的迷失、記憶真實性迷失的同時，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全球記憶術體系出現，數據庫、互聯網成為了兩種記憶共同的場所之一。在該場所中，“‘誰’在其不確定性中編程自己”，（[3]，p.213）“誰”的問題就是記憶政策的問題；在該場所中，“誰”與“什么”的先后關系也是不確定的，甚至應該說是一種類似于人類自身所產生的數據與人之間互構關系的不確定性。因此，迷失成為了記憶工業化的一個產物。

三、第三記憶與未來

在斯蒂格勒的記憶研究，對胡塞爾關于記憶研究的反思是其一個重要的部分。斯蒂格勒的“第三記憶”就是來自于胡塞爾的圖像意識，并與之相對應。“所有記錄，無論其形式如何，都屬于這一類型的記憶”，（[6]，p.20）即“第三記憶”，其與作為瞬間把握的第一記憶和作為回憶的第二記憶不同，是作為對記憶喪失的填補。簡言之，在斯蒂格勒看來，一切記錄技術形成的記憶就是第三記憶，但在這三種記憶中，滯留從未缺席，且滯留的有限性是對記憶考察的一個重要維度。然而，技術的發展為滯留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如：在約翰·洛克關于“保持”（retention，滯留）的解讀中，將“遺忘和緩慢”視為是記憶的兩個缺點”，[7]但在當今技術以保持為缺省值、以全面與實時為發展目標的過程中，遺忘和緩慢逐漸被技術消解，反倒是強調記憶需要遺忘，如：被遺忘權已經”的進入到了關于記憶的考察之中。

斯蒂格勒將“第三記憶”與第一記憶和第二記憶進行剝離的過程，事實上也是尋找三種記憶之間關聯性的過程。如，在其關于電影的解析中，基于胡塞爾的再造的“自由”、再回憶中的前攝與雙重意向性[8]等，描述了三種記憶之間的關聯途徑與融合方式。也就是說，在對胡塞爾記憶理論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又對諸如電影這樣的記憶技術進行了基于胡塞爾框架的解讀，但不同的是，記憶技術在發生變化。那么，在對技術與時間的未來考察中，記憶之線的價值需要進一步的挖掘。

當今記錄存檔模式的“第三記憶”，不僅僅是人類留存與獲取記憶的場所，也使得“記憶變成了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3]，p.146）變成了消費的對象與被消費的對象被聚合的界面，相應地，記憶的遴選準則和機制、記憶持留的時間與空間成為了資本、政治等角逐的領域，或許“在未來，對導向機制的掌控，將會是對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保╗6]，p.181）此時，對“第三記憶”的考察既是對技術進行哲學考察的一個生長點，也是構建人類未來的一個關鍵點。

因此，斯蒂格勒關于記憶技術的解析雖然并非是一個獨立完整的體系，但卻有其獨到之處。這種研究從另一個視角呈現了技術的本質，更是帶出了記憶在人類社會中重要性，特別是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關于記憶、技術與人類的未來探討將是一個值得細究的論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數據記憶的倫理問題及治理研究”（項目批準號:19ZX043）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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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數字人文主義與人類增強

楊慶峰（復旦大學）

從現象學角度對技術問題展開反思構成了人類哲學領域獨特的風景線，我們可以例舉出一個典型名單，從經典的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到當前的德雷福斯、唐·伊德、斯蒂格勒、維貝克等人。這個名單背后還有一個人若隱若現：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利科對伊德本人影響巨大，成就了伊德但也影響了伊德。不僅如此，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利科也成為一個思想來源，但是稱不上影響巨大。本文主要是對斯蒂格勒對于當代增強技術的討論有著怎樣的啟發進行分析。

筆者通過兩種數據檢索方式搜索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三卷本。（1）輸入德里達（J.Derrida）、胡塞爾（E.Husserl）、海德格爾（M.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現象學家的名字分析斯蒂格勒更倚重哪一位現象學家？在三卷中，德里達共出現120次，胡塞爾共出現了529次，海德格爾出現了355次，利科出現了34次。（2）輸入記憶（memory）、遺忘（forgetting）、過去（past）、技藝（technics）等關鍵詞分析《技術與時間》的關鍵主題是什么？在三卷中，記憶出現了822次；遺忘出現了93次；過去出現了596次，而技術出現了668次。以這兩組數據為依據，會推演出一些基本結論：從第一個檢索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最為倚重胡塞爾，他在最大程度上把胡塞爾作為了思想來源或者批判對象；利科的影響最小，查閱斯蒂格勒的利科引用文獻會發現他僅僅引用了利科的《時間與敘事》一本；從第二個檢索中，可以看出，對于斯蒂格勒來說記憶的地位很顯然超過了技藝。這一點超出了一般人對這三卷本的認識，根據題目和論述章節，可以推演出斯蒂格勒賦予技術（技藝）以本體論的地位，而記憶無法顯現出來。這本書至少題目以及目錄卻很少能夠顯示出這一主題的重要性。第二個結論引發了我們的一個新問題的產生：就記憶主題而言，為什么學理分析與數字分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結論？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學理分析與數字分析能夠有效形成呼應，數據分析能夠有效地支撐嚴謹的學理分析。所以這一悖論將數字人文研究方法與傳統研究方法的關系暴漏出來：需要警惕數據分析存在的先天缺陷：較少的數字未必意味著這一主題的缺失，可能是隱藏在文本深處的；而較多的數字并不僅僅意味著某個主題的主導，尚需要學理分析的支撐，而學理分析的失察可以通過數字分析加以彌補。

從人類增強的人文主義分析入手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人類增強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以enhancement或者augmentation進行關鍵詞搜索的結果會令人失望。倉促得出一個結論，斯蒂格勒不關心人類增強問題或許是錯誤的。可以說，這一并沒有在數據上得到支持。然而，這一問題卻被挖掘到了。許煜教授在《遞歸與偶然》（2020）中提到這樣一個問題?！俺藠W古斯特.魏斯曼對中質和體細胞的區分，以及基因型和表現型的區分意外，斯蒂格勒還發現了第三種類型的遺傳，它既非身體性也非基因性，而是技術性的。這個觀點依然是對生物學強有力的解構，直至今天，隨著人體增強和基因工程項目的即將展開，這個觀點才明晰起來?！盵1]這意味著哲學家對于某一具體技術問題的探討并非是材料內容上的，而是哲學啟發上的觀點或方法。

在本文看來，斯蒂格勒對于人類增強提供的并不是內容性的討論，而是哲學方法的洞見。比如他能夠對人文主義哲學提供了很好的哲學洞見，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1）如果把人之時間性看成是人文主義哲學的第一個規定性，那么斯蒂格勒則將技術提升到時間同等的地位，為人的時間性闡述提供了一個有效的介入口。時間性討論中一個重要的維度是如何解釋過去與未來，必須要對未來有一個良好的意識，這一意識使得“未來是可籌劃的嗎”成為真正的問題。阿倫.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1985）指出“人類未來尚無定局”這意味著人類都是在變動中去構建自己的未來。作者從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新人文主義的討論，并給讀者留下了一個開放性問題：“二十世紀的世界對人文主義傳統價值觀表現出十分的兇殘和冷漠，新人文主義有前途嗎？”阿倫的分析足夠綜合，卻忽略了技術因素。當然這一點可以理解，長期從事歷史學研究的阿倫未必會高度關注技術因素。我們把目光轉向哲學領域，會發現有三個人討論了與技術有關的人類未來的問題：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和斯蒂格勒。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向死而生，這就是人之未來的形而上學界定。他在《致小島武彥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條通向人類本己性的道路在那里顯示出來？他指出，在擺置之支配面前退縮和返回是一種合理選擇。[2]伽達默爾則在《論未來的規劃》中討論了科學理性時代，人類未來是可籌劃的嗎？他指出了一種可能性“而我們時代科技夢幻曲則催使人類意識越來越進入夢鄉”[3]。他給通過解釋學劃定了一條界限，“或許還有一個無人知曉但依然規定了一切不可逾越的界線。”[4]。所以在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這里，未來是可希望的，甚至是可以確保的。在這一問題，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曾經發表的《被大數據裹挾的人類沒有未來》、《為了一個負熵的未來》（2016）給予我們足夠的哲學洞見。面對新冠疫情，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警鐘已響，設想一個不可計算的未來”（2020），這些篇目已經勾勒出了斯蒂格勒的對未來的看法：未來正掌握在一群愚蠢的人類手中。“將諸般機械模式強加于鮮活的現實（自然和人類），毒害著鮮活的現實?！本哂衅茐淖饔玫哪Ｊ奖豢醋鍪蔷哂袆撛炝蛣撔滦缘哪Ｊ?。在他看來，“只要我們將所有決策都簡化為一種計算的行為繼續對一切事物施加著影響，我們就注定要經歷劫難。”（《分支》，2020，Les Liens qui Liberent出版社）。在計算的不可抗拒性與不可計算的未來中，或許斯蒂格勒更感受到了“計算”的不可抗拒性。如此，通過對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斯蒂格勒等哲學家和阿倫這位歷史學家對未來觀點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未來是可期望的，但是需要給予哲學的限定。所以，對“人文主義”這一哲學范疇的規范性使用就是把人文主義這種內涵規定性給予深度挖掘，這種挖掘會靠近時間的流逝性，會面對過去、當下和未來的三重維度，更會面對生命記憶的問題。

（2）人之有限性是使用人文主義哲學的第二個規定性。有限性意味著邊界的存在。我們可以理解為時間上的有限性，空間上的邊界性。那么就人類增強技術發展而言，人類增強技術的未來邊界在哪里？斯蒂格勒提供了怎樣的哲學洞見呢？人類增強的文化心理以及技術實現不僅遮蔽了人類未來，更是讓我們對人之有限性缺乏足夠的了解。然而，當我們回顧整個思想史，會發現人的有限性被放置到不同的觀念框架下。如神-人對立的框架中，人的有限性是相對于神而言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力圖通過自我意識的活動與技術的實踐活動來不斷超越這種有限性。理性和技術的無限強大完全讓人類忘記了自身的有限性對人自身而言的意義。幸運的是從海德格爾開始，在利科等人的推動下，人類的有限性被充分地詮釋了出來。從先驗層面看，人是時間性存在（20世紀20年代的海德格爾）；從經驗層面看，人是身體性存在（20世紀40年代的的梅洛-龐蒂）、歷史性存在（20世紀60年代的利科）、語言性存在（20世紀60年代的加達默爾）、政治性存在（20世紀60年代的沃格林）、技術性存在（20世紀80年代的唐.伊德、斯蒂格勒）等等。

當代增強技術是強調對人之有限性的突破，這是其特有的方向。這種內在邏輯依然是現代技術的邏輯延申，更加超越人的時間性存在（如通過記憶與意識上傳追求永生），忽略了人之有限性的存在（如通過特定藥物強化肉體的承受力）。而人文主義哲學反思卻是讓人不斷地意識到這兩個界限。如何將這條邊界線給揭示出來讓人知曉？延續這一邏輯任務，斯蒂格勒（2020）在邊界的討論上給出了一個技術哲學的規定，設想一個不可計算的未來，讓算法時代的可計算技術變成不可計算的技術。他也為這個時代開出了一個藥方：建議一套信息技術理論。如今我們已經無法驗證他的這個藥方了，但是一個問題依然有效：當代增強技術是否是基于可計算技術的產物？這種信息技術理論能否成為化解以及消除當代增強技術導致的完全增強的戾氣？在筆者看來，面對上述問題，斯蒂格勒提供了有效的哲學洞見，而我們需要做的是澄清不可計算之物、不可數據化之物的哲學本質，以便讓未來變得可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20&ZD04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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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tiegler, Bernard.2008. Technics and Time[M], 2: Disorientation.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Stiegler, Bernard.2011. Technics and Time [M],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于《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